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歷史進程呼喚偉大的中國歷史理論

文張分田

作者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6年第4期，注釋從略。

新時期史學理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筆談（一）

偉大的歷史進程呼喚偉大的中國歷史理論

張分田

我認為，創建在系統闡釋中國歷史進程方面更具說服力的新型中國歷史理論，是中國學術界必須面對的一個重大課題。

學術回顧應當主要看成績，學術展望應當主要看問題。看成績，可以學習他人之長，增強學術自信，避免虛無主義和妄自菲薄；看問題，才能認清努力方向，拓展研究思路，避免夜郎自大和固步自封。這裡想講一點個人的感覺、判斷和展望，主要分析中國學術目前存在的若干重大問題。

1.創造新型中國歷史理論的必要性及其主要理據

我的幾本代表作獲得同行的肯定，也都獲得好的獎項。然而，這幾本書的最大缺憾是「重大理論缺位」。在我看來，重大理論缺位的問題普遍存在。這裡所說的理論缺位，是指迄今尚未形成一種適用於研究中國歷史現象的、相當系統的、經過檢驗的、比較成熟的中國歷史理論，從而導致我們的問題意識、研究視野、價值預設、解讀方式、邏輯基礎和分析體系都受到負面影響，甚至達到集體性的對許多重要歷史現象或視而不見，或見而不知，或知而不當的程度。

在完成諸多課題的過程中，我發現一個令人震驚的現象，即20世紀一大批著名學者所撰寫的屬於廣義的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的學術名著，竟然普遍存在重大歷史事實的誤判，涉及所有的重大政治思想現象。這一類缺陷嚴重影響了中國哲學史、思想史、學術史、文化史研究領域各種著述的學術質量，也嚴重誤導了人們的歷史認識。許多錯誤觀點至今依然被各種通史、教科書、學術著作及宣傳文章廣泛引用，可謂陳陳相因，積非成是。

對「民貴君輕」命題的誤判堪稱典型例證。歷史事實表明，「民貴君輕」思想產生於西周以前；在孟軻之前，這種思想已達到理論化的程度。自先秦至明清，中國所有的政治思想流派都主張民眾重於君主，歷代官方學說及許多帝王將相的相關論述甚至比孟軻更精彩。在皇帝們的大力倡導下，「民貴君輕」觀念廣泛傳播，從政者和讀書人大多精通這種思想；在政治過程中，「立君為民」「民貴君輕」常常發揮重大作用，所有對王朝合法性、君權合法性及國家政務至關重要的法律文件，都必然引據這一類的思想，統治思想演化的總體趨勢可以概括為帝制越興旺，「民惟邦本」理論就越發達，君權越集中，「民貴君輕」觀念就越普及，在皇帝、官僚、士子集體修習「民貴君輕」的讀書聲中，中國古代文明衰亡了。依據上述歷史現象，我們可以判定：「民貴君輕」是華夏先民的政治價值共識，是絕大多數思想家的共同主張，是中國古代統治思想，是中華帝制的根本法則。然而，只要大致翻閱一下眾多知名學者的相關著述，特別是「弘揚儒學」「弘揚國學」的著述，就不難發現中國學術界對「民貴君輕」命題的誤判有多麼嚴重，其影響有多麼廣泛。

實際上，同樣的誤判不勝枚舉，涉及統治思想、帝王觀念、官方學說、諸子百家等所有重大政治思想現象，涉及立君為民、民唯邦本、天下為公、君臣合道、無為而治、廣開言路、平均天下、孝治天下等所有重大政治理論命題，涉及道、德、禮、仁、忠、孝等所有政治概念，涉及天人合一、自然之理、陰陽和合、中庸之道、三綱五常等所有論證統治思想的哲學命題及哲學範疇，涉及社會根源、本質屬性、發展趨勢、歷史價值及現代意義等所有宏觀把握及整體評說的要素。

