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道炫：中共抗戰持久的「三駕馬車」

>

抗戰時期，中共堅持敵後抗戰，成功達成持久抵抗的目標，也完成了自身的生存、發展。這種持久抵抗的鏈條得以形成、運轉的原因何在？

在1937年8月的洛川會議上，毛澤東曾有這樣的表述：紅軍的基本方針是持久戰，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創造根據地則是基本任務之一。後來的事實證明，正是游擊戰、根據地、正規軍（八路軍）構成了中共持久抗戰的「三駕馬車」。

游擊之路：從戰術到政略

游擊戰並非抗戰時期中國所獨有。國外早有游擊戰的成功案例，國內的十年內戰時期，中共也在各地廣泛開展游擊戰。但在抗戰時期，由於當時特殊的軍事政治形勢，游擊戰獲得了非同一般的地位，上升到戰略和政略高度，成為戰爭史上獨特的案例。而這種戰略地位的奠定，是中共在戰爭指導中不斷摸索的結果。

戰爭伊始，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就提出並竭力強調游擊戰的方針。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給北方局的指示要求：「立即在平綏平津以東地區開始著手組織抗日義勇軍，準備進行艱苦的游擊戰爭。」 平津相繼陷落後，中日間一場大戰已不可免，8月1日，洛甫、毛澤東致電在南京的周恩來等，要求其向國民黨方面提出紅軍的作戰原則如下：「（甲）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乙）依上述原則，在開始階段，紅軍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為適宜。」8月10日，毛澤東致彭雪楓的電報中告誡彭與各方接洽時，「不可隱瞞紅軍若干不應該隱瞞的缺點。例如只會打游擊戰，不會打陣地戰，只會打山地戰，不會打平原戰；只宜於在總的戰略下進行獨立自主的指揮，不宜於以戰役戰術上的集中指揮去束縛，以致失去其長處。」

中共最初提出遊擊戰時，華北戰場還有大批中國正規軍存在，此時強調游擊戰，更多在於突出中共武裝的獨立性，將中共武裝的戰場功能定位於側翼配合。而隨著戰爭的進行，毛澤東很快意識到華北戰場正面抵抗勢難持久，游擊戰將有可能成為中共在華北持久抵抗的不二法門，對游擊戰的判斷已經逐漸向著戰略方向提升。

在1937年9月25日發出的一份指令中，毛澤東寫道：

「甲、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運、統一戰線等等，應環繞於游擊戰爭。華北正規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游擊戰爭如失敗，我們須負嚴重的責任。乙、除山西部署已告外，應令河北黨注全力於游擊戰爭，借著紅軍抗戰的聲威，發動全華北黨（包括山東在內）動員群眾，收編散兵散槍，普遍地但是有計劃地組成游擊隊。……丙、為此目的，應著重於高級幹部之分配及獨立領導的黨政軍集體機關之組織。要設想在敵整個佔領華北後，我們能堅持廣泛有力的游擊戰爭。要告訴全黨（要發動黨內黨外），今後沒有別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擊戰爭。為此目的，紅軍應給予一切可能的助力。」

可見，就毛澤東的思考方向言，游擊戰不是零散局部的戰鬥行動，而是整個的黨、整個的軍的中心任務；游擊戰不僅僅是群眾性的戰鬥行動，更需要正規軍的投入；游擊戰不僅僅限于軍事意義，還具有政略意義。

雖然毛澤東要求把游擊戰的範圍擴大到整個華北，但對把八路軍主力投入到華北前方，多少還存在一些擔憂。並且，1938年初毛澤東一直擔憂日軍會對西北有大動作，判斷「敵之企圖在一面攻陝北，一面攻潼關」，對西北一直持高度警戒，相應地對華北也無法放手。這時，他的決心最大限度的表達是：「紅軍任務在於發揮進一步的獨立自主原則，堅持華北游擊戰爭，同日寇力爭山西全省的大多數鄉村，使之化為游擊根據地，發動民眾，收編潰軍，擴大自己，自給自足，不靠別人，多打小勝仗，興奮士氣，用以影響全國，促成改造國民黨，改造政府，改造軍隊，克服危機，實現全面抗戰之新局面。」山西山地縱橫，符合毛澤東實施山地游擊戰的要求，而其背靠陝甘，進可攻退可守，也讓中共部隊在局面全面惡化時，可有退路，這是此時毛澤東選擇山西作為戰略展開地區的主要考量。

1938年3月前後，毛澤東不斷致電前方，反覆提醒要保持八路軍前後方的紐帶關係，同時觀察游擊戰作為一種戰略的可能性，還沒有下定決心投入主力開展大規模敵後游擊戰。3月3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強調：「八路主力留晉擊敵，後路必須在黃河、汾河不被隔斷之條件下，否則對於整個抗戰及國共關係是非常不利的。」他擔心的關鍵問題在稍後的電文中說得更清楚：「在敵人後方創設許多抗日根據地是完全可能的，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要把此事看得很容易，不要以為數十萬正規軍能在華北一隅長期作戰。」

