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亡了，與我何干？」：清末一品大員那桐的致富路

文史 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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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中國，每逢應酬聚會，人們時常借講段子以助酒興、添談資。段子之妙，大致有三：一來段子種類多樣，有葷有素，如同菜單，適合各類人群之需；二來段子皆言他人之事，與在座諸位無關，博君一笑，不傷感情；三來有些段子涉及高層，既能滿足人們某種好奇心，又能「借他人之酒，澆自己之塊壘」，自然引來眾人口耳相傳，樂此不疲。

其實，講段子之風自古有之，並非僅興於今日。晚清以降，掌故之學盛極一時，政治類段子可謂佔得近代掌故之半壁江山。其中不少的戲謔對象即清廷高層。有這麼兩則，專言清末重臣那桐飯量之巨：

那體肥碩，麵糰團而白皙，都人戲呼為天官臉兒。其一日三餐，每餐例食饅頭首十枚、紅燉豬肉或牛羊肉一碗，自謂食量宏為永年之徵。

那桐善飯，非佳肴不適口，每食必具參翅等數簋，啖之立盡。其庖人月領菜費至六七百金之多。

如此形象之描述，給人感覺，那桐不啻為「飯桶」。不過，段子畢竟非信史，且經與眾手，傳於眾口，自然烙上濃厚的娛樂色彩。身為清末中樞要員，那桐究系何等人物？半年來，筆者細閱近百萬字的《那桐日記》，得以略窺其端倪之一二。

壹

說起那桐（1856—1925），想必不少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都知道他是清末政壇顯赫一時的要角，但對其生平事略尤其是發跡史卻知之甚少。那桐是如何步步升遷、位極人臣的呢？此中頗有玄機。

那桐是葉赫那拉氏，內務府鑲黃旗人。於是不少人就猜測其能在清末火速上位，定是依靠慈禧的特殊關照。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雖與太后老佛爺同族，但那桐卻是從基層做起，於戶部郎曹蹭蹬浮沉長達二十餘年。

仕途並不如意，但那桐依然勤勉工作，終於盼來了人生的伯樂——翁同龢。翁當時既是帝師，又是軍機大臣，最為關鍵的在於他還兼任戶部尚書，是那桐的頂頭上司。那平日里經常赴翁府「回事」、「畫稿」，其工作能力，翁自然盡收眼底。故那日後與端方、榮慶並稱「旗下三才子」，絕非浪得虛名。

光緒二十二年（1896），朝廷擬定銀庫郎中人選，那排名第二，本無希望。此時翁力薦那桐，甚至不惜與軍機首輔李鴻藻鬧僵，終於讓那獲得銀庫郎中這個肥缺。可見那深得翁之青睞。那亦對翁終生感激，「凡此逾格恩施，皆翁、張兩堂素昔之拔植也」。戊戌維新前夕，翁因內部矛盾橫遭罷黜，遣送回籍。那聽聞此事，猶如晴空霹靂，日記里寫滿了不舍之情：

申初歸，今日上諭：翁中堂開缺回籍，朝廷去此柱石之臣，可嘆，可憂。

四月卅日，到翁師處長談時許，別淚縱橫，不可道矣。

五月初二日，未刻到翁師處送程儀千金，辭不收，談許久。

五月十二日，卯刻到翁師宅送行，明日南旋也。

五月十三日，卯刻，到永定門外馬家堡火車站送翁師南旋也，送者數十人。卯正一刻，翁師揖拜登車，同有別離之感。

感慨翁、那師生情誼綿厚之餘，筆者不禁好奇那桐出手之闊綽。此時僅為銀庫郎中的他，若按常規官薪，豈能「送程儀千金」？所以其收入有來源不明之嫌。據《清宮遺聞》載，「戶部各差，以銀庫郎中為最優。三年一任，任滿貪者可餘二十萬，至廉者亦能餘十萬」。可見那氏於此崗位上下手頗勤，獲利甚豐。

