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薩之戰

文史 04-24

雅克薩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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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紀歐洲興起的地理大發現，在人類史上第一次將地球表面孤島式的各文明連接起來，這也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的開端。而尾隨這一巨變而來的，則是歐洲文明宗教、經濟、軍事各方面的擴張，給予各孤立文明以史無前例的衝擊和壓力。這一浪潮最遙遠波及到東亞，結果以中國、日本在16-17世紀的抵制/鎖國政策結束第一階段，然而這卻是一次得不償失的勝利，兩百年後，西方文明以更猛烈的浪潮襲來，最終在鴉片戰爭中破門而入。

晚明的中西遭遇，並未引起當時東亞社會的震動，而只有局部的影響，今人之所以掉頭回顧，並予以高度關注，無非因為鴉片戰爭後的慘烈遭際，由此完全重塑了我們對於第一階段中西交通的看法。地理大發現後歐洲勢力的東進分為海陸兩道，人們往往目光集中於西歐諸國，而忽視陸路而來的俄國[1]，或將兩者視為毫不相關的兩件事。然而兩相併舉，適可深切理解當時局勢。這海陸兩道的接觸，最終均以政治軍事衝突告終，海道東漸結束於禮儀之爭和收復台灣，陸路則結束於雅克薩之戰；為時均在清帝國最強盛的康熙一朝。晚明、晚清均以衰弱著稱，但正是因為朝廷政治控制力不強，致使歐洲力量的滲入；而政治軍事力量的重振，則不免以激烈衝突、強力拒斥的姿態出現。就這一邏輯而言，三百年後的毛澤東時代正是康熙年間史事的一次翻版。

戰爭

很少人意識到，俄國東向擴張的動因和伊比利亞半島類似，是出於一種基督教徒與東方異教爭鬥數百年的「再征服運動」產物。從蒙古高原到匈牙利平原的內陸亞洲，是一片內陸的海洋，構成歷史上眾多游牧民族的自由遷徙通道。蒙古人13世紀突如其來的征服，切斷了俄國與西方的聯繫[2]，俄國的擴張可說是對此的一次反向運動。1395年帖木兒摧毀金帳汗國的首都薩萊，意外地造成莫斯科公國崛起，此後，向東一直到中國的廣闊內陸，就如同15世紀西歐人到來之前的大西洋/印度洋一樣，成為一片權力真空地帶。因此波雅科夫1646年向莫斯科報告，認為有300人就足以征服他所到過的所有地方。

這就造成一種無限制的擴張：通常來說，這種擴張只有在遭遇強大對抗或技術無法克服的地理障礙時才會停下來[3]。從這一邏輯上說，俄國佔領幅員如此遼闊的土地，很難說是其本性極其貪婪或武力強大的證明，而需要歸結為某些非人為的強大因素。在抵達中國邊境之前，俄國人事實上是很少遇到有組織抵抗的，而他們的困難反而在於不知在何處才應該停下來[4]。因為俄國及北亞地形極為單調，幾乎只有一種地形，就是四面開闊的平原，談不上有什麼天然的邊界。

1643年，俄國武裝第一次侵入黑龍江流域。此刻正是中國易代之際，中原激戰正酣，因此直到40年後，康熙帝才開始部署大規模的軍事反擊行動。但與其歷史上的意義相比，1685/1686年的兩次雅克薩戰役的規模都是相當小的，俄軍從來沒有超過800人，而清軍一度達到6千人[5]。和鄭成功收復台灣時一樣，雅克薩之戰值得注意的特點之一就是八至十倍壓倒數量的中國軍隊長期圍困少數憑藉火器、堡壘的歐洲近代化軍隊。在1686年的第二次雅克薩戰爭中，俄軍被圍困、封鎖長達一年，以至於無法補給維生素C而大批得了壞血症[6]。這南北的兩次收復行動中中國軍隊實際上都是艱難取勝的。

因此，這兩次向來被渲染為中國人光榮勝利的戰役，從軍事角度看，暴露出來的是當時中國軍隊在戰備等方面的落後。1655年春，一支一萬人的滿洲軍隊帶了炮和火銃，圍攻俄軍在松花江流域的一個五百人守衛的堡壘，作戰了三個星期，仍未能攻下[7]。俄軍和荷蘭人在台灣的失敗一樣，敗因並非軍事戰略或戰備問題，而是受制於三個因素：人員數量的不足、給養的缺乏（最終城堡未被攻破，但不得不投降）、以及對手出人意料的頑強決心（長期圍困）。

