統治俄羅斯的蒙古金帳汗國的伊斯蘭化

来源：部落可汗

一、别儿哥汗接受伊斯兰教

金帐汗国的实际创建者拔都（1243-1256年）是一位不信奉伊斯兰教的汗王，但由于拔都继承了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即「对各宗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

[1]反而赢得了穆斯林学者对他的赞誉。13世纪的术札尼在其《卫教者表》或作《纳昔儿史话》一书中写道：「他(拔都)为人十分正直，是穆斯林的朋友；在他的保护下，他们常常过着愉快而又幸福的生活。在他的营列和部落民中间，有定期聚礼的清真寺。在他统治与在世的时期，伊斯兰教地带没有由于他(个人)的意志、他的部属、军队而发生灾祸。突厥斯坦(这里指花剌子模地区)的伊斯兰教徒在他的保护之下安居乐业。」

[2]这是穆斯林作者的溢美之间，拔都实际上是一位萨满教徒，他去世时是按蒙古人仪式入葬的。尽管如此，拔都的政策使伊斯兰教在金帐汗国的生存有合法的土壤。由此奠定了伊斯兰教在金帐汗国传播的初步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拔都对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是有贡献的。

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指的主要是金帐汗国内突厥蒙古游牧民的伊斯兰化。在金帐汗国，有好几个地区在蒙古人来到之前就已信奉伊斯兰教，如花剌子模、不里阿耳及不儿塔里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尤其是花剌子模在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启动金帐汗国伊斯兰化进程的是伊斯兰教中的苏非派。早在13世纪蒙古人征服以前，苏非派就已渗入不里阿耳王国，在其王耶迪加尔和阿迪尔沙统治时期，不里阿耳王国有一百多个苏非谢赫和神学家，这些最早的苏非可能属于卡迪里教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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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迪里教团是苏非派创立的最早的教团。12世纪由阿卜杜勒·卡迪尔·吉拉尼(1078-1166年)首先倡导，后由其诸子建成教团。该教团在信仰上坚持逊尼派教义，遵守伊斯兰教法和履行宗教功课，以宽容、慈善、虔诚和谦恭著称。教团修道中心在巴格达。

[4]推动游牧民接受伊斯兰教的捷径是促使游牧民的首领接受伊斯兰教。拔都之后，别儿哥汗(1257-1266年)是金帐汗国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汗王。14世纪著名的阿拉伯史学家伊宾·哈勒敦描写别儿哥汗皈依伊斯兰教的经过：「［别儿哥］由涅只蔑丁·忽不剌(即纳吉姆丁·库布拉)的门徒之一舍木薜丁·巴哈儿昔接纳入教……巴哈儿昔住在不花剌，派人劝告别儿哥入教。他(别儿哥)成了伊斯兰教徒，就派人颁发给他一张文书，准许他在他的其余领地内随意处置一切。但他［巴哈儿昔］辞绝了。别儿哥动身去会见他，他［巴哈儿昔］却不许他进去见他，直到他的亲近请求他接见别儿哥时为止。他们为别儿哥求得了他的允诺［准他进去见他］，他便进去了，又重复了一遍入教的誓约，司教责成他公开传［伊斯兰］教。他［别儿哥］在自己的全体人中间传播它，在自己的全部领地内建起了清真寺与学校，亲近学者与法学家，与他们为友。」

[5]舍丁薜木·巴哈儿昔是由纳吉姆丁·库布拉派往布哈拉的。

[6]库布拉死后，巴哈儿昔成了在布哈拉的库布拉维教团的首领，与库布拉敌视蒙古人的态度相反，巴哈儿昔企图积极接近蒙古统治阶层。他曾致信给察合台的大异密哈巴石·阿迷的，抱怨入仕困难。巴哈儿昔的努力还是引起了蒙古统治阶层的注意。志费尼记载道：蒙哥合罕之母唆鲁禾帖尼别吉「把施舍物和礼物赐给伊马木和沙亦黑，并努力恢复穆罕默德宗教的神圣戒律。而此说的征象和证明是，她捐一千银巴里失在不花剌建造一所学校(madrasa)，其圣洁的基础由八哈儿思的沙亦黑伊斯兰赛甫丁(Saif-ad-Din)任主管和监护。」

