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對李白詩歌藝術風格的浸潤

文史 04-26

人們常說: 「一方山水養一方人」、「江山易改，秉性難移」、「時事鑄就英雄」。李白是中國文學史上少有的天才詩人和傳奇詩人，李白獨特的詩歌風格與其個性密切相關，更與其時代背景的影響不可分割。李白所生活的時代，從公元 701 年出生四川綿陽江油青蓮到公元 762 年卒於安徽當塗，正是唐王朝由興盛走向衰亡的過程。李白一生活了 61 歲。25 歲前，李白在四川綿陽江油青蓮度過，幾乎佔了他人生一半的時間。李白 25 歲東出夔門，出川以後，便再也沒有回過四川。在此後長達 36 年的倥傯歲月里，無論他走到哪裡，無論他在什麼時候，李白對四川的感情都是毫不掩飾的，他讚美四川的山川風物、鄉風民俗，傾慕四川的先賢名宿、道德文章，追憶自己在四川度過的難忘的時光。李白曾有詩《渡荊門送別》: 「渡遠荊門外，來從楚國游。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對於故鄉的文化傳統，李白也是念念不忘、津津樂道，李白在《宣城見杜鵑花》中寫道: 「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迴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這首詩歌明確告訴了人們，李白的故鄉，就在古蜀王杜宇變成子規鳥催促人民春耕，一直到杜宇啼血而亡化為杜鵑花的蜀地，他的故鄉，就在蜀地的「三巴」。李白的詩歌忽而秀麗、忽而奔放、忽而悲凄、忽而雄壯，其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奔騰不息的創造力、歷久彌新的生命力，使得李白的詩歌成為中華文明史上最璀璨耀眼的一顆明珠。那麼，李白詩歌的藝術風格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呢? 可以說，李白獨特的詩歌藝術風格與巴蜀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一

巴蜀大地自古就是人類繁衍生息的樂園，同時也是中華文化孕育發展的沃壤。四川的主要地方是盆地，位於東亞大陸亞熱帶地區，風光秀麗，地勢平坦，河流縱橫，氣候濕潤，土地肥沃，物產豐富，號稱「天府」、「陸海」。故《漢書·地理志》稱: 「民食稻魚，亡凶年憂」; 《華陽國志》稱: 「地沃土豐，奢侈不期而至也」。四川除盆地以外四周全是高山，在地形上為「四塞之國」，可視為全封閉地區，古代交通甚為困難，北、西、南三面分別有秦嶺、巴山、青藏高原，《隋書·地理志》有「其地四塞，山川重阻」之類的記載。這種地域特點使巴蜀文化遠離中心文化，自成奇特的地域文化系統。但巴蜀先民以驚人的勇氣，創造發明了高超的棧道技術和笮橋( 繩橋) 技術，逢山開道，遇水造橋，打破了盆地地緣的封鎖，克服了狹隘的封閉性。司馬遷認為巴蜀「四塞之國」的封閉性是靠「棧道千里，無所不通」來達到開放的。學者袁庭棟在《巴蜀文化志》中指出: 「巴蜀先民為了突破這種地理的封閉性，變蜀道難為蜀道通，付出了難以想像的努力與代價，終於打通了條條渠道，使巴蜀文化始終能與外界產生各種各樣的交流與互補，不致成為一種封閉性的文化。」

巴蜀文化已有 5000 余年發展歷程，在中國上古三大文化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與齊魯文化、三晉文化等地域文化共同構成輝煌燦爛的中國文明。巴蜀文化是指以巴蜀地區為依託，北及天水、漢中區域，南涉滇東、黔西，生存和發展於長江上游流域，具有從古及今的歷史延續性和連續表現形式的區域性文化。四川盆地雖為高山和高原所環抱，但山原之間的若干河谷卻成為巴蜀得天獨厚的對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礱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們穿行於橫斷山脈，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為古氐羌民族遷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東部有長江三峽作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劍門蜀道( 金牛道) 直通秦隴，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漢中。而盆地以東的清江流域又北與江漢平原相通，南與湘西山地相連。正是依據這樣的地理特點，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東、南、西、北文化，使四川盆地成為薈萃農耕、游牧文化的聚寶盆。從先秦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巴蜀文化與荊楚文化、秦隴文化、中原文化有明顯的交流與兼容，巴蜀文化接受荊楚文化而把《楚辭》發展為漢大賦; 巴蜀文化接受中原文化而使蜀人史學趨於發達;巴蜀文化接受秦隴文化而導致「隴蜀多賈」，從而使巴蜀工商業繁盛。