不得已時將紅軍主力撤回黃河以西的想法在3月底仍然沒有改變。24日，毛澤東提出：「戰爭形勢的發展，八路軍主力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有轉移地區作戰的必要。」 29日，在給朱德、彭德懷的電報中有更明確指示：「依此時敵我情況，河南、安徽、潼關、西安乃至武漢有很快發生嚴重變化的可能，同時敵確有進攻陝北在政治上打擊共產黨之計劃。因此，劉師徐旅兩部宜位於同蒲東側，依太岳山脈為根據，發動民眾，襲擊同蒲路，配合林賀兩師，打擊晉西之敵，並便於向西轉移為合宜。」

就在毛澤東不斷提醒要保住後路，準備西撤時，中共試探性進入華北平原的武裝力量出現出人意料的大發展局面，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面臨著一個把握戰略機遇的關鍵抉擇。

千載良機：從山地到平原

1938年前後華北的特殊形勢，為中共造就了千載難逢的發展良機。

蘇維埃時期，中共利用國民黨內部爭戰在省際交界的邊緣地帶迅猛發展。抗戰初期，良機再次出現。戰前華北多控制在地方實力派手中，中日全面開戰後，各政治軍事力量劇烈洗牌。河北的宋哲元因為二十九軍迅速潰敗失去原有地位，山東的韓復榘1938年初被槍決，華北平原兩個大省出現政治塌陷。面對華北軍政的混亂局面，國民政府缺乏在華北堅強防禦的信心，兵力和準備不足，正面抵抗力度明顯不如華東。正因此，日軍在華北推進迅速，隨著其兵鋒越過華北平原南下，華北出現短暫的控制真空局面。

而中共方面，由於毛澤東一開始就認識到應堅持游擊戰的方針，儘可能多地建立根據地、鞏固自己、襲擾對手便一直是其努力的方向。本著遍地開花的原則，毛澤東在堅持把部隊主力抑留山西，保持前方主力和陝甘後方聯繫，確保退路的同時，也分兵派出小股部隊向冀中、冀東、冀南、豫北等地挺進，試探尋找建立根據地、發展游擊戰的機會。此著既在窺探形勢，也是給主戰略區山西建立環形的前出防護基地，即鄧小平所謂「偵察式的活動」。

八路軍向河北試探性的進軍獲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八路軍東進縱隊是分兵發展成功的典型案例。1938年1月，陳再道率八路軍一二九師東進縱隊進入冀南時，只有500多人，但八路軍既有正規軍的武裝、素質、威懾力，又有嚴密的組織宣傳，在冀南幾乎沒有其他正規武裝背景下，東進縱隊可謂獨樹一幟，對其他民間武裝形成威懾和虹吸效應。很快吸收、改編金慶江、李景隆、邱慶福、劉磨頭等大股民團、會匪武裝，在二十幾個縣建立了抗日政權，「由原來六個老連，發展至三個團及若干個支隊，共兩萬餘人，並組建了五個軍分區」。

更讓中共中央振奮的還有山東，日軍進攻山東後，中共山東省委估計到山東形勢有可能發生變化，決定積極準備武裝力量，適時打出自己的旗幟：「武裝起義的時機選擇在韓復榘部潰逃，日軍尚未全面佔領山東及其立足未穩的時候，全省行動，揭竿而起。」1938年1月1日，中共山東省委在伹徠山建立武裝，是為中共在山東發起的一系列軍事行動中的中心一環。在此前後，中共在沂蒙山、魯西北、膠東地區相繼展開一系列武裝活動，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武裝逐漸蓬勃興起。山東「民氣素來強悍，地方武裝又多（魯南滕縣有十萬支，菏澤有一萬二千，臨沂有一萬八千），都是開展游擊戰爭之有利條件。」

由於中共山東黨抓住時機，迅速拉起武裝，加之韓復榘被處決後山東政治的群龍無首，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從無到有，迅速發展到約4萬人，統編為7個支隊和兩個人民抗日義勇軍總隊。