長期以來中國歷史書中對這些「羅剎強盜」都予以強烈的譴責，渲染他們無惡不作的劣跡。我相信這些是事實，但是，第一批冒險家往往都是這樣的惡棍，只有他們才會亡命天涯、不屈不撓地開闢道路，正如中國最初開創海運事業的朱清也是個殺人亡命在外的海盜。墨西哥和秘魯的西班牙征服者更不是什麼聖徒。尤其是北亞這樣極端嚴寒的可怕自然環境，普通人即使給予物質獎勵，也是不願意向這裡移民開發的。這些俄國人不少都是強盜、罪犯出身，但清朝也同樣將黑龍江流域作為罪犯安置區。至於徵發罪人、囚犯以佔領邊疆地帶，在中國更是史不絕書，如秦發罪人攻嶺南及西漢以死罪犯攻朝鮮；王莽時為了征服青海，竟人為地擴大犯禁範圍，以製造更多的罪犯來攻佔邊疆[8]。開闢邊疆的軍事行動，常常九死一生，在前現代時期，這些先驅常常正是出身最底層的罪犯。期望他們像現代旅行者一樣彬彬有禮地造訪當地，那是根本不現實的。

由於戰爭地點雅克薩距離北京只有1800公里左右，而到莫斯科的距離則三倍於此，我們一般人通常以為這是俄國的手伸得太長，中國軍隊具有較近作戰的優勢。但實際上同緯度擴張的俄國人，遠比中國軍隊更能適應這一帶的自然環境。由於地形平坦，「俄國的氣候從北到南和從西到東，都沒有像西歐和中國那樣變化劇烈」[9]。歷史上諸大陸帝國如亞歷山大、羅馬、阿拉伯、土耳其、蒙古，其擴張大多是橫向沿緯度展開的，因為縱向跨緯度就意味著要適應差異很大的氣候帶、植被、水土，這通常都會影響戰鬥力。因此，當時清軍跨緯度北上作戰，其面臨的難度要大得多，在兩次雅克薩戰爭期間，清軍都是在黑龍江流域短暫的夏季發起進攻的，冬季基本是停止作戰的封鎖對峙狀態——《鹿鼎記》中清軍在嚴冬攻擊雅克薩城當然不過是小說家言罷了。

《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談到這一戰事時說：「俄國在把它的國境向歐洲擴展的同時，也在向東方擴張；但是它向東的擴張，在一條漫長而單薄的交通線的盡頭處，於1689年被滿洲人遏制住了。」的確，在1916年西伯利亞大鐵路通車之前，俄國從莫斯科通向太平洋的交通線一直是「漫長而單薄的」，但更重要的是：它卻極為安全。這一交通線深在內陸，不會遭遇海洋勢力的攻擊，而內陸遊牧民族也極少能威脅到它。這足以使俄國在輸送自己政治軍事力量時保持一種雖然規模不大、但足夠穩定的態勢。相比起來，中國歷代對漠北、黑龍江流域的力量投放，卻時常是斷斷續續、若有若無的，並且時常被強大的游牧民族所切斷，而一旦切斷，就只能聽任這一地區與中原完全斷絕政治聯繫。

尼布楚談判之前，俄談判代表費要多羅·戈羅文於1687.9.10到達烏丁斯克後接到6.24沙皇宮廷發出的新訓令[10]，於此可見俄國驛遞系統大致從首都出發3個月可以到達黑龍江流域。而這是在西伯利亞道路泥濘的夏季，如果是冬季，則行動可以更為迅速，因為冬季是西伯利亞道路狀況最好的季節。1856年11月，美國人Perry Colins自彼得堡出發，在35天內抵達伊爾庫次克，行程5700公里；實際在路上28個晝夜，平均每天速度為200公里以上[11]。鑒於俄國的道路系統在這180年內改善有限，這可以作為一個參照。當時清朝談判代表團，從北京到尼布楚則走了49天[12]，兩相比較，雙方的投放能力並沒有特別大的差異[13]。