令人扼腕的是：這些誤判不是出現在歷史記載缺略的那一部分，而是發生在現存文獻中極為常見、相當可靠，也最具群體性、持久性和連續性的那一部分。這一類文獻都是華夏先民在記述歷史、傳承經驗、闡釋思想時所刻意保留的最重要、最凸顯、最張揚的那一部分。在各種與政治密切相關的文獻中，甚至可以用「俯拾即是」「撲面而來」「應接不暇」來形容。研究者不必苦苦搜求，不必鉤沉索隱，不必潛心考據，只要大致翻檢一下中華元典、諸子百家、「二十五史」就不難獲得非常可靠的文獻依據，形成結構完整的事實陳述，得出相當準確的歷史判斷。這就是說，廣義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原本不應出現達到如此程度的重大失誤，而這一類失誤卻一犯就是一百年，犯錯誤的群體可以涵蓋所有的研究者，包括眾多治學嚴謹、功力深厚、貢獻卓著的著名前輩學者。這就不能不認真反思導致失誤的深層次原因了。

原因究竟何在？這需要群體性的思考，需要見仁見智的討論，需要到研究實踐中去探索。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導致失誤的根本原因不是技術性的。這就意味著，現有的中國思想史知識體系存在重大缺陷，從事實陳述、概念分析，到闡釋方法、理論基礎，遲早會被人們做出具有一定顛覆性的重建。

在我看來，必須重新改寫中國政治思想史，這種改寫具有系統性和結構性，甚至具有一定的顛覆性。政治思想始終是思想的核心內容。如果中國政治思想史有必要重新改寫，那麼廣義的中國思想史也就有必要重新改寫，特別是那些與政治思想密切相關的內容。政治思想又是政治的核心要素。如果中國政治思想史有必要重新改寫，那麼中國政治史也就有必要重新改寫，特別是與「統治思想」「帝王觀念」「民本思想」等重大思想現象直接相關的內容，以及與政治發展、政治理論、政治制度、政治過程等重大政治要素密切相關的內容。這就意味著對中國歷史上一些重大專門問題和重要專門領域需要重新認識，對中華帝制、官方學說、主流學術、儒家學說等重大歷史現象也需要重新認識。

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中國需要一部更好的中國通史。中國學術的理論體系及其話語體系存在嚴重缺陷。顯而易見，寫好中國通史與創建新型理論是相輔相成的學術創新過程。

2.創造新型中國歷史理論的必然性及其主要特徵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偉大的歷史進程催生偉大的思想及偉大的學術，而與偉大歷史進程相契合的新型思想及新型學術的核心要素之一便是新型歷史觀及歷史理論。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顛覆舊文明、創建新文明的偉大歷史進程孕育著新型歷史觀，這一錯綜複雜的歷史進程及一百年來中國現代學術所取得的重大進展，也為創造新型中國歷史理論提供了最佳的研究對象及重要的學術資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術界所取得的新進展也表明，一種新型中國歷史理論正在不斷探索中逐步形成。歷史法則及學術規律註定了新型中國歷史理論必將在中國大地產生。

理論創新的一般法則及所要解決的問題決定了新型中國歷史理論必須也必然具備的某些特徵，主要關鍵詞是中國的、世界的、超越的和開放的。

中國的，即中國學者原創的、從中國實際出發的、契合中國特點的歷史理論。學術無國界，學者有祖國。就像許多核心技術無法靠引進來解決一樣，新型中國歷史理論的某些核心要素最有可能出自中國學者的手筆。中國學者必須清醒地意識到這一義不容辭的重大學術責任。

世界的，包括學術視野的世界性、理論資源的世界性、理論適用的世界性和話語體系的世界性等等。

新型中國歷史理論必須博採眾長，兼收並蓄，具有「集古今中外之智」的特徵。近年來，一些「弘揚國學」的人主張用「中國固有方法」研究中國學問。「中國方法」是一個偽命題，其主要論據經不起推敲。無論一種方法的最初發明者是哪個國家的，只要被中國人採納了，這種方法就是中國的。在學術思想不斷開放、方法論資源極其宏富的當代世界學術界，盲目誇飾「中國方法」的做法只能用「狹隘」「愚昧」等辭彙來評判。