[7]巴哈儿昔的声名能达于蒙古之母，并被其委以职务，说明他的影响不小。乌马里在其《眼历诸国纪行》中说，在护送蒙哥合罕即位后，「别儿哥踏上了归程，在途经不花剌时，他遇到了巴哈儿兹人长老赛甫丁，他是摄塔里哈匿只马丁忽不剌的一位门徒。他(赛甫丁)的话在他(别儿哥)那里落到了有利的地面上，并推动了他皈依伊斯兰教。由于双方的谅解得到了加强，于是这个巴哈儿兹人向他提议，为了表示敬重和交换礼品，同穆斯塔辛哈里发建立书信往来关系，别儿哥遂(真的)给了他(哈里发)一封信，并遣人赠送礼品。这样不久，他们双方之间带有文书照会、礼品和亲善使命的使臣就活跃地往来起来。」

[8]别儿哥推行伊斯兰教的具体政策我们还不太清楚，但通过穆斯林学者的叙述，我们大体上能够了解别儿哥汗时金帐汗国的一般情况。据术札尼《卫教者表》记载：大约有3000匹马的别儿哥军队，都是穆斯林，［逊尼派］的正统仪式已经出现，他们随身携带祈祷用的跪毯，祈祷时间一到，他们就专注于祈祷，而且每一个人都滴酒不沾。在别儿哥那里，有许多穆斯林神学家，法学家和注释学家。别儿哥本人也拥有许多宗教书籍，并经常听一些关于伊斯兰教法和道德的辩论。

[9]此外，别儿哥汗下令处罚撒马儿罕的基督教徒，毁坏了他们的教堂。别儿哥汗的伊斯兰化政策可能只限在统治阶级上层分子的范围内，且仅限在接近宫廷的那些人中间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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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别儿哥汗接受并保护伊斯兰教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一)取得统治权的需要。拔都去世后，大汗蒙哥任命拔都之子信奉基督教的撒里答继位，撒里答在归途中去世，蒙哥又任命拔都的另一个儿子兀剌黑赤继位。不幸的是，兀剌黑赤同年也去世了。于是伊历652年(公元1254年2月21日至1255年2月9日)拔都的弟弟别儿哥继位。在拔都和蒙哥眼里，别儿哥并不是汗位直接继承人。别儿哥可能是靠阴谋取得汗位的。伊历657年(公元1258年至1259年)，撒马儿罕人赛义德·阿失剌法丁到德里做买卖，在这里他向《卫教者表》的作者术札尼讲述了如下的事：拔都死后，其子撒里答即位，他决定去觐见大汗蒙哥，归途中经过别儿哥住处时，却变换路线不见别儿哥，别儿哥派人问他为何这样?撒里答回答道：「你是伊斯兰教徒，而我信奉基督教；见到伊斯兰教徒的面是不幸的。」别儿哥得知后，独自在他的帐幕里，锁上门，把绳子绕在自己的脖子上，大哭了三昼夜并祈祷道：「主啊，如果穆罕默德教和伊斯兰教法是真的，让我向撒里答讨回公正吧!」这以后第四天时，撒里答便死了。

[11]讲述者和记录者都是这件事同时代人。故事的具体情节可能会有所出入，但结局别儿哥通过手段取代撒里答可能是真实的。如前所述，别儿哥拥有近三万人的穆斯林军队，这是他取得政权的支柱。历史上，蒙古宗王为取得汗位往往寻求宗教上的支持。别儿哥是这样，后来的月即别也是这样。

(二)金帐汗国内部伊斯兰教势力的推动。除了苏非派的积极活动外，别儿哥辖境内的穆斯林也对别儿哥产生了影响。别儿哥的辖境据鲁不鲁乞的记载：「他(别儿哥)的牧地处于从波斯和突厥来的所有的萨拉森人所走的大路边上。萨拉森人到拔都那里去时，经过他那里都送给他礼物；而他也假装是一个萨拉森人，在他的斡耳朵里，不准吃猪肉。不过，当我们从东方回来时，拔都已经命令他从这里向东迁移，迁到伊梯利亚河彼岸去，因为拔都不愿意萨拉森人的使者经过他那里，在拔都看来，这是他自己的损失。」