同時，巴蜀文化又具有很強的輻射能力，其兼容與輻射特色的形成，主要與移民有關。從先秦時期起，歷代的巴蜀都容納了東南西北四方眾多的移民。從歷史記載看，這種移民的主要特點是單向移入，外地人移入四川，而很少有四川人大規模向外移出。歷史上這幾次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帶來文化的大交流和大交融，形成「風俗舛雜」的文化特色，使巴蜀文化更加五光十色，輝艷奪目。在文化世界，巴蜀文化創造者一向以善於超越自我、貢獻新質文化因素而著稱。雖然從漢以來，巴蜀歷史上出的人才，其總量不及長江下游的江、浙、滬，但其所產「精英」從司馬相如、揚雄到陳子昂、李白、蘇軾、張問陶、李調元和郭沫若，即《華陽國志》所說「英曜炳靈」的文化巨人則秀冠全國。在他們身上，淵源於浪漫奇詭三星堆青銅文明背景的巴蜀人球型發散性思維特徵最為鮮明。因此，巴蜀文化在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猶如一座水庫，對中國歷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人口等都起到了流動、儲存、調節、融合、擴散的「水庫效應」。可見，四川歷代巴蜀人敢為天下先、勇為天下創的原創精神和人文底蘊，與巴蜀文化是分不開的，更因為「詩仙」李白的橫空出世，從而鑄造了巴蜀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功不可沒的領先地位。

二

一方富庶，其文化必興。巴蜀文化的不斷積累、變異和發展，為人們留下了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和神妙的心靈世界三方面的不可多得的獨特的歷史遺產。長期以來，巴蜀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版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巴蜀地域特色，得到了舉世公認。巴蜀文化作為巴文化與蜀文化的有機統一體，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形成獨具巴蜀地域特色的文化傳承，至今仍體現在巴蜀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縱觀巴蜀文化的歷史地位，它具有如下三大特徵: 一、開放性。從歷史的進程看，巴蜀文化北與中原文化相融匯，西與秦隴文化交融，南與楚文化相遇，並影響及於滇黔文化。正如四川的地形一樣，崇山峻岭屏閉盆地，使之易於形成為相對獨立、自具特色的文化區域; 同時，盆地又猶如聚寶盆，使巴蜀文化易於成為南北文化特徵交匯和集結的多層次、多維度的文化複合體。二、整體性。從數千年的歷史進程看，巴蜀文化始源獨立發展的時期相對較短，而與漢文化融合融匯的時期則較長，表明巴蜀人歷代對於母體文化體系有最廣泛的文化認同的整體觀念和大局觀念。這種整體性的文化內涵說明巴蜀人善於將不同因素加以整合，善於恰當地將矛盾的因素融彙整合為突破傳統、鍥而不捨、奮發進取的積極力量。三、特色性。「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是句古話，最早見於明末清初人歐陽直公的《蜀警錄》。今天看來，先亂後治的精神，說明四川人的開創性、超前性和風險性意識強。它的社會根基正同巴人的冒險進取性、超前性與蜀人的追求完美性、穩定性的結合有密切關係。

