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雲飛：兩漢大臣服喪考
兩漢關於二千石以上之「大臣」的父母喪，有過許多詔令律法，這些律令前後多有變化。西漢時少有服三年喪者，但律令是准許大臣寧告服喪的，喪假的長短還不能確定。東漢光武帝禁止大臣離職服喪，但喪假還是有的，應該是到既葬為止。安帝、桓帝時期，都曾一度准許過大臣服三年喪，但都旋又禁止。但隨著服喪風氣的盛行，東漢晚期的大臣也偶有離職服三年喪的情況。
作者簡介
范雲飛，武漢大學國學院經學方向2014級碩士研究生。本文發表於《珞珈史苑》（2014年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
兩漢大臣為父母服喪多久？朝廷是否允許朝臣歸家服喪？關於這個問題，史籍之記載多有矛盾，學者也莫衷一是。我們認為，只有把服喪主體和服喪對象進行分類討論才有意義。服喪主體可以分為皇帝及宗室成員、公卿二千石刺史等「大臣」、普通吏民等三類；服喪對象可以分為皇帝、親屬、「舊君」、長官、老師等五類。
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兩漢「大臣」為父母服喪的情況。之所以選取這一類型，是因為兩漢律令之中針對「大臣」之服喪的條款比較多，其前後變化與相互矛盾之處也較多，情況相對複雜，相關的研究雖然不少，但至今也沒有定論，所以很有再考證一番的必要。所謂「大臣」，我們指的是公卿、二千石、刺史等高級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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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兩漢大臣的喪服，古今學者的研究已比較充分，我們略作梳理，可分為以下幾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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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喪服無定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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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易月」說
持此觀點的有唐代李賢、宋代洪适、王楙、袁夢麟等人。這種觀點的主要內容是：
1.漢文帝《短喪詔》規定喪服「以日易月」，即以三十六日代替三年喪的三十六月；
2.「以日易月」不僅是針對皇帝的「國恤」而言，而且還規範了普天下吏民的「家喪」。
此說法的兩個方面都有問題。首先，文帝《短喪詔》只說葬後服喪三十六日，所謂「以日易月」云云，只是後人的誤會。顏師古、盛世佐、王先謙都有辨正。其次，文帝《短喪詔》只是針對皇帝的「國恤」，並不及於吏民。閻若璩《潛丘札記》中就有說明。說到「國恤」，文帝遺詔的影響一直存在，唐代更減為二十七日。但這並不影響後世三年喪的逐漸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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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喪詔》影響說
持此觀點的有清代學者閻若璩、趙翼、現當代學者楊樹達、韓國河等。這種觀點認為：文帝的《短喪詔》雖然可能並非「以日易月」，但其對普通吏民還是有影響的。西漢以來之所以不服三年喪，就是因為文帝把「短喪」作為「國制」，不僅「國恤」要短喪，「家喪」也要短喪。
這種觀點也有問題。雖然文帝《短喪詔》對兩漢服喪確有一定影響，但《短喪詔》的內容很明確，只是針對「國恤」，並不及於私喪。雖然也有學者看到了這一點，比如閻若璩、趙翼，但他們還是以為，因為「上行下效」的緣故，兩漢，尤其是西漢時期，人們之所以不服三年喪，就是因為文帝的短喪詔。
此觀點的一個預設是：西漢之初的社會，本來是有三年喪之習俗的。就是因為文帝遺詔的規定，再加上「上行下效」，導致兩漢人多不服三年喪了。但這個前提是不能成立的。終西漢之世，罕有服三年喪者，應該是經學學術影響未及之故。即使沒有文帝《短喪詔》，西漢人仍是鮮行三年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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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統治階級服喪說
持此觀點的有沈文倬等。這種觀點認為：兩漢的統治階級，包括皇帝、宗室、公卿、二千石、刺史等，是很少服三年喪的。但西漢末到東漢時，作為被統治階級的下層官吏和庶民卻多有服三年喪者，而且「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服喪行為是頗為鼓勵的。