[12]这段话反映了别儿哥所管地区是穆斯林活动地区，并由此给他带来了丰富的收入。「由于金帐汗国与不里阿耳有联系，与中亚的工商业及文明城市玉龙杰赤、不花剌有联系，手工业者、商人、画家、学者及当时封建伊斯兰教知识界的代表人物都从那里来到两个萨莱——拔都萨莱与别儿哥萨莱城。」

[13]因此，别儿哥与穆斯林的密切关系是他接受并保护伊斯兰教的重要因素。

(三)埃及马木路克王朝鼓励支持金帐汗国伊斯兰化的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伊利汗国与辖有叙利亚的埃及为邻，两国的国界线在美索不达米亚。强大的伊朗对马木路克王朝是一个威胁。因此，埃及素丹希望通过各种手段使金帐汗国与伊利汗国保持敌对状态。为此，埃及素丹与别儿哥频繁互遣使者，并送给别儿哥十分丰厚的礼物。埃及素丹贝巴儿思(1260-1277年在位)在致别儿哥的信中指出：别儿哥皈依了伊斯兰教，就有责任对异教徒作战，即便他们是他的亲人，要知道先知就曾与自己同部落的亲人作战。伊斯兰教不光是一些教义章句，圣战是它的(主要的)后盾之一。因此，他必须发动对鞑靼人(指伊朗的蒙古人)的圣战。

[14]当时阿塞拜疆是术赤系与旭烈兀系争夺的焦点。阿塞拜疆有着著名的牧场。蒙古人特别喜爱库腊河下游可以驻冬的木甘草原及适于夏天放牧的覆盖着丰美青草的哈剌塔黑山坡。此外阿塞拜疆各城镇中还有著名的手工业，尤其是纺织业。因此，别儿哥汗千方百计地想将阿塞拜疆归并到金帐汗国。他以自己的部队曾参加过征服伊朗占领巴格达为由，要求将阿塞拜疆作为报酬。双方谈判未果，随即发生战争。对于信仰伊兰教的阿塞拜疆人来说，别儿哥汗一旦皈依伊斯兰教，就成了他们的朋友。别儿哥汗则把与伊利汗国的争夺看成是奉安拉之意与异教徒伊朗的蒙古人作战。马木路克王朝的外交政策加强了金帐汗国与伊利汗国的敌对状态。使节往来尤其是众多的礼物巩固了马木路克王朝与金帐汗国的友好关系。别儿哥汗还与埃及素丹贝巴儿思结成了姻亲关系。总之，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因素而不是出自内心的精神需要，促成了别儿哥接受并保护伊斯兰教。别儿哥汗在国内除了建了几所清真寺和学校之外，几乎没有更多的推广伊斯兰教的措施，也没有要求他的继任者必须是伊斯兰教徒，但它毕竟是第一位公开宣称自己是伊斯兰教徒的蒙古统治者，他提高了伊斯兰教在金帐汗国中的地位。乌马里在其《眼历诸国纪行》中称赞说，从别儿哥时代起，太阳开始在地平线上升起，光芒四射。

[15]别儿哥汗使金帐汗国走上了伊斯兰化道路。

二、月即别汗与汗国伊斯兰化的完成

别儿哥汗虽然接受并保护伊斯兰教，但它并没有改变成吉思汗以来的宗教宽容政策。别儿哥汗死后，他的侄子忙哥帖木儿并没有信仰伊斯兰教，但他继承了别儿哥对马木路克王朝的友好政策，保护东正教的同时并没有压制伊斯兰教。而他的继承人脱脱蒙哥汗(1280-1287年)在1283年皈依了伊斯兰教。脱脱蒙哥在即位前还是多神教徒，即位后才信奉了伊斯兰教。到了1287年，脱脱蒙哥对伊斯兰教「显得有些癫狂，他厌弃国事、与司教、托钵僧缠在一起，舍弃尊荣。有人对他说，国家必须有治国之君。他说，我已将它(国家)让给自己的侄子秃剌不花了，他内心高兴这样做。他的妻、弟、伯叔、亲族与近臣只好同意他。