征服、開發與有效佔領

1890年，契訶夫到遠東訪問，「我在阿穆爾河上航行時，就產生了這種感覺，彷彿我不是在俄國……至於說自然界，那也是獨特的、非俄羅斯的。……我們這些來自俄國的人，被看成是外國人。」[14]類似的感想，清初時人也大抵類似，1658年被發配寧古塔的吳兆騫，描寫自己出關的感受是「敢望餘生還故國，獨憐多難累衰親。……姜女石前頻駐馬，傍關猶是漢家人。」（《出關》）顯然在他的感受中，寧古塔一帶無論如何已經不是「故國」，他甚至已經不大奢望能絕塞生還了，這個感受猶如我們現代人被發配去月球一樣。寧古塔在當時是令人談虎色變的極北流放之地，那麼更偏僻的黑龍江以北地區、庫頁島，漢人就更難以想像了，事實上甚至連罪犯都很少涉足這裡。

現代中國歷史教科書上都宣稱黑龍江流域「自古以來都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有力的證明之一即明朝在這一帶設立的奴爾干都司。這是現代民族國家以現時觀念回放歷史的常有錯誤，當然這在政治上是有用的：因為堅持領土原則的辦法之一，就是硬說邊界早已存在、該區一貫屬於本國。事實是，「雖然在名義上，奴爾干都司所轄地方屬於明朝，但實際上，明朝對這一廣闊區域從未實施過有效的行政管理。明朝在東北的實際邊界局限在遼東一線。」[15]

歷史的特點是我們經常「從後往前讀」，也就是以後起的概念衡量、判斷早先的史事，並予以重新組織、詮釋。古代中國並沒有一個「領土國家」的觀念，即將國家統轄範圍設想為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疆土，國家對人民進行直接行政管理，中間不存在任何統治者；國家與他國具有清晰的、不可侵犯的邊界線。中國自周代以來對疆域的認識是同心圓式的所謂「五服」，最外圍的地域是從來不進行直接行政管轄的，而實行羈縻政策。羈縻並非有效佔領，也不充分行使管轄權，中央僅滿足於邊疆部落的象徵性臣服，就對當地不施加任何政治壓力，所謂「一切政治，悉因其俗」（《清聖祖實錄》），達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這種臣屬今天常被理解為一種「有限度自治」，但實際上卻跟不統治沒什麼差別。

這種觀念不是領土國家，而更接近於「勢力範圍」。只要進貢、表示臣服，中央就不會幹預，同時理解為這是對自己統轄權的默認。假如當地部落不危及邊境局勢，一般中央對這種鬆散的聯繫也毫不在意。「明朝的統治帶有強烈的漢人政治的色彩，在力所不能企及的非漢人居住區，決不努力建立直接的統治。」[16]朱元璋認為東北「土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元明都是在遼河流域實行與內地類似的郡縣制，遼東以北不理民政，只設衛所，衛所長官均是女真部落酋長，以安撫羈縻，這實際上是一種不充分的宗主權。羈縻的主要出發點是使之不致危害邊境，並非主動管理，而是被動的安撫措施，也因此，明設置奴兒干都司後不久就撤消了該機構，放棄羈縻關係，女真部落乃興起，威脅遼東邊關。

歷代對中原王朝直接民政管理之外的邊疆地區，都只是相隔很久才採取一些斷斷續續的行動，以確保其相對的依附和服從狀態。就像18世紀的突尼西亞向內陸部落徵稅一樣，「越是小的部落越要定期納稅，而大的部落則要政府每年同它們討價還價甚至動武，才徵收到實物或現金。這些大的部落往往並不看作是真正的付稅，而是當作一種從屬關係的承認。……軍隊收稅的圓滿與否，全看它的軍事力量。……直接稅的徵收反映了一種封建制度，人民不是按照假定的或真實的收入來納稅，而是相反，根據他們的勢力或對抗的能力來決定。」[17]清朝對庫頁島等地居民向三姓衙門數年繳納一次的皮毛也是從一種封建從屬關係的承認上來理解的，而決不是出於那些地方是本國神聖領土的概念。也因此，晚清時割讓香港島引發的爭議比割讓100萬平方公里給俄國還要大——當時清朝君臣都認為這片土地在蠻荒之外，毫無價值，但強調六十四屯居民卻必須「永遠居住」並歸中國政府管轄（1856璦琿條約）。他們著眼的是「人」，而非「領土」。《北京條約》中就鮮明地表露了這種觀念：「上所言者[割讓土地]，乃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佔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占，仍准中國人照常漁獵。」