此觀點仍有下列問題：
1.仍是以為西漢時期，在普通吏民中存在著服三年喪的習俗；
2.把皇帝、宗室、公卿二千石等大臣統稱為「統治階級」，不妥；
3.認為統治階級自己不服三年喪，卻鼓勵普通吏民服三年喪，也未必符合史實。
首先，公卿二千石等「大臣」應該區別對待。大臣並非不服三年喪，實際上，深受儒學影響的大臣是積極推行三年喪的，只不過朝廷出於維護官僚制度的考慮，一般不允許大臣服喪。而且，三年喪之所以能逐漸推行，就是因為公孫弘等儒者之身體力行和積極推廣。最後，所謂二千石以上的大臣，也是普通吏民出身。在成為二千石以前可能已經服過三年喪了。不能因為二千石服三年喪者很少就說其不服。
梳理了前人時賢的研究，我們發現，關於兩漢的服喪情況，人們多關注漢文帝的《短喪詔》及其影響，很多人也意識到了西漢鮮有服三年喪者、東漢則三年喪盛行這一史實，但卻少有人專門考察「大臣」的父母之喪。另外，西漢雖少見服喪三年者，但時人服喪到底多久？是否有專門喪假？東漢人雖喜服喪，但朝廷是否允許大臣告假歸喪？這些都是有待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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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上述問題，我們打算從兩漢之相關律令入手。從西漢到東漢早期，史籍所載此類律令主要有以下三條：
A. 高祖受命，蕭何創製，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後漢書》卷46，《陳忠傳》）
B. 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同上）
C.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同上）
東漢中晚期，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安帝、桓帝時關於大臣服喪之詔令的反覆無常：
D.（元初三年，116年）丙戌，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後漢書》卷5，《孝安帝紀》）
E.（建光元年，121年）庚子，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同上）
F.（永興二年，154年）二月辛丑，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後漢書》卷7，《孝桓帝紀》）
G.（延熹二年，159年）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同上）
根據以上所引七則史料，我們大致得知：西漢高祖允許大臣寧告服喪，但具體時限不明；文帝遺詔短喪，此舉對大臣服喪也產生了一定影響，但具體影響範圍也不明；光武帝禁止大臣告寧服喪，但大臣遭憂是否有一定假期？東漢安帝、桓帝時，詔令屢次變更，對大臣服喪又有何影響？這些都是懸而未決的問題。
另外，史書所載的這些條令是否真實？有沒有其他材料作為佐證？如果這些記載是真實的，那麼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執行？下面，我們根據傳世史料中的相關記載，再輔之以出土漢簡，對以上七則材料進行考察：
（一）高祖受命，蕭何創製，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
《後漢書集解》此條下引惠棟之說曰：「漢律，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察舉。」惠棟此解，乃出自《漢書·揚雄傳》注引應劭曰「漢律以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則惠棟以為高祖時的「寧告之科」，其內容就是「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或說此條「漢律」並不知作於何時。我們認為這兩種說法都不準確。《後漢書》卷39《劉愷傳》有「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則應劭所謂的「漢律」，應該就是指鄧太后在元初年間的詔書而言。惠棟把這條「漢律」歸入高祖的「大臣有寧告之科」之下，有人以為這條律不知出於何時何帝，都是不準確的。
根據這個「寧告之科」，我們知道西漢初大臣遭喪是有假期的，但假期長短則不明。《魏書·李彪傳》中說：「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有定聞。」則北魏時人已不知西漢初年大臣的服喪情況了，只知道宣帝時民有大喪，可以三月之內免於徭役。漢簡之中關於軍民告寧歸喪的記載不少，姑且選列兩條：
父母及妻不幸死者已葬卅日，子、同產、大父母、父母之同產十五日之官。