四川學者譚繼和指出，三星堆、金沙文物形象的神秘、詭異、誇張與浪漫，正是道教文化的源頭、神仙觀念的起點，正是它們形成了今日四川人身上獨有的飄逸、淡定、自由、富於想像與創造的獨特個性。尤其是唐代以來，巴蜀地區政治穩定，經濟繁榮，豐衣足食。初唐陳子昂說: 「蜀為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 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 《舊唐書·陳子昂傳》) 。巴蜀文化以其獨特的人文地理環境、悠久的歷史文化淵源培養了大批優秀的文人騷客。唐期是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的一個全盛時期，當時巴蜀地區創造了領先中國、經濟文化高度繁榮的成就，成為「財利貢賦率天下三之一」的國家經濟支柱地區，為連接東西方的「北方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地提供了大量絲綢布帛、珠寶圖書等商品，為溝通聯繫內地與西北、西南各族的「茶馬古道」提供了主要的茶葉和食鹽等商品。同時，這一時期在巴蜀大地上人文薈萃、傳奇眾多，音樂歌舞、宴飲遊樂、城市園林、文學與繪畫藝術、絲織業、釀酒業、商貿業等繁盛甲冠天下，為詩歌等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也成就了大批蜀地和入蜀文人一生之中最輝煌的業績。由於唐期統治集團注意吸取隋、梁、陳各朝滅亡的教訓，採取了一系列積極措施發展生產，社會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到唐玄宗元年間，國家高度統一，國力空前強大，政治比較清明，社會也相對安定，這就極大地激發了人們樂觀上進的信心，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強烈的愛國精神，而這種樂觀向上的社會心態正是培養詩歌情調的優良溫室。其次，盛唐巴蜀本土文化經過與中原、江南及其他地區的外來文化碰撞、融合、創新和發展，形成了彙集眾家之長於一體的複合型文化，將巴蜀文化推向了發展頂峰，在中華文明史上譜寫下了燦爛篇章。唐期由於採取了開明政策，社會思想文化比較開放活躍，封建禮教相對松馳，人們主觀精神昂揚奮發，加上北方少數民族游牧尚武的習氣被吸納到社會生活中來，這就使得人們偏於高估自身價值，強調個性張揚，推崇人格獨立，蔑視現存秩序和禮法傳統的束縛。在唐代詩人，尤其是在盛唐詩人身上，普遍存在一種重義輕財，好勇尚武的俠士風度，它與詩人們宣洩懷才不遇的抑鬱不平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了那種慷慨激昂、奮進敢為的精神特質。巴蜀地區經濟的富足帶動了文化事業的發展，人們有足夠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詩歌創作上，因此產生了像李白這樣偉大的本土詩人。

三

任何一個詩人的文學創作在發展和完善的過程中必然會受到地域文化的影響，並與之產生各種碰撞和融合。所謂一方山水養一方人，在巴蜀生活的這 25 年裡，李白自由獨立意識、飄逸浪漫的文風深受巴蜀文化的影響，給李白詩歌風格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

第一，巴蜀宗教文化給李白的詩歌創作插上了想像的翅膀。巴蜀地區具有厚重的原始宗教的神秘氛圍，盛傳神話傳說，因此這裡的文化藝術都具有誇張的特性，比如同樣生長於此地的司馬相如、揚雄等漢代的辭賦家，在他們的文章中，就有明顯的誇張、壯麗之風。儒家思想在巴蜀文化中居於主導地位，巴蜀雖然也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但是道教文化影響的成分更多一些。道教創立在巴蜀，所以巴蜀的道教文化很興盛，這也是李白在很早就能接觸到道教並深受其影響的根本原因。道教文化倡導自由奔放的心靈以及崇尚自然追求和諧之美的觀點，給李白的生活和創作以巨大衝擊，而美好的神仙境界傳說典故則賦予了他創作的不盡源泉。不僅在思想上影響李白，而且熏陶了李白，使他從中尋找靈感進行創作。李白的家鄉四川綿陽江油西南 40 里的紫雲山就是一個著名的道教勝地，李白從小就接受正統的道教教育，其《上安州裴長史書》一文雲: 「五歲誦六甲」中的「六甲」就是道教術語，這「六甲」是指: 「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它既是道教專有的術數技藝，又是道教修鍊的符籙功法，初、盛唐時，特別盛行。在《神仙傳·左慈》中: 「左慈學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可證; 《道藏》中也有《上清瓊宮靈飛六甲左右上符》，此書是神仙方術之書。李白常與道教人士交往，其《感興八首》( 之五) 亦說: 「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吹笙吟松風，泛瑟窺海日。西山玉童子，使我煉金骨。」在四川歷年漫遊的過程中，他去過很多道觀，也認識了許多的道士並與他們談論道經，從而對道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戴天山、大匡山隱居讀書時，李白創作了《訪戴天山道士不遇》一詩，詩中寫因往訪道士不遇的愁悵心情，「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隱居期間，李白還與江油當地的著名道士雍尊大師進行交流，他在《尋雍尊師隱居》一詩中這樣描寫道: 「群峭碧摩天，逍遙不記年。拔雲尋古道，倚樹聽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鶴眠。語來江色暮，獨自下寒煙。」足見李白對道教的一往情深。元丹丘是李白 20 歲左右在蜀中認識的道友，李白甚是欣羨元丹丘的神仙生活，他特作《元丹丘歌》一詩: 「元丹丘，愛神仙。朝飲潁川之清流，暮還嵩岑之紫煙。三十六峰長周旋。長周旋，躡星虹，身騎飛龍耳生風。橫河跨海與天通，我知爾游心無窮。」20 歲以後，李白開始熱衷登峨眉山等名山，求仙訪道，登上峨眉山時，面對擦臉而過的煙霧，他想起了仙人「騎羊子」: 「儻逢騎羊子，攜手凌白日。」( 《登峨眉山》) 從詩中可以看出，他熟知很多上古的神話傳說，而道教中所創造出的仙境、仙女及諸神都成了他詩中的元素，老、庄道教所倡導的自由精神，使他脫離世俗傳統的束縛，思維活躍，宗教的熱情同時又激發了李白詩歌創作的激情; 美麗的神話傳說，道教中所描繪的仙境，他的心靈在無邊際的想像世界裡遨遊，使得他的詩文神采飄逸、浪漫綺麗。