17世紀滿族興起時，曾在黑龍江流域搶掠當地人口，俄羅斯學者曾以此為本國擴張辯護，認為「滿洲人進行這些遠征的基本目的，並不在於侵佔毗鄰的領土和將其併入滿洲國版圖，而是為了虜獲有生力量。未能躲開滿洲軍的當地居民都被遷往滿洲領土。」[18]稻葉岩吉也曾說：「滿洲統治者遠在太祖統治時期，便已開始在黑龍江使用武力，但根本未把攫取該地領土作為自己的目的。」這些聽起來讓國人不大舒服，大不符合「自古是中國領土」的論調，但不能不承認是事實。中國歷代政治家都是從充實政治實力的觀念出發來執行這些政策的，相關的事例極多[19]，契丹與女真初興時，也無不首先以統一東北為目標，將被征服的土著民族遷入自己所在地區。

假如本身的政治、軍事力量無力，通常毫不可惜地將大片領土放棄掉。如朱元璋海禁，盡徙澎湖民於內地，廢巡檢司，放棄對這片海區的行政管理；1387年/1661年兩次遷海（為對付倭寇及鄭氏），明清政府甚至放棄浙江沿海的玉環島「自從前遷界，棄置海外」（雍正《特開玉環志》）；明初又棄寧夏地，徙其民於陝西[20]；1447年則廢沙州衛（敦煌），遷其眾於內地。550年侯景之亂後，雲貴高原一帶脫離中原王朝統治長達703年，而唐宋統治者對雲貴多採取不干預的消極態度，他們並不將雲貴視為自己應有疆域的一部分，只要他們不入侵，就不干預他們的獨立存在。但一旦政治實力允許，則中央政府又會重新伸展過來。一般來說，設置軍事化的衛所是控制的第一步，如「明代西南衛所的建立，標誌著中央政府的權力已經深入到西南邊疆」，雖然這還「不表明中央可以對西南實施完全的控制」[21]。而到中央政府有能力對少數民族地區實施統治之時，決不允許羈縻、土司等制度的存在。

因此，中國傳統上的疆界觀念主要是一個政治力量的問題，其伸縮是有彈性的，不像現代的邊界寸土必爭，無論國家政治勢力強弱，通常決無修改餘地。從技術上來說，前現代的中國很難實現對黑龍江流域的有效佔領。政治服從、軍事征服和有效佔領是頗有差異的幾個概念，遼東以北的居民之所以對中原王朝歸順，並非後者對當地實施了有效佔領和行政管轄，而是它的政治權威沒有遭遇強有力的挑戰——這一挑戰首次就來自17世紀的俄羅斯。

在取暖設備、交通建設和農業技術有充分發展之前，中原王朝很難實現對東北邊疆有效佔領。最多能做到的僅是點與線的控制，而遠非面的控制——現代國與國之間的政治邊界卻恰恰是面與面的接觸衝突後才形成的清晰分界。而在點、線的控制中，不必有清楚的分界，清對黑龍江以北地域多只能實現三年一巡，以至19世紀中俄國人入侵多年後仍一無所知。1961年中印邊界衝突時，美駐印大使曾評價：「中國人在那裡修建道路，可是印度人在長達兩年之久的時間內都沒有發現，這件事本身就使印度在這方面的領土要求顯得很蒼白無力。」 [22]現代邊界是「面的邊界」、「無寬度的長」[23]，而至清代為止的中國傳統邊界觀念則是一個「逐漸消失的無人地帶」，更接近於一個中立的無人區。