第卅八隧長蒲母死詣官寧三月。
則軍民喪假從十五日到三個月不等，這可能是宣帝以前的制度。至於大臣喪假長短，則無法考知。
（二）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
漢文帝遺詔規定，既葬之後，臣民為自己服喪三十六日。《漢書》翟方進為丞相，遭後母憂，行服三十六日，起視朝事，以為「不敢,踰國家之制」。翟方進以行服三十六日為「國家之制」，似乎舉國上下，不管是臣民為皇帝服喪，還是為雙親服喪，都只是三十六日。但《漢書》記載此事，似乎他為後母服喪三十六日的做法在當時並不普遍。而且所謂「國家之制」雲者，其實乃指「國喪之制」，其對象只是針對天下人服先帝之喪，而不是吏民服父母之喪。翟方進之舉，算是以「國喪之制」要求自己為後母服喪的非常之舉。關於文帝《短喪詔》，前文辨之已詳，此處不贅。
（三）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
《後漢書》卷46《陳忠傳》中，陳忠說：「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群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後漢書》卷39《劉愷傳》「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眾職並廢喪禮。」《劉愷傳》中之「舊制」是何時之舊制？《陳忠傳》中的「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又是在何範圍內實行？綜合《陳忠傳》與《劉愷傳》中的記載，再參以本條材料，則光武皇帝所絕的「告寧之典」，僅限於公卿二千石刺史等「大臣」；且《劉愷傳》所說之「舊制」，也應該就是光武皇帝時的「絕告寧之典」。有以上兩則材料作為佐證，本條記載應該是可信的。
根據史料，我們相信此條法令也是得到執行的。據《後漢書》卷44《鄧彪傳》載，章帝初年，「（鄧彪）後仕州郡，辟公府，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征入為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按：鄧彪喪後母之時為太僕，屬九卿，於光武皇帝舊制，當不得行服，欲行服須得通過「辭疾乞身」這一非常手段才行。可見光武之「舊制」是確實推行的。
（四）（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
《後漢書》此條之下，李賢注曰：「文帝遺詔以日易月，於後大臣遂以為常，至此復尊古制也。」按：元初三年之詔令，並非對文帝「以日易月」之遺詔的撥亂反正，而是對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的改革。另，李賢所說「以日易月」，也是不對的，前文已提及。
這條法令的制定，也是有過程的。《後漢書》卷39《劉愷傳》「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太后從之」。可見此法令之制定，主要是鄧太后之力，而且從元初初年就開始醞釀。另外，卷46《陳忠傳》「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也可以與此則材料互證。
（五）（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
關於這個變化，《後漢書》卷46《陳忠傳》中說：「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宦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於令。」 則陳忠等人是支持大臣服三年喪的，但因為祝諷、孟布等人的阻撓，元初三年的法令最終被廢除。當然，廢除元初三年之律令的根本原因，則是鄧氏家族之失勢。
根據史料，我們認為本年的禁令是得到貫徹的。據《後漢書》卷37《桓焉傳》載：「永寧中，順帝立為皇太子，以（桓）焉為太子少傅，月余，遷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逾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太常。」按：永寧夏四月丙寅（120年），立皇子保為皇太子，改元永寧，大赦天下。是為順帝。據《桓焉傳》，此時以桓焉為太子少傅，當與立太子同時。月余，遷為太子太傅，當為五月。又遭母憂，不知日月，當亦在永寧元年。逾年而奪服，當在建光元年（121年）。是年冬十一月庚子，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則奪桓焉之服，當在建光元年十一月法令變更之時。法令甫變，即禁大臣行服，雖在服者亦奪之，可見此法令的貫徹程度。
（六）（永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
