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敘事與詩學建構

晚明詩學始終是後代學人建構當代文學理論的重要資源，但在此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帶有各取所需的想像性選擇與塑造，即所謂晚明敘事。系統探究並審視此一屢屢「重現」的現象的背景、邏輯、歷程及影響具有深遠意義。

晚明敘事研究長期缺乏客觀性

21世紀以來，學人已然意識到了這一重要現象，並多有審視與檢討。吳承學與李光摩所撰的《「五四」與晚明——20世紀關於「五四」新文學與晚明文學關係的研究》一文，對20世紀以來深受「五四」精神感召的晚明文學研究進行了全面梳理。黃仁生《論公安派在現代文壇的多重回響》、郝慶軍《兩個「晚明」在現代中國的復活》等文則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公安派」在文壇的重受關注，並引發一系列文學爭端的現象予以細緻的考察。

近年來，相繼有幾部專題研究著作出版。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與毛夫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晚明文學思潮」論爭》屬於斷代研究，分別對清末民初及20世紀20—40年代有關晚明的「重構」及其之於文學、詩學的影響進行了深入探討；譚佳《敘事的神話：晚明敘事的現代性話語建構》則力圖全面梳理晚明敘事的歷史線索，分析總結各時段晚明敘事的突出特點與深遠影響。除歷史脈絡的梳理外，他們還深刻挖掘了相關現象的產生背景、文化機制、後世影響等，提升了對此問題的考察與反思。

學人的既有研究創見很多，但也存在如下三個方面的疏漏：第一，「追溯晚明」的前提應在於有一清晰的「晚明詩學」可供借鑒，但有關晚明詩學自身的認識，卻多半被想像性描述所替代。換言之，「追溯晚明」多半是在晚明缺席的狀態下進行。第二，有關晚明敘事的梳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想像」籠罩下的產物，不可避免地影響了研究的客觀與全面。第三，晚明詩學研究涉及政治、思想、學術等多個領域，但相關學者少有論及文學問題，文學研究者相對而言又不太關注相鄰學科的研究進展，不曾及時更新自我的知識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對晚明詩學建構模式的反思。

尋找晚明敘事的四條路徑

職是之故，系統考察晚明敘事與詩學建構之間的複雜關聯，就甚有必要，其意義至少表現為以下四端。

其一，由於晚明的階段性差異，形成了有關「晚明詩學」的多種理解模式，由此產生的價值判斷也多有歧異，今人習焉不察，往往不加選擇地隨意引用一種，或者嫁接、拼湊幾種，造成了認識上的混亂。回歸歷史語境，梳理各種認識模式的理論基礎與產生機制，從源頭處理清脈絡，方能有的放矢，深入推進。

其二，受特定理念的統攝，對晚明詩學的理解存有遮蔽與誤讀，這些被引入晚明詩學研究中，成為金科玉律，規定著對於晚明詩學的基本理解。通過對晚明詩學後世想像歷程的梳理和反思，重新理解相關模式與觀念的歷史語境及可能價值，在揚棄的過程中，儘可能地回歸晚明詩學的本來面貌。

其三，百年來的詩學建構與晚明詩學存在複雜而密切的關聯，不少主張正是通過想像晚明得以呈現。細緻探索晚明詩學的當代想像如何作用於詩學建構、詩學史如何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生成定型、各種不同的理論主張如何能夠共生等問題，將有助於更好地理解百年來文學理論建設的利弊得失。

其四，明末以來，晚明詩學就參與到文學建構中，成為時人表達文學觀念的重要理論資源。通過對晚明敘事以及晚明詩學建構的反思與重塑，在新的起點上探索文學理論古今對話的可能。

重估晚明詩學的理論價值

長期以來，「晚明詩學」的特質並沒有引起特別關注。即使逐漸獲得「獨立」意義的公安、竟陵等詩學流派，也不斷被貼上各類標籤。細緻梳理研究範式的確立與不斷塑造的過程為何實現、如何實現，理應成為一應研究的前提。具體可從兩個層面予以考察：就宏觀論，「晚明」迄今無明確的時間界限，可涵蓋自明嘉靖至清初一百多年的歷史。與此相關者尚有多種說法，既相互區別，又彼此交涉。辨析彼此異同，闡發各自內蘊，需要從總體上把握晚明詩學後世想像的基本邏輯。就微觀論，晚明詩學固然紛紜複雜，主導流派不外乎七子後學、公安派、竟陵派等，他們的詩學觀念在各自歷史階段皆有歧異解讀，以文獻為基礎，清晰呈現具體接受過程，審視關鍵節點，並揭示轉變因由，也是亟待開展的工作。