第二，巴山蜀水養育並熏陶了李白「飄逸」、「浪漫」的詩情畫意。巍峨的高山，浩蕩的流水，高樹蔥鬱，猿鳴凄厲，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給予人們馳騁飄逸的想像。巴蜀幾乎具備了所有產生神秘奇幻想像的條件，在這裡的神話故事中誕生了無數高人一籌的神人，中國本土神明譜系中的兩大最具智慧和浪漫主義想像的主神都源自於巴蜀。《山海經》以奇詭、怪誕、誇張的筆調、淋漓盡致的展開想像和幻想，表現了巴蜀先民渴望超越人類生理極限的焦灼; 《華陽國志》則從蜀王譜系的角度，描述了從蠶叢稱王，歷經柏灌、魚鳧、杜宇、開明等蜀王換代史及其主要事迹，其中輔以「蠶叢目縱」、「魚鳧仙道」、「杜宇化鳥」、「朱利出井」等神話內容，表現了巴蜀先民對歷史的一種勇敢浪漫的原始思維和直覺把握。而「五丁開山」、「廩君化虎」、「魚鹽神女」、「巫山神女」等傳說則充盈了巴蜀先民浪漫奇幻，瑰麗飄逸的圖騰崇拜，這些都是一種神奇浪漫的地域思想形成的土壤。古巴蜀的神話與傳說「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 《蜀道難》) 以及仙源故鄉、洞天福地、千年古剎等都在滋潤著巴蜀的人們，而濃郁的巴蜀風情融合楚文化更顯瑰麗色彩和奇幻想像。生於斯長於斯的巴蜀人具有獨特的思維模式，即球形發散性思維，在表現手法上極具浪漫色彩，風格獨特。其思維方式的特點是仙化思維，與中原文化重「禮」、楚文化重「巫」相區別，蜀文化重「仙」，巴文化則重「鬼」，巴蜀自古就有五代蜀王仙化的傳說以及「西蜀崇鳥」的民間信仰等。仙化思維使巴蜀文化表現出極強的創造力和想像力，影響到社會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現在文學創作上便是善於誇張、虛構和想像。巴蜀優越休閑的物質文化環境使本土作家想像豐富，極富浪漫情懷，使巴蜀的文學創作在中國文學史上大放光彩。詩仙李白自小受巴蜀文化的浸潤，其球形發散性思維與仙化思維的傳統表現在他的詩歌創作中便是想像奇特，妙喻連篇，形象生動，窮情盡變，他更是繼承了這種浪漫主義精神，留下了眾多膾炙人口的詩篇。李白的豪放是因為心胸寬廣，充滿豪氣，而他的浪漫則是他對自由、對理想的追求與渴望。李白為了表達這種強烈感受，在創作上選擇了易於表達自我主觀色彩的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並從民歌、民間故事中汲取了大量的素材，形成了獨特的浪漫主義創作風格。

第三，巴蜀「豪放」風氣統攝著李白詩歌創作的基本藝術趨向。生活在儒家文化邊緣地區的巴蜀人是自由放任的，自由放任和自足自信促使人們選擇了「豪放」的文學，對豪放的追求顯然已成巴蜀文人的一大傳統。尤其是到了唐代，詩風的多樣化，目不暇接; 豪放的詩風，迅速崛起，同大唐氣象互為摩盪，構成一道奇異的人文景觀，令人嘆為觀止，其詩歌作為唐代文化的代表邁入了全盛時期。巴蜀特定的地域文化對生活在其中的李白在觀念形態、思維方式、性格和氣質等方面以深深的影響，反映在詩歌中就是歌詠巴山蜀水、抒發對家鄉的熱愛，在抒發感情時也往往放浪不羈、不拘一格。聯繫李白的《蜀道難》、《將進酒》等等詩歌，熔鑄了詩人翻騰不息的詩情，氣勢雄渾而豪邁，感情高昂而濃摯，給人以「挾海上風濤之氣的感覺」; 《蜀道難》之詩噴薄而出，排山倒海，藉助神話傳說馳騁想像，大膽誇張，突出描寫蜀道的高與險，把豐富的想像和奇特的誇張結合起來，著力渲染「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李白的詩歌因之獲得一種難以抵禦的力量和直衝霄漢的豪氣。可以看出他的詩往往透過「豪」的表面寓於「悲」的實質，這正是李白個性的基本特徵。李白瑰麗飄逸的思想，至情至性的品格，在所有異彩紛呈的作品之中，卻都流淌著一股豪放的底蘊。李白是豪放風格之集大成者，情感激蕩，格調昂揚，想像奇特，誇張出格，是李白豪放詩風的特點。