根據《後漢書集解》，此處的「初」字似誤。根據前面元初三年已有「初聽大臣、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則此處應為「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
我們相信，這條法令也得到了貫徹。據《後漢書》卷48《霍諝傳》載，「（霍諝）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遭母憂，自上歸行喪。服闕，公車征，再遷北海相，入為尚書僕射。」按：霍諝為母行喪在梁冀遭誅之前。桓帝時聽大臣行三年喪之時段為154年至159年，而梁冀之誅正在159年，則霍諝之母卒年應在154年之後。此亦足可證明桓帝時此法令是確實推行的。然霍諝仍需「上歸行喪」，說明即使法令許可，大臣亦不能自行離官奔喪，須得得到皇帝許可才行。
（七）（延熹二年）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這則材料是可信的。延熹九年（166年），荀爽被舉為郎中，其對策中就說：「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可見此禁令頒布數年之後，大臣有父母之喪就不得擅去而服喪。桓帝時期此次法令的興廢，可能與梁氏家族的起落有關。
但與三十餘年前安帝時期的法令相比，此次禁令似乎不如之前嚴格，正史之中也偶見請辭歸喪的大臣。比如《後漢書》卷44《胡廣傳》，靈帝初年，「（胡廣）時年已八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按：胡廣繼母卒時其為司徒，代陳藩為太傅，時已斷大臣行三年喪之禮，而胡廣以三公之重而能為繼母居喪，且「率禮無愆」，不合律令。或時法令已弛，或胡廣只居喪而未行三年服，或帶職行服，亦未可知。又，崔寔曾為梁冀故吏，梁冀誅後，免官，遭禁錮數年。後黃瓊薦之，為遼東太守。時已廢大臣行三年喪之令，而崔寔仍可上疏求歸葬行喪，則桓帝之後雖有法令，大臣仍可得到皇帝允許，行三年之喪。然章帝之時，鄧彪須「辭疾乞身」方能以光祿大夫行喪，崔寔則可直接以「歸葬行喪」為理由而請求離職，前後已有寬嚴之不同，又參以上述胡廣以司徒之位而為繼母服喪之事，則似乎桓帝之後東漢朝廷對大臣行三年喪之事已漸漸寬容、認可。
安帝、桓帝時允許大臣服三年喪的時期，加起來也不過十年，則在東漢的其他時間，應該都是不允許的。但大臣遭喪是否有喪假呢？舊說多以為沒有喪假，我們認為這是不準確的。東漢順帝時左雄上疏云：「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其說「守相長吏」「非父母喪不得去官」，且此次上疏在永建之初（126年之後），在建光元年（121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之後。據此，則雖在不允許大臣服三年喪的時期，「守相長吏」有父母喪時還是可以去官歸葬並服喪的，不過這只是短暫的假期，並非可以離職歸家服喪三年。
關於大臣的喪假，還有一則輔證：據《晉書》卷20《禮制中》載，「太康七年（286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既葬，當依舊攝職」。此處所云「依舊」，當是依漢法之舊，漢代關於大臣三年喪之律令，至此方改。據此，我們得知東漢光武帝之後，大臣有三年之憂，假期至「既葬」為止。然漢人自卒至葬，時間長短不一，有的長達一年以上，不知是否都是既葬以後才復職？或者是根據先秦儒典，以「三月而葬」為準？因為文獻不足，此處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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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關於兩漢大臣的服喪實踐，前人已經做過很多研究，考證方面的工作已經比較充分了。雖然各家的觀點可能還不無問題，但總結起來，下面這些結論應該是可信的：
1、西漢高祖時，大臣有父母之憂，是可以告寧服喪的，但卻不是服滿三年，因為西漢時服喪三年的風氣並未興起，終西漢之世，真正實踐儒家三年喪的，寥寥數人而已。時人服喪雖不長至三年，但也不短至三十六日，應該介於兩者之間。軍民喪假從十五日到三個月不等。大臣喪假的長短則未聞。
2.東漢之初，「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自是，高祖時的律令被廢除，公卿二千石等大臣沒有了服三年喪的法律依據，但短期的假期應該還是有的，此假期似到既葬為止。舊說東漢大臣無喪假，是不準確的。
3.東漢安帝、桓帝時曾短暫地允許過「大臣」服三年喪，但時間很短，總共十年而已，其餘時段，應該還是延續光武帝的律令。此律令的執行，在一定程度上是比較嚴格的。但東漢中晚期以後，法禁稍弛，服喪之風也漸盛，公卿大臣、郡國守相偶有上疏請求離職服喪的，也或被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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