恩師雖已返鄉，但仕途還要繼續。要想於宦海屹立不倒，背後須有大樹庇佑。那桐自然深諳此道，開始物色新的靠山。經過一番選擇，那發現榮祿最靠譜。

清末之官場，官員若能迅速升遷，無非兩個原因：一是出身是否高貴，二是跑官能力是否一流。前已言及，那桐雖與慈禧同族，卻很不受待見，所以他只能靠自己。恰逢戊戌之後，榮祿深得慈禧垂青，出任軍機大臣，成為滿人權貴之翹楚。榮雖為人極為精明，城府甚深，但卻有致命缺陷——貪財。那桐正是瞅准其嗜好，每逢榮祿生日，必定登門送禮。有一回，那升任京堂，向原來的上司行感謝禮，「以千金拜榮仲華相國（前戶部）受，四十金拜崇文山尚書（前戶部）受，四十金拜徐蔭軒相國受……」。按照常規，京堂送禮，四十兩為準，而那唯獨下血本塞給榮祿一千兩，可見其明顯乃有意討好。一來二往，榮便把那視為親信，重點栽培，不久便將其扶上禮部右侍郎的位置。1899年，那桐極力逢迎朝廷己亥建儲之舉，頗得慈禧、榮祿歡心。次年五月十四日，那從「四品京堂候補」被破格擢升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便是由榮祿一手操辦。當日獲悉任命後，那立即「謁榮相」，表示「桐受恩深重，感激彌甚，惟心竭盡血，誠力圖報稱而已」。

孰料榮祿於1903年便一命嗚呼。那桐此時雖已為副部級幹部，但仍需尋找政治後盾。轉了一圈，他找到了慶親王奕劻。奕劻是清末最著名的貪官，其「自當國以來，政以賄行，官以私進」。此等貨色，但凡略有良知之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而那桐卻甘願與之同流合污。一次，清政府發行公債，號召全國大小官吏，必須先行聲明認購若干，其標準同其家產掛鉤，多買有賞，少買必罰，實際上是變相的徵收財產稅。奕劻、那桐二人身為重臣，且富可敵國，自然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讓他們二人花錢買一堆廢紙，無疑是剜其心頭之肉。於是二人私下商議，想出了一個規避之策，以出賣各自財物來掩人耳目。於是奕劻賣掉自己的車馬，那桐則更狠，賣掉自己的房屋，並且二人在報紙上大肆登廣告，做宣傳，表示自己為了替國家分憂，寧願變賣家產，以博取世人同情。有一天，二人一同上朝，那桐埋怨奕劻不應該拿一批不值錢的車馬出售，致使他人懷疑，自詡賣屋既能顯示出自己的愛國之心，又可獲得聖上的憐憫與信任，實在是萬全之謀。奕劻竟恬不知恥的講：「上若強迫承認，雖宣言賣身，亦復無益也。」說罷，二人擊掌狂笑，真可謂臭味相投！

「朝廷亡了，與我何干？」：清末一品大員那桐的致富路

葉赫那拉·那桐

當然，在那桐看來，無論榮祿，還是奕劻，雖堪稱大樹參天，但皆不能庇蔭自己一生平安。唯有博得老佛爺慈禧之信任，才至為關鍵。庚子之變後，那桐奉命留京處理善後事宜，不辭辛勞，格外賣力。其精明能幹終引起了遠在西安的慈禧之關注。光緒二十七年（1901）六月十七日，那桐收到好友桂月亭密函，「雲皇太后因桐在京辦事得力，特頒賞銀六百兩」。並要求那桐「不必具折謝恩，不令宣露」。果不其然，三個月後，那氏收到慈禧的六百兩「私房錢」，「祗領心感無似」。慈禧偷偷賞錢給大臣，這在晚清堪稱異數。顯然，慈禧已將那桐視為心腹，但礙於同為葉赫那拉氏，故不便公開賞賜。待兩宮返京，那桐迅即獲得要位，出掌外務部。

此後，慈禧對那更是恩寵有加。1905年的六月初一，那桐照例赴仁壽殿彙報工作。此時垂垂老矣的慈禧，對於政事已頗顯倦怠，十分反常地對那桐說道：「爾近來辦事甚歷練，將來朝廷大事全依仗你了」。這句「全依仗你了」，對於那桐而言，既是條託孤令，更是顆定心丸，意味著自己在清廷的地位已無可撼動。