不唯釐清史實，還應鉤沉晚明詩學建構模式的邏輯線索與生成機制，詳細剖析自然人性論、早期啟蒙說、資本主義萌芽（經濟因素）、市民社會等理論學說，如何被移植到晚明詩學研究中並發揮影響。自然人性論的彰顯被視為晚明詩學的重要特色，鼓吹慾望、寧今寧俗等主張由此而得肯定，揚革新而抑復古的建構模式也因此發端；伴隨著對明代人性論發展軌跡認識的變化，李夢陽被視為新風氣的先導，復古與革新的敵對狀態轉趨融合。早期啟蒙學說之影響以三個層面展開，或是探討徐渭、李贄、王艮等人文學思想中的啟蒙因子，或是探究晚明文藝啟蒙思潮的演進歷史與階段特徵，又或者將晚明與後代相對比，凸顯其「啟蒙」學說的價值與貢獻。因對「早期啟蒙」的不同理解，在時間分期、現象評價等方面，多有齟齬，需待理清各自邏輯與線索，方不致產生淆亂。資本主義萌芽（經濟因素）、市民社會等學說一般被用來作為解釋晚明「特質」的終極之因，強調社會經濟發展對個人心態、性情的影響及其在文學、詩學中的反映，但多半只是籠統套用，甚少系統論述。

以上述探討為基礎，應進一步反思晚明詩學建構模式的缺失。就共性而言，相關理論本就眾說紛紜，學人各持一端，造成了複雜甚而混亂局面；且學人對相關理論多半是一知半解，又很少關注最新進展，理論移植停留在了簡單嫁接層面。就特性論，在自然人性論的籠罩下，有關情感性質的討論成為中心話題，但情感論尚涉及「情」在創作中具有的作用及其具體展現，詩學主張的文學價值有所遮蔽。持「啟蒙論」者雖強調個性、自由，但他們強調的是由此反映出的社會解放思潮，而不太關心研究對象各自思想觀念的差異。對所謂個性、自由的解釋每每歸結到社會、歷史的高度，而晚明士人的行為可能只是一種率性的生活方式。將視角固定在唯一的向度上，過度迎合某一思想觀念，難免喪失了對鮮活、獨特的個人的重視。以經濟因素作為解釋的終極之因，過度誇大了外在因素的決定作用，且忽略了文學的內在演進邏輯，兼之相關理論本就存有缺漏，以致相關解讀多有簡單、粗疏之嫌。

與此同時，在揚棄的基礎上還應重新考察以下問題：一是重估晚明詩學的理論價值，特別是文學價值。以往研究多半持思想標準，以進步與否為據。但晚明文士不是純粹的理論家，更主要的是文學創作者，對於文學甘苦有獨特感受。舉凡情、格調、典範等諸多命題的探討皆與其對創作實踐的反思和創作經驗的總結有緊密關聯。據此，可對復古、革新兩派的詩學觀點予以重新評估，並對「李夢陽為晚明新思潮的先導」、「晚明新思潮消歇」等論點進行反思。二是對詩學發展模式的審視。今人的晚明研究模式可表述為「復古—革新」模式，而古人的觀點則可表述為「矯弊—循環」模式，兩相對比，古人雖視野相對狹隘，卻避免了片面化與絕對化；今人持對立視角，古人卻更強調連續，擺脫單一視角，綜合吸取二者之長，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古人的文學生態。晚明詩學之於明代詩學的意義、明清詩學的演進邏輯亦可抽繹出新線索。

在檢討歷史上「追溯晚明」活動不足的基礎上，放棄以今視古、削足適履的思考模式，考察晚明詩學，特別是其問題意識、反思意識，以及在處理情與法、格調與性情、文學與政治等方面的經驗教訓對今日的啟示，對於重新探討晚明詩學之於當下文學理論的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系江蘇省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晚明敘事影響下的詩學建構研究」（15ZWC00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揚州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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