任何一個政權要在擴張過程中實現有效佔領，軍事進攻和逐步移民是相輔相成的兩種基本手段，明朝對雲貴高原的收復即如是。「中原王朝的疆域和邊疆政權的疆域，無論哪一種疆域的鞏固和擴大，都離不開移民的作用」（《中國移民史》）。但遼東邊外的嚴寒卻對移民構成難以克服的障礙，即使到1975年，黑龍江以北地帶的氣候、環境對當地人來說仍相當不便，物產自給率相當低[24]。至於苦寒的庫頁島，契訶夫1890年曾說，即使是耐寒的日本人也「極難忍受或者根本不能忍受這裡的冬天」，只有日本漁民少量過來「他們不事耕耘，不種蔬菜，也不飼養牲畜。一切必需品都從日本運來。吸引他們到南薩哈林來的唯一的東西是魚。」[25]黑龍江北岸的斯科沃羅丁諾1909年建城後的第一個冬天，許多建築物都倒塌了——因凍土的凍結和融化造成地面凹凸不平。

這樣的地方，農業文明的中國人視為寒冷的蠻荒地獄，也就不足為怪了。直到19世紀中葉，黑龍江地區人口只有不到1.1萬土著居民，烏蘇里江地區則不到2千人，人口密度是每100平方公里不足1人，僅及現在西藏人口密度的1/250。一旦遭遇挑戰，這無論如何是無法守住這片土地的——試想假如有外敵入侵台灣時該島只有不足360人，那麼他們很可能不是覺得自己在入侵該地，而會以為自己是來到了一片荒蕪的無人區。1858/1860割讓給俄國的100萬平方公里土地，其土著人口數量可能還不到割讓香港時的一半[26]，而當時俄國人的數量是其十倍以上[27]。

在雅克薩戰前的1681年，清帝國在東北邊境駐紮的邊防部隊沒有超過寧古塔[28]。而1643年沙俄侵入黑龍江流域之前，滿洲卻在掠奪該地區的人口以積聚實力，「把當地居民趕到一起並把他們遷到滿洲領土這個事實本身，便排除了把清軍到過的領土併入滿洲國和開發該領土的可能性」[29]。而同時清軍大舉入關，使東北生產力長期陷入停滯，在盛京僅留下一支774人組成的滿洲駐防軍；根據曹樹基的推測，清初遼東300萬人口有250萬外遷。總體而言，清初已征服黑龍江流域，但未能實質掌控（僅限於點和線的控制），遑論開發。而這正是它無力阻止沙俄於19世紀中吞併大片領土的原因所在。而它之所以能在雅克薩之戰中獲勝，也不無偶然因素。

勝利的苦果

很長時期以來，雅克薩之戰一直被認為是一次偉大的勝利，阻止俄國東侵170年。這有部分是事實，但卻被誇大了。布羅代爾曾詳細分析了1571年勒班陀海戰中後的局勢，結論是：「和平之所以能夠在地中海重新建立，是因為戰爭轉移，進入與它鄰接的廣闊地區，即西邊的大西洋、東邊的波斯的邊緣以及印度洋等地區。西班牙的向西搖擺的運動同土耳其向東搖擺的運動對稱。……長期在地中海進行對抗的西班牙集團和土耳其集團最後一下子就互相擺脫了。」[30]中俄在雅克薩戰爭後的長期和平也正是出於同樣的原因：雙方的注意力都不再集中於此，俄國自彼得大帝之後長期致力於西向進攻；而清王朝則面向西北及中原。

俄國對遠東的存在，圍繞著兩大主軸，用彼得大帝的話說，俄國在遠東只有兩種可能：「打仗或貿易。」而兩者常常都是為了得到財政擴充。克柳切夫斯基曾說：「戰爭是彼得一世改革活動的主要槓桿，軍事改革則是它的起點，解決好財政問題則是它的終極目標。」16世紀末至17世紀中，西伯利亞皮毛的進款，在沙皇國庫歲入中所佔的比重急速增長，1589年佔3.75%，1635年佔8%，1644年上升到10%。[31]如果在遠東用貿易能達到同樣的目的，彼得也就不準備兩線作戰，但對東線的沉默並不能證明俄國意圖和平或無力東侵。雅克薩戰爭畢竟它僅僅損失了一千多人，而如果願意，它本足可派出幾倍於此的軍隊[32]；但彼得1689年即位後基本上全力傾注於對西方的戰爭[33]。