[16]脱脱蒙哥的行为实际上使信仰伊斯兰教成了他个人的事务，它对汗国的伊斯兰化并无促进作用。其后秃剌不花(1287-1290年在位)和脱脱汗(1290-1312年在位)在位的早期，金帐汗国的实权掌握在术赤的幼支那海手中。那海的宗教信仰我们不太清楚。据拉施特的记载，他的女儿舍巴黑是一个伊斯兰教徒，他的儿子秃里曾向伊利汗国的阿八哈汗的女儿求婚，他本人与脱脱汗发生战争后曾愿臣属于合赞汗。由此推测，他本人是倾向于伊斯兰教的。

[17]但他不敌视基督教徒。例如，他的一个妃子曾来到基尔基接受方济各会修士们给她施洗礼。

[18]看来那海的宗教态度是宽容的。1300年，脱脱战胜那海后，成为金帐汗国的全权君主。脱脱不是伊斯兰教徒，始终信奉多神教，似乎是佛教徒，但他在国内推行了保护伊斯兰教徒的政策，与埃及马木路克王朝继续保持使节往来。

[19]别儿哥汗以后，金帐汗国诸汗虽然不全是伊斯兰教徒，但他们的宗教宽容政策尤其是不压制伊斯兰教的政策客观上有利于伊斯兰教的发展，这为月即别汗(1312-1340年在位)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奠定了社会基础。

月即别时期金帐汗国的伊斯兰教化，李一新曾专文论述。

[20]他论述较为细致，笔者深受启发。促使月即别推行伊斯兰化政策的直接原因与他的继位有关。月即别是继脱脱汗之后即位的。月即别不是脱脱的儿子，而是他的侄儿，没有嗣位的权利。他在一位有势力的异密忽都鲁·帖木儿的帮助下，杀死了其它异密欲立为汗的脱脱之子亦勒巴思迷失，夺得了汗位。据史料记载，月即别在篡位之前，就已经知道伊斯兰教的重要性，并劝人加入统治者重视不够的伊斯兰教。这引起了一些蒙古首领的不满，他们对月即别说：「为什么我们放弃成吉思汗的‘札撒’而去信奉阿拉伯人的宗教?」脱脱死时，这些蒙古首领就决定在推选死者的儿子为汗王以前消除月即别当选的可能性，想把他诱至一宴会中暗杀之。但月即别于事前闻讯，乘马逃亡，然后召集军队回城。他包围阴谋者集团，同时杀死了阴谋者和脱脱的继承人，自己遂登上了汗位。自此，追随月即别汗皈信伊斯兰教成为是否承认月即别继承汗位的重要考验。月即别可以凭此杀死那些对其不满的一些蒙古贵族。月即别汗在即位二年后写给埃及素丹的信中说，在他的国家中，异教徒已经为数不多了。这实际上是说，经过二年的斗争，金帐汗国的蒙古统治阶层中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已为数不多了，他的汗位巩固了。

与以往金帐汗相比，月即别汗在汗国境内推行了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伊斯兰化政策，这些政策在穆斯林作者的记述中有所反映：

(一)树立汗王是真正的穆斯林形象。别儿哥与其宫廷虽对伊斯兰教文明极其倾心，但在埃及统治者眼里始终是半开化的人。月即别汗则有所不同。乌马里说，月即别汗「信仰宗教，自称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按宗教教旨行事，注重祈祷仪式，注意遵守斋戒。」

[21]伊本·白图泰说，素丹月即别每周五都来拜访萨莱城的法学家、伊玛目学者努尔曼丁·花拉子米，坐在他的面前，以最谦恭的态度向他致敬，向他陈述自己的过失。月即别汗若出发去某一地区，途中也坚持礼拜。

[22]月即别汗的钱币也反映出他强烈的伊斯兰教倾向。在他的钱币上，月即别汗被称为「盖亚斯·乌德·丁·月即别汗」、「摩诃末·月即别汗」、「公正的月即别汗」等等。钱币背面的箴言是：「信仰的救助者」、「高贵的大汗」等。