經過多年摸爬滾打、苦心經營，那桐內有慈禧當靠山，外有奕劻為同黨，可謂打通了天地線，迎來了其官宦生涯的「美好時代」。

貳

官運亨通，那桐並不滿足，他的目標是一手抓權，一手撈錢，兩手都要硬。檢閱其日記，裡面大量篇幅記述了其斂財細節，頗令人觸目驚心。要而言之，那氏聚斂之道，無外乎二條：賣官鬻爵與開設當鋪。

前已述及，那桐從底層爬上高層，除卻能力過人，更多的是憑藉財神開路。等到那桐位居中樞，一切彷彿又進入了新的輪迴，重複著他年輕時的故事。一茬又一茬的下層官員登門拜師，求取官位，銀兩自是絡繹不絕。那每日接見訪客，都將來者背景、談吐寫於日記中，以作備忘，如：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早特用吉林直隸州程德全來拜，號雪樓，四川人，在黑龍江有年，人能幹有吏才。

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初六日早南非洲總領事官劉道玉麟來拜門，汪伯堂介紹也。劉為廣東香山人，美國學生，在外洋廿年，現年四十歲上下，號寶森，人極明白能幹，辦交涉上等人物也。

光緒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今早江蘇補用道虞和德，號洽卿，浙江寧波府鎮海縣人，年三十九歲，上海荷蘭行買辦，梅爾思、子言介紹持贄來拜門，人精明，甚明商情，惜有市井氣也。

至於具體索賄過程，那桐並不參與，而是交與下人操辦。一次，清末民初著名學者冒鶴亭以候補道待分發。經人引介謁見那桐。幾句寒暄後，那便吩咐門下書辦作東，邀冒前往一僻靜處吃飯。席間，書辦道：「冒大人蒙中堂賞識，不久外放道台實缺，可是個美差！」當時政以賄成，每個官職價碼不同，諳於此道者除寫立字據按時報效外，還答應酌予那府書辦們若干好處。冒鶴亭一介書生，懵然不知書辦作東，意在交易，只是連連舉杯稱謝「那中堂恩典」而已。書辦見話不投機，撞了木鐘，懊喪的說一聲「怠慢」，即掉首而去。過了幾日，冒鶴亭經友人點撥，弄清其中底細，再度赴那府請謁，竟被拒之門外。

「朝廷亡了，與我何干？」：清末一品大員那桐的致富路

那桐積聚財富的另一手段便是開設當鋪。那桐任職戶部多年，深知當鋪一本萬利，乃快速致富之捷徑。自從掌管銀庫，那賺得人生第一桶金，從而正式進軍當鋪業。《那桐日記》光緒二十三年（1897）八月廿四日記道：

余托孟麗堂價買北新橋北大街路東增裕當鋪作為己產。麗堂為總管；田詩園為掌柜，於八月初一日接替，開市大吉。計占項一萬二千餘金，架本三萬金，存項一萬金，統計領去五萬三千餘金。余於今日約孟總管到鋪，上香祭神，書立合同。

之後，那先後收購了燈市口等繁華地段的當鋪，生意蒸蒸日上。比如「天佑齋田二送來翠搬（扳）指一個，壓京松銀一千兩，每月六厘行息，四個月歸還取贖。如到期不還，銀物兩沖」。按那所記，一個小小的玉扳指，當存四個月，即可凈賺二百四十兩。當鋪收益之豐著實令人咋舌。

