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如果毛主席來到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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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拉·W·塔奇曼（1912—1989），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作家，1936年和1972年憑《八月炮火》與《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兩度獲得普利策獎。
奧利弗·B·波拉克曾這樣寫道：「作為歷史學家，塔奇曼不是在為其他歷史學家們而寫作；在她的著作里，字裡行間，千百萬大眾讀者通過她的文字感受到了歷史的精彩之處。」巴巴拉·W·塔奇曼
澎湃新聞經授權摘編《歷史的技藝：塔奇曼論歷史》（中信出版社，2016年2月）中《如果毛澤東來到華盛頓》章節，略有刪改。
作者在該章節中通過「假設」毛主席來華盛頓會談，從側面批評了當年美國對華政策一味偏向國民黨的失誤，認為如果美國能早一點如中國共產黨人所願，積極地建立與中共的聯繫與友誼，加快國民黨潰敗的速度，中國與美國現代歷史的走向將更為平坦。
如果周恩來的信送達羅斯福……就不會有朝鮮戰爭
有一件事造就了歷史上最雄奇的猜想和最尖刻的諷刺，這件事就是：1945年1月，在毛澤東和周恩來取得全國性權力的四年半之前，他們試圖和美國建立關係，要求前往華盛頓，要和羅斯福總統面商機要。是什麼促成了這個要求已不可知，只有等待檔案解密，不過，我們現在才剛剛知道，美國對此友好姿態未做任何反應。在27年間，兩場戰爭，不計其數的生命魂飛魄散之後，兩個沒有交情的超級大國因猜忌和恐懼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之後，一位美國總統——上一位美國總統讓1945年的訪問未能成行——終於訪問了北京，和那兩位中國領導人見了面。本來可以有另一種可能嗎？
這個提議的原件，1月9日由美國在延安的軍事觀察組代組長雷·克羅姆利上校轉交給了在重慶總部的魏德邁，說毛澤東和周恩來希望他們的請求被傳達給「美國的最高官員」。內容（這是第一次公開刊載）如下：
延安政府希望派一個非官方的（重複：非官方的）團體去美國，向美國感興趣的民眾和官員解釋中國當前的形勢和問題。以下完全是他們的非正式建議：只要羅斯福總統表示願意在白宮接待作為中國一個主要政黨的領袖的毛（澤東）和周（恩來），那末他們二人或其中之一立即可以前往華盛頓參加探索性的會談。
周恩來要求，如果羅斯福總統隨後發出邀請，他們將坐飛機前往美國。怕此事不成，毛（澤東）和周（恩來）希望對他們的要求保密，以保證他們和蔣介石的關係如舊，他們當時正在痛苦的談判之中。
這個消息1月10日到了重慶，但沒有轉交美國，只是在另一個文件中提及了一下，這個文件可能是給羅斯福總統的，也可能是給國務院或者戰爭部的。原件被帕特里克·赫爾利截留在重慶，魏德邁將軍也被迫同意這麼做。
在審視這件事及其原因之前，讓我們想像一下，在正常的途徑下，這個請求被轉交給了「最高官員」，也收到了肯定答覆——九成九不會，但也不是完全沒這個可能。如果毛澤東和周恩來到了華盛頓，如果他們成功地讓羅斯福總統相信，他們的邊區政府正蓬勃發展，中央政府正腐敗潰爛，如果他們實現了來訪的目的——美國向他們提供軍火，停止對蔣介石無條件的承諾，向蔣介石施壓，迫使其接受共產黨在聯合政府中的地位（他們想在此基礎上擴大勢力），那麼，接下來會出現什麼情況？