[23]而他本人则取名为素丹·摩诃末·月即别汗，或称月即别素丹，这是穆斯林君主的称号。

(二)重用信仰伊斯兰教的王公贵族或亲信。每一个想得到汗王信任的人，都必须积极表现自己对伊斯兰教的笃信态度。这首先从汗王的后妃子女中体现出来。伊本·白图泰一行向月即别汗的大哈同问安时，同伴中有一位诵读者，按照埃及人的方式诵读《古兰经》。他们拜见第二位哈同凯白克·哈同时，她正在坐垫上诵读《古兰经》。「我的诵读者诵经后，她赞赏不已，命人取来粟酒，也像王后一样亲手捧杯给我。」伊本·白图泰如此说。

[24]后来继位的月即别汗次子札你别，是由圣裔首领伊本·阿布杜·哈米德负责教养的。而月即别汗的女儿伊蒂·库珠珠克也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各地总督、城市官员也多为伊斯兰教徒担任。曾经为月即别汗夺取汗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忽都鲁·帖木儿担任了花剌子模总督。这位总督曾在玉龙杰赤建造了一个清真寺高塔，修建了伊斯兰教学校。其它如克里木城城长图卢克·铁木耳，爱杂格城的城长穆罕默德以及马扯尔的城长等都是伊斯兰教的信仰者。包办税收的商人大部分是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商人，其中包括花剌子模人，常被任为国内的达鲁花及被征服国的八思哈与达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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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视发挥伊斯兰教法在社会事会中作用。月即别汗时，与伊斯兰教教法有关的事务已归伊斯兰教法法官来处理。伊本·白图泰描写道：忽都鲁·帖木儿习惯于每天把法官召开客厅等候接见。他由法学家和书记们陪同。他们的对面坐着一位叫做牙库什(民事法官)的大长官，以及陪同他的八位突厥语大长官和贵族。然后，人们到来，提出诉讼，请他们裁判。凡牵涉到教法的案件均由伊斯兰法官处理；其余的则由那些长官裁判。他们的判决是公正准确的，不偏袒任何一方，不接受任何贿赂。这段内容反映出：尽管仍然存在着根据成吉思汗札撒判案的法官，伊斯兰教法典及其法官已有相当大的势力。伊本·白图泰的游记中提到月即别汗及其子女周围有许多法学家、法官，他们不仅仅是奉命作陪，诵经说法，对汗国的宗教生活还起着顾问和监督的作用。

(四)强力推行伊斯兰教。1314年，月即别汗派人带了礼物向埃及素丹祝贺「伊斯兰教传播从中国起直到西方各国尽头的地方。他说，在他(月即别)国内还有一帮人没有皈依伊斯兰教，但他即位后，就让他们在皈依伊斯兰教与战争之间进行选择。他们拒绝(入教)，于是投入了战争。他攻击他们，将他们击溃后，屠戮俘虏，歼灭了他们」。

[26]「他不仅下令杀死在蒙古社会生活中起着巨大作用的萨满，而且也下令杀死佛教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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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你别汗(1340或1341-1357年)把月即别汗的伊斯兰化政策引向深入，他兴建伊斯兰教经学堂、清真寺，聘请神学家，奖励科学(神学)的学术及培养文明的风俗习惯。他在钱币上称「至高的素丹，哲拉·乌德·丁·马合木」、「札你别汗」或称「公正的素丹，哲拉·乌德·丁·马合木」。由于他的伊斯兰教政策，札你别汗在阿塞拜疆赢得了不少忠实于自己的人为术赤朝的利益进行宣传。乌列马，伊斯兰教法学家、神学家的代表—司教、哈昔等特别坚决地支持他。有名的哈昔木黑牙丁·别儿歹在灭里·阿失列甫(1344-1356年在位)的压迫下逃到别儿哥萨莱城，一次他在讲道中，呼吁札你别汗出征帖必力思。结果札你别汗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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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月即别汗和札你别汗的努力，伊斯兰教已成为国教。在教法上，属于哈乃斐派。诚如乌马里所说：「现在伊斯兰教已在鞑靼人中间得到了传播，宗教之光照耀着这个国家。」