雅克薩戰後，俄國和二戰後戰敗的日本一樣，得到了它本想通過戰爭得到的東西。彼得「在歐洲所進行的戰爭使他忙不過來在遠東再打仗，所以他就選擇了貿易。另一方面，中國對它和俄國的關係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它既不要貿易，也不要戰爭。」[34]俄國東擴時與西歐的地理大發現一樣，皇家逐漸將特許的私人事業接手過來，將商業和領土擴張變成國家的冒險事業。因此俄國這一時期的政策是以擴張和貿易為導向的，並且「俄國人自己獨享內地陸路貿易，成了他們沒有可能參加海上貿易的一種補償，看來，在內地陸路貿易中，他們是不會有競爭者的。」（馬克思語）1869年哥爾查科夫進一步聲稱：「實質上，商業上的利潤才是召喚我們到亞洲去的主要動機。」

而中國進行戰爭的目的、及戰後汲取的教訓卻截然不同。1685年1月，康熙在征討前再次要大軍最後一次曉諭俄人：退回本土、歸還逋逃，各居疆土，彼此於邊界貿易。戰後清設俄羅斯館以待朝貢互市之人，將俄國人視為承認對天子臣服的邊荒蠻族，絲毫未察覺到俄羅斯館問題的嚴重性。我們今日都將雅克薩之戰視為一次意義重大的戰役，而在當時，人們卻普遍認為這不過是又一次對邊境外蠻族的警察行動罷了。清人將俄國人稱為「大鼻撻子」，直到鴉片戰爭前夕仍以為俄羅斯人是「蒙古別種」[35]。這或許與蒙古人曾征服俄國有關[36]，甚至連曾流放黑龍江多年的吳兆騫也對俄國人不甚了解，稱俄人本名「老羌」[37]，《朔方備乘》也稱「俄羅斯本羌種」，而其作者何秋濤還是中國俄羅斯學的奠基人，東北輿地專家[38]。

這種含混可與蒙元時對西域人的認識相比：當時中原人將西域來的一律稱為回回，如吉普賽人為羅里回回，猶太人為術忽回回。時人受限於知識經驗，往往會以已有知識作為對照的參考坐標，因此其認識與今日截然不同。16世紀時葡萄人在印度的傳教一直在果阿，且始終局限在下層，傳教士又不重衣著、交往者身份，加上葡人食牛肉、飲酒，「與其通婚的印度人又多為較低賤的種姓，印度社會遂將佛郎機人歸類為低賤的種姓」[39]，斯可與中國稱俄人為「大鼻撻子」作一對比。因此，雖然發生了一次戰爭，中國人卻對對方毫不了解，只是想當然以為俄人和幾千年來的北族一樣，不過是又一個冒出來的邊境小股游牧民族；康熙之平俄在心態上一如諸葛亮之徵南中，即安定後方[40]，然後進取中原，而對俄人的綏撫手法也與傳統上對邊境蠻族的並無不同。

由於東北是滿清的發祥地，清廷對驅逐俄人勢力表現得遠比明人重視，1682年康熙帝親自東巡至嫩江[41]，這是明朝諸帝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從西班牙、荷蘭對台灣的佔領時明朝的態度也可知它不會對黑龍江流域多加關心，俄人若是早五十年入侵，可能整個黑龍江流域早已不是中國領土。中原王朝的傳統態度就是：四夷凡不為害邊疆者，也就不大予以關注[42]。戰後清朝也就將其注意力從這一片地區轉移走了，從而使它對黑龍江流域的了解程度仍相當之淺：1734出版的《皇朝一統志省府廳州縣全圖·盛京全圖》反映當時中國地圖的一個普遍觀念：把黑龍江作為松花江的支流；也未標出日本海海岸及庫頁島。19世紀中葉割讓100萬平方公里領土時，清政府上下很可能根本不清楚這片土地到底有多大。

的確，在雅克薩之戰中中國沒有失敗，但在戰後它所獲得的，與對手相比，卻極為有限。這可以和663年的白村江之戰相比：此戰對日本產生深遠意義，而勝利的唐朝卻毫無觸動。勝利的一方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勝利意味著什麼——當年的土耳其帝國也是如此，其海軍一度稱霸地中海，但卻並不懂得制海權的意義，因此後來也就毫不可惜地放棄掉了。這樣一個和平的後果，實際上為下一次的失敗埋下了伏筆：它僅僅是推遲了這樣一個慘敗的到來。對當時的清朝來說，最好的是一個頻繁而不具有摧毀性的戰爭，這樣才能激發它在戰爭中為追求效率而推動變革，但它卻輕易地獲勝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簡直比失敗更糟糕。