由於和美國建立了聯繫，共產黨的威望和實力將加強，國民黨將衰落，雖然這兩點本來就不可避免，但速度會大大加快。在極度厭戰和痛恨惡政的國家，一場三年的內戰如果不能被完全避免，也可以大大縮短。美國不再被指責為資助註定失敗的一方而延長了內戰，也不會引起最終勝利者的深切敵意，然後這些行為也不會引起我們的不滿，從而不承認共產黨政府。如果雙方不存敵意，我們就將和人民政府建立某種級別的外交關係，允許在危機中的對話。如果中國人沒有對我們產生猜疑，從而一邊倒向蘇聯，可以想像，朝鮮戰爭以及它殘酷的後果也就不會發生。由這場戰爭而生的是兩個「幽靈」，一是紅色中國的共產主義，一是牢不可破的中蘇夥伴關係。沒有這兩個概念，我們的政治家不會被蠱惑，煽動家不會有溫床，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現在，我們的將來本可以不一樣。我們可能也不會走向越南戰爭。
「如果」：彼時彼地是真的有選擇的餘地，還是每一步都不可避免呢？
雖然串聯這條因果鏈的是一個個「如果」，但是合起來，它就告訴了我們因果的傳導，以及美國外交政策的怪異之處。我們需要追問的是，這些怪異之處是全因偶然，還是有意為之的呢？彼時彼地是真的有選擇的餘地，還是每一步都不可避免呢？回看歷史去尋找答案，我感覺到現實的幢幢鬼影，距離當年1/4世紀之遙的現在，事情的輪廓比那些身在此山中的國防部文件要清晰得多。
要談1945年的情況，需要牢記三點：第一，日本還沒有戰敗；第二，美國的政策側重於並執著於要國共兩黨結成某種形式的聯合；第三，美國的九人軍事觀察組——後來擴充到十八人（也就是迪克西使團），已經和（中國）共產黨建立了聯繫，從1944年7月就一直在延安發揮作用。使團的目的是借用（中國）共產黨的人力、物力，在將來軍事行動的戰略關鍵區域，組織一個情報網路，同時可以大致評估共產黨的能力和意圖。對於美軍進入中國（當時這仍然被看作盟軍最後一擊中的一個動作），還有蘇聯人進入中國抗擊日本，這些事非常重要。
在赫爾利的催促下，蔣介石向共產黨提出了反建議。他提出了聯合的計劃，要把共產黨的軍隊置於國民黨的掌控之下，接著還要把共產黨的地位合法化，變成合法黨派之一。赫爾利忙不迭地對蔣介石的新方案表示支持，儘管新方案讓他和毛澤東的商討成果化為了泡影，他還在魏德邁的協助下，用盡渾身解數讓共產黨接受新方案。後者很自然地拒絕了這個安排，因為這不是聯合，而是投降。共產黨得出結論，這個會談的中間人已經倒向另一邊，會談不會有什麼好結果，於是取消了繼續對話，從此不再相信赫爾利。魏德邁還說，如果共產黨能和蔣介石訂約，美國可以給他們提供武器和補給。共產黨不為所動，因為他們明白，蔣介石將決定援助如何分配。赫爾利還提出重回延安，重啟對話，不過也被拒絕；迪克西使團組長大衛·D·包瑞德上校也想加以勸說，可毛澤東和周恩來告訴他，他們仍然希望，也仍然需要美國的武器，但不需要蔣介石的方案。他們說，美國支持蔣介石，支持的是一個「腐朽的空殼」，儘管全美可能都會支持他，但他「註定失敗」。包瑞德結束了訪談，感到和他對話的兩位領導人「對自己的力量非常自信」。
談判就此進入僵局。共產黨做出了極大努力，對收穫期以厚望，但現在他們需要重起爐灶。相當偶然地，就在這時，美國軍方向他們表達了某種試探性的、明顯未獲一致同意的友好姿態。這讓他們既興奮又困惑。12月15日，包瑞德上校和戰略情報局在中國的副局長威利斯·H·伯德，同時但分頭給延安帶去了提議。兩人的提議都設想了美國技術部隊登陸中國，然後和共產黨軍隊聯合行動。伯德上校的計劃更誇張一些，包括了美國指揮官要求「戰略使用」軍隊時，他們要和全部共產黨軍隊「完全地合作」。不管這個計劃是不是有意繞開大元帥，以及伯德上校是否考慮過這個問題，這在他頗為自得的報告中沒有提及，提及的只有：「戰區司令已經原則上同意全力支持共產黨……」
包瑞德上校的兩個提議由魏德邁的參謀長羅伯特·B·麥克盧爾將軍授權。麥克盧爾向國民黨軍參謀長陳誠將軍講清了第一個提議，美國的技術部隊將限制在4000到5000人，他得到的是一個模稜兩可的回答，通常中國人會用這樣的回答來表達「不行」的意思，而美國人則用來表達「沒準兒」。第二個提議比較驚人，12月27日麥克盧爾口頭向包瑞德保證，這個提議已經得到了赫爾利大使的同意。第二個提議說，在歐洲戰局勝利之後，要在山東建一個灘頭堡，在那裡將登陸大約2.8萬人的傘兵部隊，由共產黨暫時照料後勤供應——不包括軍備和彈藥，直到美軍的供應開始發揮作用。共產黨說他們同意，但包瑞德還是禁不住想，中國人如此沉著，但他們對這項職責及其含義可能根本鬧不明白。
面對這樣的前景，共產黨不清楚他們在與蔣介石的會談中將獲得怎樣的地位，所以可以理解，他們需要繞過赫爾利，直接和華盛頓建立聯繫，說明情況。比說明情況更重要的，是獲得認可。主動提出遠渡重洋的會面——這將是毛澤東第一次出國——可見他們的誠意。