第四，巴蜀文化的多元交融造就了李白詩歌的恢宏氣象。盛唐文人在文學中表現出的開闊的眼界，自由活躍的思想，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激奮昂揚的氣概; 展現了強大民族鼎盛時代的整體精神風貌。作為這一時期的偉大浪漫主義詩人李白，他的詩歌強烈而鮮明地表現出這種盛唐氣象。李白如此熱忱地追求理想，除了是他積極人生態度的延續之外，同時也是來自於這個時代精神的激勵與鼓舞，給李白的詩歌注入了新鮮的血液，豐富了他的詩歌意境和情趣。具有盛唐氣象的詩人，往往是富有魅力的人物，在盛唐詩人群體中李白的魅力更是無人可以匹敵，他以一種震懾的力量征服了當時的讀者。他的魅力首先源自於巴蜀源遠流長、兼容並蓄、生動活潑、風味無窮的文化沃土對他完美獨立的人格、純正的品質和傲岸的精神的滋養和哺育。盛世文化的繁榮乃是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果，而李白一生又和盛唐時代相始終，恰恰處在這兩種交流的高潮中，再加上他本人特殊的教養和經歷，終於使他和盛唐文化一起登上高峰。盛唐時代經濟繁榮的景象，是李白構思壯美形象的直接推動力。李白詩中所表現的浩瀚氣魄和雄偉的景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盛唐的國力。唐代從開國至「安史之亂」前，國家一直處於上升狀態，特別是開元、天寶年間，四海昇平，國泰民安，已達到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這種空前盛世極大地激發了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和時代優越感，盛唐詩人的詩歌明顯體現出積極向上、昂揚奮進和出仕報國的情懷，這種情懷空前絕後地強烈，成為盛唐詩歌與其他時期詩歌的最大不同，其成就明顯地高於其他任何時代，在這種氛圍下詩歌所呈現的境界、意念也突出地高於其他時期。詩人李白禁不住內心的激動而放聲歌唱，讚美這個時代，並決心獻身這個時代。如李白的《古詩五十九》( 其四十六) : 「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峨峨橫三川。王侯像星月，賓客如雲煙。鬥雞金宮裡，蹴鞠瑤台邊。」海納百川方能成其大，李白將各地地域文化融合，取長補短，既有繼承又有超越，具有了豐富的巴蜀文化性格，使得他的詩歌既靈秀飄逸又大氣磅礴，成為盛唐最具有代表性的詩人。

總之，不難看出，李白之所以成為享譽世界的詩仙，是時代背景與歷史文化的客觀因素，與其個人追求、個人努力的主觀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李白適應並接受了巴蜀文化，巴蜀文化精神也大大地影響了李白的思想性格與文學選擇。李白詩歌風格的形成過程，既是唐朝由盛轉衰的寫照，又是其個人成長心路歷程的寫照。巴蜀文化成就了李白，李白也為巴蜀文化增添了最閃亮的一筆。

參考文獻

［1］劉茂才，譚繼和．巴蜀文化的歷史特徵與四川特色文化的構建［J］．四川省情，2005( 10) ．

［2］徐學書．突出巴蜀文化特色推進四川文化產業發展［J］．《區域文化與區域發展》，2009，10．

［3］劉海洲．巴蜀文化視野中的「巴味」與「蜀味」［J］．紅岩，2009( 3) ．

［4］毛曉紅，甘成英．一方四川滋養一方李白［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11．

［5］毛曉紅，甘成英．巴蜀宗教文化對李白詩歌創作中想像力的影響［J］．綿陽師範學院學報，2013(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