新型中國歷史理論必須揭示普遍性的歷史法則，具有理論適用的世界性。新型中國歷史理論重點關注中國歷史的特殊性。但是，研究特殊性的根本目的是抽繹普遍性。中國歷史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研究世界問題，必須研究中國問題；研究中國問題，必須研究世界問題；中國問題與世界問題之間並無樊籬。因此，中國歷史的研究者必須「立足中國，胸懷世界」，揭示普遍法則和一般規律。沒有全球性的學術視野，沒有對世界歷史的通盤了解和正確解讀，沒有對普遍性歷史法則的深刻體察和準確揭示，不可能形成對中國歷史的科學認識。就實質而言，新型中國歷史理論是新型世界歷史理論的個組成部分和一種表達方式。

新型中國歷史理論的話語體系必須具有世界範圍內的學術話語可通約性，在國際學術界獲得廣泛的話語認同。構建中國學術話語體系是當下學界一個熱點話題。在拒絕「西方中心論」亦即「西方特殊論」這一點上，思考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但是，構建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主旨是摒棄各種不適用的理論體系及其表述體系，提出符合中國實際的理論體系及其表述體系，提升中國問題研究的科學性及可信度，增強中國學術在世界舞台的話語權。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取得成功，感召力強，乃是話語權之本；實事求是，以理服人，乃是話語權之基；打動人心，獲得認同，乃是話語權之翼。話語權的強弱歸根結底取決於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學術的綜合實力。因此，「自己講」不能自說自話，「講自己」不能自以為是。如果用「中國特殊論」對抗「西方特殊論」，很容易導致公說公話，婆說婆話，甚至將中國問題研究引向歧途。

超越的，即堪稱名副其實的理論創新。創建新型中國歷史理論並不意味著一切都重起爐灶。人類的傳統認識、學界的長期探索，可以為理論創新提供豐富的學術資源，我們必須充分吸收古今中外的各種歷史理論，許多思路、方法、視角可以借鑒，一些要素、內容、觀點甚至可以徑直拿來。但是，唯有某些特有屬性、核心要素及重要內容是前所未有的，方堪稱超越性創新。超越性創新並非一般性的改進和完善，而是一種質變，其實質是顛覆傳統認識。因此，新型中國歷史理論的重要特徵之一，可以用「前無古人」來描述。

開放的，意味著理論創新永無止境。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拒絕將自己的理論視為非歷史的和超歷史的教條，他們曾經表示：「我們對我們現在的認識極不信任，因為很可能我們還差不多處在人類社會的開端，而將來會糾正我們的錯誤的後代，大概比我們有可能經常以極為輕蔑的態度糾正其認識錯誤的前代要多得多。」這個判斷適用於一切既成的理論。一種好的歷史理論必然是開放的體系和發展的學說。

3.創造新型中國歷史理論的主要途徑和必須具備的主觀因素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種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理論往往成就於一個或幾個偉大思想家的手筆，而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參與理論創建過程的人則不勝枚舉。偉大的理論是群體智慧的產物，是偉大時代的產物。這就意味著我們每一個歷史研究者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積极參与新型中國歷史理論的創建。每一種高質量的學術著述都會為理論創新添磚加瓦。

創建新型中國歷史理論需要藉助眾多學術資源，包括研究世界上已有的各種歷史理論。但是，單憑藉鑒現有的各種歷史理論是無法完成超越性理論創新的。許多具有創新性的理論要素只能通過研究具體的歷史進程去發現。我們必須做到歷史理論研究與歷史過程研究相結合，二者不能相互脫節。這就需要歷史理論研究者和歷史過程研究者共同努力，相互配合。

一切有價值的歷史理論的本源是歷史現象本身。中華民族連續數千年的波瀾壯闊的文明演化史是歷史研究的一大富礦，充分利用這個富礦所提供的資源足以提出系統的、科學的歷史理論。創建新型中國歷史理論歸根結底需要在具體地、全面地、深入地研究中國歷史的基礎上，探究歷史演化的過程、動因和法則，考察諸多歷史要素的具體作用及其相互關係，做出整體性的解釋，抽繹具有一般意義的歷史認識。這是一個重新構築中國歷史研究的事實基礎、邏輯基礎和哲學基礎的理論創新過程。