那桐既做官又經商，在官不光言官，在商不忘攬權，最終弄得官場如商場，商場似官場，鼓了自己的腰包，虧了朝廷的國庫。「自古召亂之道，莫甚於罔利」，信夫！

叄

除去攀緣上級領導，聚斂巨額財富，那桐還不忘在同僚中開發資源，尋找盟友，他與袁世凱結盟便是典型案例。

那、袁之相識，始於小站練兵時期。當時袁主動登門拜見那桐，「直隸臬司袁慰亭世凱來拜，年甫三十九歲，局面擴大，談吐樸直，誠大器也。」那時任職戶部，掌管銀庫印鑰。袁之目的，明顯同審批練兵軍餉有關，自然給了那不少好處。通過接觸，袁發覺那桐富有學識，且行事謹慎，更重要的是其深受帝師翁同龢倚重，不啻為一支升值空間極大的「政壇潛力股」。故袁千萬百計地腐蝕這位國家幹部，與之深相結納。翻看《那桐日記》，我們不禁驚嘆袁世凱用心之巧，出手之大，手段之高，花樣之多。為了「搞定」那桐，袁但逢節慶便派人送上厚禮，力求用金錢將其餵飽，不過這僅是常規手段。一次，那桐赴日本參加完博覽會，歸國之際，袁世凱不惜高接遠迎，破格接待，「舟行平穩，未正抵大沽，慰亭制軍遣小火輪來迎，易乘進口。酉初抵塘沽，換火車，戌初抵天津車站，袁宮保及闔郡文武來迎」。這哪裡還是接待朝廷中層領導，完全是遵照迎送外國貴賓或元首時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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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好聽戲，亦喜唱戲，是個十足的票友。早在發跡前，便時常出沒於京城各大梨園。比如一回那赴慶和堂給同僚志小岩做壽，「呼林桂生、小金彈琵琶唱玉堂春，蘇曲絕佳。小金復唱教子，老生亦好」。可知那對於戲劇，頗為內行。袁世凱於是投其所好，施以猛葯，不時作東邀請那桐聽名角名戲。另外，每逢那桐之母親生日，袁就一擲千金，出資將京城有名的戲班子請到那府演出，如：

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袁宮保送洪奎班戲一天以為祝壽，請客二桌。

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廿七日，袁宮保送同慶班戲一天，請客一百餘人，夜寅初散。

同時，袁還從那身邊親屬下手，對他們倍加關照。如袁曾授意徐世昌，讓其接近那桐之弟那晉，並與之換帖，結拜為異性兄弟。然後袁順水推舟，提拔那晉，「錫侯弟經袁制台、鐵侍郎奏充襄理京旗常備軍營務」。如此細緻周到的「關懷」，自然使那桐感激不盡，從而甘心與袁互為奧援，形成政治聯盟。光緒三十三年（1907）四月初八，那桐「與徐菊人制軍訂蘭譜」。自此，袁世凱、徐世昌與那桐三人，同坐一條船，同吃一碗飯。

肆

清末朝局，一大痼疾便是幹部年齡結構的嚴重失調及官員任免的極不合理。像李鴻章、張之洞、鹿傳霖、劉坤一這樣的20後、30後官員已大半凋零。彼時，50後老當益壯尚能飯，60後精力充沛是骨幹，70後銳氣十足需磨練，這本是屬於他們幹事業的年代。然而，袁世凱蟄伏洹上，端方蒙冤革職，善耆難獲重用，鐵良屈就閑差……朝堂之上，滿眼望去，凈是昏聵的30後、稚嫩的80後與尸位素餐的庸臣們，親貴見用，賢才見棄。一旦有變，朝廷自然遭遇無人能信、無人可用之尷尬。

那桐身處此危局中，除卻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外，便是與徐世昌謀劃袁世凱出山事宜。1911年5月8日，清廷頒布內閣官制，徐、那二人同被授為協理大臣。二人接旨後，皆上書請辭。徐於日記寫道：「蒙恩授為內閣協理大臣，時艱任重，擬具疏懇辭」。那亦然，「具折懇辭內閣協理大臣差事」。二人步調如此一致，豈是偶然？關於其中內幕，民國掌故大家費行簡曾有披露：

（辛亥四月）世昌告桐曰：此席予居不稱，唯慰亭才足勝任。而以朋黨嫌疑，不便論列，奈何？桐曰：是何難！我言之可耳。乃具疏以疎庸辭職，薦袁世凱、端方自代。當世凱罷後，有稱頌其人者，載灃皆嚴斥之，其時褫逐之趙秉鈞、陳璧，胥袁黨也。自世昌再贊密勿世凱謀起用甚力，親貴咸賴為疏通，至是桐疏雖未報可，而亦不加以申斥。