[29]伊斯兰教已在当地人民中间家谕户晓了，尽管还有不少事情同穆斯林教规相矛盾。德国学者施普勒说：「从此以后，所有诸汗都坚持伊斯兰教。大部分伏尔加—鞑靼人愈来愈被吸入到创立于小亚特别盛行于克里木一种特殊模式的逊尼派伊斯兰文化。」

[30]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基本上完成了。

三、汗国伊斯兰化的影响

金帐汗国伊斯兰化首先有利于伊斯兰教建筑和艺术在金帐汗国的流行。月即别汗、札你别汗等在别儿哥萨莱建造了清真寺、伊斯兰教学堂。来自花剌子模的工匠将伊斯兰教艺术用于清真寺等建筑上。在大批收藏的13至14世纪别儿哥萨莱的各种建筑物上的磁砖上可看到：「综合的植物图案与几何花纹及装饰阿拉伯文字相配合，五光十色的釉彩(蓝、碧绿、白、绿、黄)与玉龙杰赤特有的红色(底色)相配合——所有这些，与中亚及伊朗各城居民所习惯的那些建筑型式传入了伏尔加河流域。」

[31]出土的文物中，有阿拉伯文题词的大理石灯座，有植物图案与阿拉伯文字体配合的釉陶。有阿拉伯文题词的青铜镜。所有这些都带有伊斯兰教的烙印。伊斯兰地区文化艺术在蒙古统治者居住地的流行，既促进了蒙古统治阶层转向伊斯兰教，也反映出伊斯兰教已经渗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其次促进了汗国的突厥化，随拔都远征进入钦察草原以及此后进入钦察草原的蒙古人，包括好几种部落。但主要有两大蒙古部落：弘吉剌和忙兀部，在钦察草原上不仅没有丧失自己的部落统一，而且发展成了相当大的部族。但他们虽保持了自己的统一，却没有将自己的蒙古语保持下来，他们的语言突厥化了。乌马里说，鞑靼人占领了钦察草原后，随着时间的流失，占领者与当地居民建立了联系，产生了婚姻关系，他们的思想行为也受到了一定影响。许多人用钦察语即突厥语说话。

[32]伊本·白图泰在金帐汗国时，发现当地人朗诵《古兰经》、唱歌先用阿拉伯语，后用突厥语和波斯语。突厥语是国家的官方语言。乌斯曼诺夫在研究了术赤兀鲁思的赏赐诏书后指出：术赤兀鲁思的文学语言是一种以当地钦察语为基础的独立的突厥语，而不是察哈台语。

[33]突厥语是伊斯兰教在汗国传播使用最广的语言，一方面通过亚萨维教团的努力，突厥游牧民已经熟悉了使用突厥语的伊斯兰教，在金帐汗国传教多是熟悉伊斯兰教义的突厥人。月即别汗本人就用突厥语阿塔称他的宗教指导者和顾问阿塔·赛义德。突厥语成了伊斯兰教传播的工具，反过来又促进了蒙古人在语言上的突厥化。

第三，巩固了汗王与城市上层社会(包括城市贵族、大商人、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和手工业者上层分子)和有势力的穆斯林异密的联盟。月即别汗能够取得汗位与忽都鲁·帖木儿的坚决支持分不开。忽都鲁·帖木儿之所以支持月即别，是因为他希望月即别坚决改奉伊斯兰教，对力量还很强的敌人采取严厉手段。这位花剌子模的总督在玉龙杰赤修建的清真寺高塔上的题词中自称：「强大的国君［蔑力］，阿拉伯与非阿拉伯国君的保护者，人世间与宗教的光辉，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教徒的尊严，伟大的纳只马·答兀剌丁的儿子忽都鲁·帖木儿。」

[34]作为穆斯林势力的代表，他的题词从反面说明了汗王室与之结盟的必要性。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斡脱富商与汗室有着共同的贸易利益，因为汗本人与亲王们都投资于商队贸易。在异教徒与穆斯林君主之间，伊斯兰教神职人员总是不遗余力地支持穆斯林君主，而后者对他们也常表示尊崇。伊斯兰教文化的传播则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