現代民族主義重塑了這場戰爭的意義，1685/1686年清軍的表現是對近代以來遭受慘敗的民族心理的安撫。代表著「我們」在那裡與敵人戰鬥，而且無論如何，「我們勝利了」。這種民族主義的幻想，一如Hobsbawm譏諷的，英國人在1982年的馬島戰爭中總是幻想著「我們」和「他們」「在南大西洋那塊滿是沼澤的貧瘠小島上，進行殊死戰」[43]。

雅克薩之戰因此成為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絕佳題材，然而放到更宏大的圖景中來看，它的意味就大為不同了：隨著清初中國政治軍事勢力的全面恢復和重振旗鼓，第一階段的中西交往全告中斷。1661年收復台灣、1686年雅克薩之戰、1721禁止西洋傳教，這全都發生在鼎盛時期的康熙朝。國人往往憧憬假若國家強盛，就不至在鴉片戰爭之後的一系列事件中受辱，而歷史也的確給出了答案：假如強盛的話，那麼結局就是在衝突之後以閉關告終。一如周寧在《中西最初的遭遇與衝突》一書中最後一章的標題：「收復台灣，失去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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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張箭《地理大發現研究》認為，人們在討論地理大發現時，經常忽略俄國對北亞的發現。

[2]《俄國史新論》：[蒙古入侵]「它使羅斯從此不能只面向西方，還得面向東方；羅斯從此不僅是歐洲國家，還鬚髮展成亞洲國家。」

[3]寇松1889年的名言：「[俄國的擴張是無休止的]在鎖鏈上鑄就的每一環本身，已和下一環交纏在一起，正如從奧倫堡到草原邁開了第一步，緊接著必然是塔什乾的征服。」

[4]哥爾查科夫1864年對駐外使節的指令中說，俄國在與亞洲鄰國發生接觸時，「保持邊界安全的辦法」，「是把他們征服下來」，而這是一種永無止境的工作。

[5]《外貝加爾邊區紀行》記載：1685年6月13日，中國軍隊水陸兩道共2千至5千出現在雅克薩城下。當時俄軍450人，有三門炮和300支槍。中國軍隊撤走後，俄守將托爾布辛得到援軍，再次佔領設防，守軍336人。1686年清軍再次派出6千人的一支大軍，俄國人則是736名。

[6]1686年戰役，清軍自1686.7.1開始逼近；9.1開始進攻，月底擊斃托爾布津；11月改圍困為封鎖，到次年5.6撤退，8.30俄軍撤離投降，前後長達14個月。

[7]《耶穌會士徐日升關於中俄尼布楚談判的日記》，據載這一堡壘在庫馬拉河口

[8]參見各卷《中國移民史》。《漢書》卷99《王莽傳》：王莽設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處之……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

[9]《俄國史新論》

[10]《沙俄侵華史》

[11]《西伯利亞之行》：Perry Colins自彼得堡出發，在35天內抵達伊爾庫次克，行程3545英里（5700公里）；期間換了210次馬，乘了700匹驛馬，僱傭了200個馬夫；實際在路上28個晝夜，平均每天速度為126英里（200公里）。

[12]代表團1689年6月13日從北京出發，6/27到達爾湖，7/9越過韃靼人邊界；7/16到克魯倫河；7/31到達尼布楚城。《耶穌會士徐日升關於中俄尼布楚談判的日記》：「我真誠相信，沒有別的國家君主能派出這樣一支騎兵隊，通過沙漠走40天的路程（我們用駱駝和牛車運載一切必須的東西和物資，實際上走了49天），以90隻船全部用於運輸大炮，帶著一千名兵士和兩千名服務人員，這批人在尼布楚出現，使俄國人感到無止境的擔心。」