美國外交實踐中並不鮮見的困難：前方的聲音無法上達或無法影響到決策層
中國共產黨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實事求是。20世紀20年代時，意識形態的純潔被證明是關乎生死的，而他們現在已經學會了調整政治行動去適應現實，隨時準備為了生存和優勢，與意識形態的對手開展合作。如果他們在1936年可以與蔣介石達成合作並且還將準備合作下去，那又為什麼不能和美國權商一二呢？從毛澤東、周恩來和迪克西使團的政治顧問約翰·S·謝偉思開誠布公的談話里就能看出，他們希望得到的到底是什麼。謝偉思詳盡地報告了這次談話。
首先，他們想說服羅斯福總統，是他們代表著中國的未來，而不是國民黨。他們知道時間對自己有利，天命在漸漸地、篤定不移地轉移到自己手中。如果他們能用某種辦法把這個觀點明白無誤地傳達給華盛頓決策層，那時美國就可能被說服，減緩對蔣介石的支持，同時加快運勢的轉移。其次，他們想作為聯合政府的一員，像他們歐洲的共產主義夥伴鐵托那樣，獲得美國的武器、軍火。在抗擊日本方面，他們認為需要美國提供幫助，武器是他們急缺的東西。中國共產黨在華北的日軍陣線前後方都建立了組織完善的抗日根據地，但缺少打一場真正決戰的武器。他們希望去華盛頓說服羅斯福總統，表明他們要求的正當性。他們感到美國還沒有察覺到，國民黨在衰落，他們在崛起。如果他們能見到羅斯福總統，他們就能當面闡明這一切。
羅斯福總統同情受壓迫者的光環已經遠達世界最遙遠的角落。在小說《基督停在恩波利》中，卡羅·列維寫道，他走進卡拉布里亞破敗村落的一戶陋舍，看到牆上有耶穌受難的十字架，這家人失蹤的兒子的照片，還有一幅羅斯福總統的肖像。當然，在延安任何一戶人家的牆上，除了有盟國四巨頭的宣傳畫之外，是否還有美國總統的肖像大可存疑，但羅斯福總統確實在中共領導的心目中佔有一席之地。當他1944年連任成功時，毛澤東發去了賀電，羅斯福總統回復道，他期待「和中國的所有力量積極合作」，以對付共同的敵人日本。如果不算明確表示的話，這至少也是個不錯的開局。
在延安的美國觀察員們發現，此地的主人對美國極其好奇，迫切地想了解美國的技術手段，特別是軍事方面的。據克羅姆利少校說，毛澤東「能很快地理解任何人告訴他的關於美國的任何事」。他和他的同志非常欽佩，美國軍隊在極其艱難的太平洋戰場上還能步步為營，節節勝利。他們意識到，這支軍隊一定是能打到日本本土的主力部隊。中共要想在現實中有所突破，有錢、有資源、在亞洲有地盤的美國是他們在當時的節骨眼上不得不與之合作的國家。
「我們不能跟美國衝突，我們冒不起這個險。」毛澤東對謝偉思說。他們一點兒也不在意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因為他們十分自信，自己將取得最終的勝利。他們想讓美國承認他們已經取得的成績，承認他們有能力即將取得的東西，承認他們是中國主要的黨派，而不是非法組織。他們想在盟軍即將到來的勝利中獲得參戰一方的合法地位，這樣就能在對中國的戰後安排中分得利益，在聯合國的組織里獲得一席之地。他們心裡清楚，在有朝一日蘇聯大軍踏進中國東北的時候，他們和美國的聯繫將助他們一臂之力。總之，他們想徹底搞明白，如果蔣介石拒絕聯合政府，那麼是否「有可能」，毛澤東問謝偉思，「美國會支持中國共產黨」。他們想知道自己在美國眼中的地位。
關鍵因素在於，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心目中，他們極其盼望著繼承中國的主權。在中國共產黨和美國的關係中出現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最終變成了一塊撞沉輪船的礁石。毛澤東早在1944年就清楚地表達了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美國只給國民黨提供武器，這在效果上是一種干涉，因為這給了國民黨力量去違背中國人民的意願。」這當然是對中國人民意願的個人判斷，但這個判斷也非常現實，並且為美國觀察員們所認可，他們的職責就是評估那些證據。約翰·P·戴維斯是美國駐華使館的二等秘書，後任戰區司令的政治顧問，他報告說，「共產黨是中國唯一以人民訴求為己任的團體」，他們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個得到「人民大範圍積極擁護的團體……中國的命運不在於蔣介石，而在於他們」。他認為，美國在做任何決策時，一定要考慮到這一點。