第四，巩固了与埃及马木路克王朝的友好关系。埃及马木路克王朝为推动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巩固与金帐汗国的联盟，把许多贵重礼物送往金帐汗国。礼物中包括建造清真寺及其它建筑物的材料，如1287年埃及素丹灭里·满速儿派人送给金帐汗国建造克里木清真寺所用的大批材料，价值二千底纳儿。月即别汗即位后不仅派人告知他推行伊斯兰教的情况，还在1320年将金帐汗国的蒙古公主秃伦拜出嫁给埃及素丹。在双方交往中，埃及素丹将伊斯兰教文化意识传入了金帐汗国，促进了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而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又巩固了双方之间的友好关系。

从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进程来看，它是渐进的，且程度不深。从别儿哥汗至月即别汗，金帐汗国用了五、六十年时间，才基本上实现汗国的伊斯兰化，尽管这中间有汗王不信伊斯兰教，但在成吉思汗宗教宽容政策的祖训下，伊斯兰教在金帐汗国得到平稳的发展，它没有受到激烈的镇压，也没有受到狂热的推崇。这也是汗国伊斯兰化程度不深的原因。伊斯兰化的成就主要在城市和蒙古上层分子的范围内，即使已皈依伊斯兰教的可汗，王族和贵族们，也不像伊利汗国那样坚持按哈里发的法律行事，他们的伊斯兰思想意识并不牢固。伊本·白图泰叙述月即别汗参加聚礼日礼拜时说，我们去清真寺等候作聚礼拜，素丹迟迟未到，聚礼时间已过，他才东倒西歪地走来。嬉笑着向赛义德·萨里夫打招呼。

[35]伊本·白图泰还指出，在汗国居民中有不同的人群，这些人包括蒙古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居住者和统治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穆斯林。然后是阿速人，他们是穆斯林。库蛮人、捷克人、罗斯人和罗姆人，这些人都是基督教徒。

[36]即使是钦察草原上的游牧民也不全是穆斯林，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有许多萨满教徒。与伊斯兰文明较发达的伊朗、中亚相比，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程度是较浅的。这对汗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巴托尔德惊叹：金帐汗国的政权能在二百多年的时间保留在同一汗国的成员手中，这在游牧民中是罕见的现象。他认为这是因为金帐汗国统治的地方保留着更多游牧民的战斗传统，受前蒙古时代统治传统影响最少的缘故。「游牧生活在术赤领土的各个部分中，尤其是属于昔班后人的地区中占优势。……因昔班继承人与城市文化接触得最少，从而他们仍然最忠于游牧民的战斗传统，所以在成吉思汗的王朝的势力已经到处陷于几乎完全崩溃的时代，他们还能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

[37]巴托尔德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新西兰的约翰·约瑟夫·桑德尔斯指出，有别于单纯的侵袭者，游牧民族领袖为建立帝国必先与一个文明较高的民族接触，以便解决国家管理与军事征服问题，并利用受过教育的他族人去治理已占的领域。

[38]术赤之子斡耳答·亦禅的直系后裔如果仅凭游牧民的军事组织显然是不能完全取代拔都的直系后裔在金帐汗国的统治。既能适应游牧生活又能适应城市生活的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是适宜于游牧民的，除了真主之外，他不信仰其它神，他没有偶像崇拜，他聚礼的清真寺或道堂是俭朴的建筑物，更没有繁琐的宗教礼仪。伊斯兰教也适应于城市生活，安定的生活使一部分伊斯兰教神学家、法学家、教长去研究、宣传宗教教义，追求物质享受的王公贵族、城市商人、手工业者也能从宗教中得到慰藉。因此，伊斯兰教对维护金帐汗国的政权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金帐汗国最终解体了，但伊斯兰教仍然在分裂的各汗国保存下来。伊斯兰教在金帐汗国缓慢的发展过程是金帐汗国保持持久的重要原因。不发达的伊斯兰文明适应着游牧民的生活。游牧民社会生活的发展与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的发展是同步的。而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正处于发达的伊斯兰文化区，很快地被高度发达的文明所征服，汗国也急剧地走向解体。而在伊斯兰文明不发达地区发展的东察台汗国却得以残存。格鲁赛感叹道：「他们(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没有使他们真正分享伊朗和埃及的古代文明，相反，最终使他们与西方世界割裂，并使他们成为欧洲土地上扎营的外国人(正像后来的奥斯曼人一样)，永远没有被同化。」