費氏之論雖未必俱符史實，但確也說明在起用袁世凱這一點上，那、徐二人已形成高度共識。

10月10日晚，武昌首義爆發。次日中午，那桐「接到各處來電，知武昌新軍變亂，據城戕官，鄂都避往漢口，提督張彪被害」。其第一時間的反應是「當訪菊人」，而不是向載灃或者奕劻彙報。午後，那桐、盛宣懷來拜訪徐。接著徐、那二人又去慶王府同奕劻密議。三人「久談」，至於內容，那、徐二人在日記中皆隻字未提。他們身居高位，心機重重，安全起見，自然不留痕迹。不過當時掌管軍咨府的載濤因接近核心層，洞悉內情，認為「革命爆發，那、徐協謀，推動奕劻，趁著載灃倉皇失措之時，極力主張起用袁世凱。袁在彰德，包藏禍心，待時而動……載灃本不願意將這個大對頭請出，以威脅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是他素性懦弱，沒有獨作主張的能力，亦沒有對抗他們的勇氣，只有任聽擺布，忍淚屈從」。可見那桐於此事件中不遺餘力，廣造輿論，終於左右了載灃之決斷。不久，那桐又請辭協理大臣一職，為袁氏入主內閣鋪路。11月13日，朝廷降旨，批准那桐辭職，並委任其為弼德院顧問大臣。那氏於當天日記中居然寫道：「邀此天命，感激涕零」，實在假得讓人忍俊不禁。

待袁世凱甫一回京，那桐當天便迫不及待前往拜見，「袁總理今日酉刻到京，寓錫拉胡同，戌刻往拜，稍談即歸。」此後，袁、徐二人與那桐之來往便愈加密切，這在《那桐日記》中頗有體現：

九月廿六日袁總理組織內閣成立，由袁總理召見，署名矣。

十月初四日午後徐相來談。

初五日午後未出門，翰卿、菊人，鑫吾來談。

初六日（11月26日）因昨日感寒，手足麻木作燒舌痛，宣誓太廟典禮未能恭往陪祀……夜袁慰廷、徐菊人來談。

三人私下裡過從如此頻繁，定當有要事相商，恐多半與清帝遜位一事有關。更堪玩味的是，自從11月26日夜裡與袁、徐二人密談後，那桐便稱病不出。起初只是請假十日、十五日，後來乾脆續假二十日，化身「宅男」，閉戶謝客，直到清廷覆亡。同時，期間袁世凱「派衛兵二十六人來家常川守護」。可知那桐此舉實乃與袁、徐密議之結果，其告病養痾是假，免責避禍是真。

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臘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面對這一曠古巨變，那桐於日記里寫道：「昨日呈進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賞還。風定天晴，氣象甚好。此後遵照臨時大總統袁通告，改書陽曆。」江山鼎革，王朝傾覆，那桐非但沒有痛心疾首，憤恨縈懷，反而滿懷喜悅，相機而變。可見在那氏心中，唯有個人利益最為重要，所謂江山社稷，猶如天邊浮云爾。

《那桐日記》之卷首，撰有這麼一段話：

嘗見吾叔父逐日書寫筆記，垂三十年不輟，身心功夫與年俱進，歷歷可考；且偶遇往事，隨意披閱，如在目前。吾甚羨之。自今伊始願效所為，既承家法兼可自勵。

光緒十六年庚寅元旦琴軒氏自記

時年三十有四

或許當年之那桐，曾真心打算以日記自省，勵志做一個國家棟樑。可惜歲月催人變，筆者通覽這百萬餘言，體會到的卻是一部鮮活而驚心的「庸臣成長史」。讀罷整部日記，再翻至開篇，回看這一段，頓覺啼笑皆非，好似被這個葉赫那拉氏「黑色幽默」了一把……

（此文收入《最好與最壞的時代（第一部）：局中人》，東方出版社2013年10月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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