我們身處中國的和國務院中的職業軍官，此時的建議都是，無條件支持蔣介石不是保證中國統一的最好手段。如此刺激蔣，讓他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其實是讓他更不容易妥協退讓，更有可能推動而不是防範一場內戰。在中國的參謀人員感覺到，共產黨一定會牢牢抓住華北，極有可能在戰後接管東北，我們應該保留一點兒和共產黨建立聯繫的自由，因為只有通過和美國的交情和美國的經濟援助，他們將來才可能脫離蘇聯的懷抱。前方軍官對更加「靈活的手段」的請求越發激烈了。有人說，支持蔣介石不是「我們政策的終點」。國務院中國事務和遠東部竭力向決策層傳達前方的聲音，他們甚至說，如果蔣介石本人沒有任何補救的舉動，那麼重審美國的政策就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非常必需的」。
美國外交實踐中並不鮮見這種困難：前方的聲音無法上達或無法影響到決策層——這裡指的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總統繼承了看不起職業外交官的偏見——這一點不無道理，但在中國卻行不通——他一直認為他的私人特使能讓他無所不知，這裡指的是赫爾利大使。
1945年整年，由赫爾利調停的成立聯合政府的努力並未停止，多半是因為雙方都不願承擔挑起內戰的責任。赫爾利不能說動雙方如他信誓旦旦保證過的那樣向著統一前進一步。他開始變得喜怒無常，焦躁不安，突然在1945年11月在著名的麥卡錫風潮的第一波肆虐中辭職。他說，他的任務被國務院一部分人毀了，這些人「竭力支持共產主義，特別是在中國」。他不能承認，或許永遠也不能理解，他對形勢的估計是片面的，中國的當前形勢對他來說太複雜了。
低估共產黨的羅斯福，看不起外交和外交人員的美國人
在赫爾利身後的羅斯福總統更難辭其咎。事後諸葛亮會說他拒絕大使館的建議是目光短淺，但是，審視所有歷史上的行為都應該以當時的情景去設身考慮。毫無疑問，影響他最多的是雅爾塔會議上和俄國人達成的一致。羅斯福總統和赫爾利都相信，蘇聯是事情的關鍵，蘇聯秘密承諾和蔣介石簽署協議（8月這個協議真的簽訂了）將影響到國共兩方，並阻止內戰爆發。
他們這樣相信，只因為他們低估了共產黨，以為它只是中國的曇花一現，沒有意識到它的根基與中國幾百年未實現的願望相連，它的力量來自內生的革命的需要。1930年的駐華大使納爾遜·詹森別無所長，只是觀察到了顯而易見的事實，他報告說，共產主義不是中國混亂的原因，而是「某種根本性狀況」的結果。這麼一絲微弱的聲音，隨時間推移被淹沒於傳統的觀念：第一，因為中國人不會接受俄國式共產主義，因為社會結構與之不符；第二，根據對羅斯福影響至深的莫洛托夫的說法，中國共產黨人根本就不是共產主義者。有了這兩個前提，大家就很容易說服自己，共產黨不會是中國未來的統治者，只是一群反叛的「局外人」，最終會被體制吸收。在赫爾利和魏德邁回國期間，他們和M·E·邁爾斯（海軍情報部中國負責人），一起與會參謀長聯席會議，總參謀長萊希上將報告說：「他們所有人都是這個觀點：我們只要稍稍助蔣介石的中央政府一臂之力，中國的叛亂就能平定。」
第二個因素就是，持不同觀點的人——政府中沒人能有效地制約赫爾利的觀點——不能定期地見到羅斯福。這留下了一個致命的空缺。再次根據萊希的說法，身居白宮的總統，「對赫爾利極為信任，相信他在外國能出色地完成任務」。並且，如果萊希的話可信，那麼白宮已經接受了這樣的說法：一群醋意濃重的職業外交官在拆赫爾利的台，他們「聯手反對這個從常規外交系統以外空降來的新大使」。
在這裡，我們有望對美國對華政策中最難以解答的方面做一點解釋：一群非常有經驗的身在前線的觀察者，他們的存在就是為了讓政府及時知曉前方的情況，為什麼他們的信息和觀點卻長期地、經常性地遭到忽略？