[39]一种宗教被一个民族选择因为这种宗教最终适应了这个民族的需要，与此相应的文明也随之扎下根来。对金帐汗国来说，伊朗和埃及的古代文明，仍然是输来的文明，而基督教或东正教文明在游牧民看来并不比伊斯兰教文明高，最终金帐汗国的伊斯兰文明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

[1]［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2]术札尼：《卫教者表》，拉弗梯英译本《亚洲包括印度穆斯林王朝通史》，伦敦，1981年，第1171-1172页(Jūzjani,Tābaka-i-nasiri,translated by H.G.Raverty, A Gerneral History of the Muhammadan Dynasties of Asia, Including Hindustan, London,1881,pp. 1171-1172。

[3]Alexandre Bennigsen and S. Enders Wimbush, Mystics and Commisrs: Sufism in the Soviet Union, Berkeley, 1981, p.37.

[4]在花剌子模，则有纳吉姆丁·库布拉创建的库布拉维教团在活动，并已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参见拙文《中亚库布拉维教团述论》，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5]［苏］格列科夫和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1页。

[6]赛义德·阿塔尔·阿巴斯·利兹维：《印度苏非主义史》(Saiyid Athar Abbas Rizvi, A History of Sufism in India)，蒙什拉姆·马努哈拉勒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227页。《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一版，卷三，第822—823页。

[7]［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下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57页。

[8]乌马里：《眼历诸国纪行》，克劳斯·来西德译本《蒙古世界帝国》，威斯巴登，1968年，第101页，转引自刘迎胜博士论文《察合台汗国史纲》第三册，1984年，第451页。

[9]术札尼：《卫教者表》，拉弗梯英译本《亚洲包括印度穆斯林王朝通史》，伦敦，1981年，第1285页。

[10]［苏］格列科夫和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35页。

[11]术札尼：《卫教者表》，拉弗梯英译本《亚洲包括印度穆斯林王朝通史》，伦敦，1981年，第1291页。

[12]［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42页。

[13]［苏］格列科夫和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5页。

[14]［苏］格列科夫和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5页。

[15]乌马里：《眼历诸国记》，《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32、33辑。

[16]［苏］格列科夫和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9页。

[17]［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1—155页，参见李一新《月即别时期钦察汗国的伊斯兰教化》，载《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18]［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项英杰校，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06页。

[19]［苏］格列科夫和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2页。

[20]李一新：《月即别时期钦察汗国的伊斯兰教化》，载《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21]乌马里：《眼历诸国记》，《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32、33辑。

[22]《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0—271页。

[23]霍渥斯：《蒙古史》(H.H.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artⅡ)，伦敦，1880年，第172页。

[24]施普勒编：《蒙古史，根据13—14世纪东西方报道的史料》(History of the Mongols, Based on Eastern and Western Accounts of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by Bertold puler)，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201页。

[25]［苏］格列科夫和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08页。

[26]［苏］格列科夫和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36页。

[27]卡忒美尔：《蒙古史》，第186页，转引自《金帐汗国兴衰史》，第1107页。

[28]［苏］格列科夫和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22-223页。

[29]乌马里：《眼历诸国记》，《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32、33辑。

[30]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 ,new edition, Leiden, 1979，p.1107.

[31]［苏］格列科夫和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40页。

[32]［苏］格列科夫和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85页。

[33]［苏］H·A·杜林姆：《评乌斯曼诺夫〈术赤兀鲁思的赏赐诏书〉》，载《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新编第24辑，1982年。

[34]［苏］格列科夫和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51-252页。

[35]李一新：《月即别时期钦察汗国的伊斯兰教化》，《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36]施普勒编：《蒙古史，根据13-14世纪东西方报道的史料》，第197-198页。

[37]［苏］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67-170页。

[38]转引自黄时鉴：《桑德尔斯的〈穆斯林与蒙古人〉》，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6年，第1期。

[39]［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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