社會形態的變革最能展示歷史的法則。數千年來，中國人自我主導了三個具有社會形態變革意義的偉大歷史進程，即創建華夏早期文明的歷史進程、中國古代文明定型及鼎盛的歷史進程和中華民族重新崛起的歷史進程。我認為，應當在全面研究中國歷史的基礎上，重新審視這三個偉大的歷史進程。能否創造新型中國歷史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一類研究能否取得重大突破。

在研究三個偉大的歷史進程時，若干重大專門問題及重要專門領域尤為值得關注。例如，無論研究中國古代文明，還是研究中國現代文明，都必須回答「古代文明何以衰亡」這個重大專門問題。全面回答文明衰亡的問題必然涉及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專門領域。要令人信服地回答文明衰亡的問題，必須面對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即當下許多人所要「弘揚」的恰恰是導致中國古代文明衰亡的歷史要素。「政治思想史」顯然是需要重新審視的重要專門領域之一。

馬克思有一句眾所周知的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創新理論及改造學術的根本目的是改造世界，改造中國，創造更加輝煌的未來社會。新型中國歷史理論的創建過程是探究真相真理的學術過程，是衝決傳統樊籬的思想過程，有志參與者必須拒絕思想平庸及學術平庸，充分發揮學術特長，謀求重大理論突破。

導致學術平庸的主觀原因是缺乏創新的追求、能力、睿智、膽識和毅力。思想平庸是學術平庸的主要成因，學術平庸是思想平庸的重要表現。歷史造假、文化造假、學術造假往往是思想平庸及學術平庸的產物。學術泡沫太多是最容易觀察到的學術平庸現象。近二十年來，在眾多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思想的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學術平庸化現象呈現不斷蔓延的趨勢。這種現象在廣義的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最為明顯，又以與中國古代哲學及政治思想密切相關的著述最為突出。一些人甚至將歷史復古主義與歷史虛無主義扭結在一起，全面塗黑中國近現代革命史，否定顛覆帝制及禮教的社會變革，否定創建中華新文明及新文化的歷史進程。這種力圖將人們引向復歸傳統、膜拜孔孟、誦讀儒經、闡釋舊說、迷信古方的主張，違背文明創新、文化創新、理論創新、學術創新的時代精神，不僅導致空疏之論泛濫和文化造假盛行，也為現代偽儒學的流行及「回到孔孟去」「立儒學為國學」「重建儒教中國」「推行儒家憲政」之類的荒謬主張提供了思想資源。

歷史觀是一切思想體系的基礎。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在任何一種理論體系中，歷史觀及歷史理論都是核心要素之一。大量事實表明，在現代中國，古代儒者虛構歷史、偽造文化的復古主義歷史觀及被其扭曲的歷史陳述，依然對人們的精神世界有重大影響。在西方主流學術的文化決定論的深刻影響下，這種復古主義歷史觀還產生了現代變種——文化復古主義。我們甚至可以清晰地感覺到一股主張文化復古、反對社會變革的思潮正在蔓延。顯而易見，歷史觀的轉型及歷史理論的創新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而是一個直接關係到中華民族能否全面實現思想文化更新的大問題。無論全面深化改革，建設法治國家，還是全面發展學術，建設創新國家，都要求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創新理論。

能否實現超越，成就偉業，歸根結底取決於中國學術界群體性的才華、膽識和毅力。無論在何種環境下，質疑權威，挑戰教條，推翻成說，提出創見，都需要智慧和勇氣。在復古思潮泛濫、思想平庸日顯、學術浮躁成風的大環境下，有志氣、有膽識、有定力、有韌勁的中國學者，應當弘揚「疾虛妄」和「志不求易，事不避難」的中華優秀傳統，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堅持獨立思考的批判精神，堅持與時俱進的變革精神，堅持超越傳統的創新精神，致力於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優良的學術資源，並將批判的矛頭直指泛濫於當下學界的各種虛妄之學及虛妄之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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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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