[13]參見茅海建《天朝的崩潰》對鴉片戰爭時中英交通時間的比較：大抵從北京或倫敦出發，兵力投放到廣東所需時間都在60天左右。

[14]《薩哈林旅行記》

[15]《中國移民史》卷六

[16]《中國移民史》卷五）

[17]《法國對突尼西亞保護權的起源》

[18]《滿洲人在東北》

[19]《中國移民史》卷二P548：「自戰國起，各國為增強自己的實力，千方百計增加本國人口，手段之一就是將鄰國的人口遷入本國，或將本國緣邊地區的人口集中到都城附近。」「在攻城掠地或作戰過程中，或在新佔領地區，將俘虜、降人、當地土人和一般民戶遷往平城一帶或其他規定的地點，幾乎成了北魏的一項制度，很少例外，京師始終是遷入的重點。」又如秦漢平越人後將其民內遷；前燕慕容氏於285、342、347年多次北征夫余（在吉林）、高句麗，掠奪人口數萬而歸。

[20]：明棄寧夏地，洪武九年始設寧夏等五衛，見王越《屯御疏》，《明經世文編》卷六九。又《明太祖實錄》卷八八：1380年詔「其塞外夷民，皆令遷入內地。」

[21]《中國移民史》卷五，西南衛所都是內地漢人遷移而來，與東北利用當地女真人為羈縻又有所不同

[22]John Galbraith《我們時代的生活》

[23]這是歐幾里德幾何中對平面曲線的定義。附帶說一下，「幾何」[Geometry]在希臘語中的詞源意為「測量土地」。

[24]《蘇聯的遠東地區》：「蘇聯遠東區的所有河岸地區都是極度沼澤化地帶，經常不是冰封，就是水澇。邊界地區受害尤苦。」「蘇聯遠東地區幾乎在各種物產方面的自給率都很低。然而由於運輸困難，各州當局不得不勸告和強制遠東地區減少在全國其他地區的購買支付。」

[25]《薩哈林旅行記》

[26]1841年香港政府公布的香港人口數為7450人。黑龍江地區的1.1萬人，其中大部分又居住在今黑龍江省內區域，但此後增長極快，按《黑龍江省地理》：1887年全省30萬人，1945年達800萬。1949年後更是全國人口增長最快的省份之一。

[27]《中國東北與俄國（蘇聯）經濟關係史》：1860年代初，俄外貝加爾省人口約35.25萬，濱海省3.51萬，阿穆爾省1.39萬。

[28][29]《滿洲人在東北》

[30]《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冊

[31]《俄羅斯館紀事》

[32]1652年8月，哈巴羅夫派人去雅庫次克求援，他認為有6千就足以抵禦4萬滿洲兵。但當時西伯利亞無法提供6千人這麼多，於是向莫斯科求援，莫斯科派出了3千人。俄國在彼得大帝登基後實力大增，如果有意東侵，派出1萬人的大軍也不足為怪。

[33]彼得一世執政35年，對外戰爭就有34年，只有最後一年沒發動對外戰爭，前34年，也只有13個月是沒戰爭的。1702-1709年軍費佔國家財政支出的80%左右。

[34]《耶穌會士徐日升關於中俄尼布楚談判的日記》，Joseph Sebes導論

[35]《李朝實錄》肅宗八年（1682年）十一月條、朝鮮朴趾源《熱河日記》、李坤《燕行記事》中均稱俄羅斯人為「大鼻撻子」，以上雖是朝鮮的記載，但朝鮮與俄不接壤，所聞均自中國而來。洋人鼻大，是一顯著特徵，台灣人稱洋人為阿凸仔，亦取其鼻子尖挺，凸鼻之謂也。金景善《鄂羅斯館記》（當在1832年）也同此稱，並雲「即蒙古別種也」；俄館內修道士也被稱為「喇嘛」。

[36]《元史》卷三四《文宗本紀三》：「辛未，置宣忠扈衛親軍都萬戶府，秩正三品，總干羅思軍士，隸樞密院。」這或許也是「蒙古別部」說之一源。

[37]《秋笳集》

[38]《俄羅斯館紀事》

[39]《兩頭蛇》

[40]《清聖祖實錄》載康熙語：「羅剎擾我黑龍江、松花江一帶，三十餘年，其所竊據，距我朝發祥之地甚近，不速加剪除，恐邊徼之民不獲寧息。」

[41]楊中華《康熙皇帝東巡中駐蹕衍福寺考》

[42]《新五代史》卷七四：「五代，四夷見中國者，遠不過於闐、占城。史之所紀，其西北頗詳，而東南尤略，蓋其遠而罕至，且不為中國利害雲。」

[43]《民族與民族主義》

雅克薩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