答案就是，美國人在內心中仍然看不起外交和外交人員，這種情緒類似於美國人不接受穿齊膝短褲。外交意味著舊世界的陰謀詭計、勢力劃分、權力平衡、秘密條約、三國同盟，以及兩戰之間的對法西斯的綏靖。羅斯福總統的態度體現了這種對職業外交團隊的情緒，他認為他們都來自富裕階層（他們大多數確實是），是一群穿條紋褲子的勢利小人，不是美國的代表，而更像是英國人的工具。
最後，羅斯福總統一定是考慮了國內的輿論。如果把蔣介石立為反共代表在美國輿論中已經重要到了因為他的事業而破壞美國政治直到戰後10年，如果我們花了27年割斷和蔣介石的臍帶而至今未能成功，那麼可見在1945年就要讓羅斯福總統和蔣介石徹底斷絕關係並不容易。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就在美國人的皮下攢動。1944年共和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杜威州長在他競選的最後演講中說，美國共產黨員是一群紀律嚴明的少數派，在西德尼·希爾曼的帶動下，奪取了美國勞工運動的控制權，「現在……正在奪取對新政的控制權，進而奪取對美國政府的控制權」。這位受人尊敬的、受過嚴格訓練的律師說，羅斯福為了保住自己的職位，把民主黨的控制權拍賣給了「出價最高的人」——希爾曼和厄爾·白勞德。因為他，共產主義將摧毀自由、摧毀宗教、摧毀私有財產。
如果像杜威這樣的人知道運用巨大的謊言，像歷史上所有政治運動那樣去無情地進攻，那麼，作為政治家的羅斯福就太明白這時候要盡量避免謊言被坐實。《時代》《生活》報系的獨裁老闆亨利·R·盧斯在這一系列話題，尤其是中國話題上表現得像條瘋狗。他的刊物成了蔣介石的吹鼓手。羅斯福總統現在只關心馬上要在舊金山舉行的創建聯合國的大會，他希望四國同盟在戰後可以擔當起保證世界和平的重任。這是一個不計代價也要避免是非的時候。既然中國的重要性無論如何也在歐洲之下——在戰爭中中國從頭到尾就飽受這種劣勢地位之苦——那麼羅斯福總統就不值得按照艾奇遜電報中的要求去做。
毛澤東和周恩來一直爭取的機會就這樣溜走了。照以上分析的不利因素，其實根本就沒有那麼多的「如果」。不過，還有一件矛盾的怪事。埃德加·斯諾，這個羅斯福總統喜歡聽其意見的局外人，報道了他和總統1945年的一次談話，當時正值赫爾利和魏德邁回國。斯諾說，羅斯福總統對中國局勢的複雜性又為難又感興趣，他抱怨沒人能把那裡的事情解釋清楚，包括斯諾。「他知道我們的戰時援助是對中國的一種干涉」；他「能認識到在游擊戰區域，中國共產黨領導了高效的政府，正在成長壯大」；他問「他們是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俄國人是不是在領導他們」，還問，「如果我們協助他們，八路軍在華北到底能做些什麼。他又說我們和日本就要結束戰鬥，我們要把補給和一些聯絡官送到華北沿海」。斯諾問，是不是只要我們承認蔣介石是唯一的政府，我們所有的補給就要通過他來分配。「我們不能同時資助兩個中國政府，不是嗎？」
「我們一直在和兩個政府打交道，」羅斯福總統果決地一揚頭，「既然我沒法讓他們合并，我打算繼續這麼做。」
這成了一個謎。這看上去和支持赫爾利決定自相矛盾，除非羅斯福總統堅信篤定赫爾利會「在4月底」促成一個聯合政府，那麼總統心中的盤算就是在共產黨加入國民政府之後，向他們提供武器和援助。
既然大使的人選成了這段歷史的主要變數，那麼有人會問，如果大使是另一個人，會有另一個結果嗎？換一個人也不會讓聯合政府成真，因為世界上沒有人能說動兩黨接受同一套條款。換一個人至多會促成毛澤東、周恩來訪美而不至於阻攔，但如果大使已經換成了毛澤東、周恩來信任的人，他們也就不必要求去華盛頓了。要有一個大使，既聽下屬意見，又能上達總統天聽，幫助總統做出更靈活的選擇，而不是死守給蔣介石的空頭支票，這概率終究是太渺茫了。
從以往記錄看來，我們的航線不取決於我們頭上的星圖，而取決於我們自己，我們自己的傾向。總統、公眾輿論和外交政策的實際操作一齊導向了一個在我們看來無法避免的負面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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