1938年4月，華北中共部隊發展到「實有人數十二萬以上」，這讓一直堅持山地游擊戰的毛澤東，大大增強了在平原地區發展游擊戰、建立根據地的信心。

中共文件曾談到，歷史發展常常有一些不多見的歷史先機，「當著歷史先機已經出現，或許是很短的（一月甚至一周），但它能給予我們的，往往能使我們完成多年所不能完成的事業。」用這個判斷觀察抗戰初期中共在華北平原獲得的機遇，異常貼切。短短几個月內，用極少的人力、物力，在河北、山東獲得了難以想像的發展，這樣的機會空前絕後，是中共日後得以在華北持續堅持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共取得成功邁出的最初卻又至關重要的一步。對這段歷史，中共後來曾總結道：「我們可以把敵後抗戰基本上分為兩個階段。在前一階段，敵軍向我正面猛烈進攻，我軍乘敵立足未穩，以堅決果敢的行動，長驅直入，縱橫於晉、冀、魯、豫、蘇、皖的廣大地區，領導敵後人民，創造了許多大塊根據地和生長壯大了主力部隊。這一整個時期，敵人正面進攻，敵後兵力分散，統治不穩。這一整個時期，我軍處於主動有利地位，是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猛烈發展的階段。」

然而，中共獲得的這些成果，由於來得太快、太輕鬆，基礎並不十分紮實。可以預估得到，日軍在正面戰場進攻告一段落後，必然會返身鞏固後方，這對中共將形成巨大壓力。同時，國民黨方面經歷初期的潰退後，受中共方面刺激，也準備重返河北等地，不可避免對中共繼續發展構成挑戰。要保持既有果實，讓初期獲得的機遇真正轉化為繼續發展的基礎，亟需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因時制宜，對既有政策做出重大調整。

1938年4月上中旬，八路軍出動以來一直和前方保持聯繫，不斷發出指令的毛澤東出現罕見的長時間沉默。期間，中國軍隊在台兒庄阻擊日軍成功，這場戰役無論具體戰績如何，但當時對士氣民心的振奮難以小視，也相當程度上消解了中共方面對國民黨中央走向投降的擔憂。

4月21日，毛澤東終於與張聞天、劉少奇一起，發出《關於平原游擊戰爭的指示》，宣布：「根據抗戰以來的經驗，在目前全國堅持抗戰與正在深入的群眾工作兩個條件之下，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廣大地發展抗日游擊戰爭是可能的，而且堅持平原地區的游擊戰爭也是可能的」；「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應堅決採取盡量廣泛發展游擊戰爭的方針」。平原游擊戰的思路，可謂戰略方向上的革命性變化。

1938年5月，醞釀已久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及《論持久戰》兩個文本終於出爐。平原游擊戰的提出，可謂打通了中共持久抗戰理論的任督二脈，從此持久抵抗的天地豁然開朗。毛澤東恰逢其時推出這兩個文本，為全面游擊戰的展開提供了理論支持。

平原游擊戰極大拓展了游擊戰的思路，打開了中共全面向敵後尋求生存發展之門。全民族抗日的號召、統一戰線的旗幟、公開活動的條件以及華北真空局面的形成，主動出擊，利用中共武裝已經取得的先機，在華北大平原與日軍乃至國民黨敵後部隊爭奪生存空間，雖然前路多艱，仍值得放手一搏

後來，中共在敵後生存實踐中發現，平原游擊戰不像想像的那樣艱難，時人談道：「過去我們總以為平原和山地比，平原鬥爭一定尖銳，實際上今天山東的情形，還是鐵道線最嚴重（包括平原地區和山地）。這裡就可看出地理條件並不是主要的。」

在國際戰爭的背景下，國共日連環斗中的敵後生存，既是戰略，更是政略，只有從這一層面予以全面理解，才能對敵後游擊戰作出更準確的把握。

游擊戰和根據地：看似彼此矛盾，實則相互支撐

平原游擊戰的決策是大手筆，決勝千里之外，需要統帥的運籌帷幄。如何在日軍進攻下，堅持華北敵後的抵抗與生存，是平原游擊戰決策必須解決的問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兩個文本中，毛澤東站在總體戰的高度，從游擊戰、根據地、正規軍幾個角度對此作了富有辯證色彩的回答。而平原游擊戰的決策和上述兩個文本的發表，在時間上連貫、集中，應該絕非偶然。

毛澤東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有兩個基本的弱點，即是兵力不足和異國作戰。」日軍兵力的不足及異族入侵的事實，帶來了控制的困難，使中國有了可乘之機，游擊戰的展開和堅持，這一點絕對不可忽略。不過，日軍畢竟擁有技術和武器裝備的絕對優勢，老百姓說：「日本人機槍大炮，八路軍步槍漢陽造；日本槍聲是『不怕、不怕』，八路軍槍聲『怕、怕』。」這種從連發和獨發中聽出的「不怕」和「怕」，形象顯示了二者在裝備上的真實差距。當日軍軍事優勢非常明顯時，要讓其兵力不足的軟肋充分暴露，不僅要堅持敵後抵抗，而且要持續有效，這需要高明的戰略指導，中共和毛澤東為敵後找到的游擊戰、根據地、正規軍三駕馬車，就是克敵持久的抵抗鏈條。

蘇維埃時期建立的根據地儘管未能使中共避免挫敗，但對中共發展壯大仍然起了無法低估的作用。鑒於此，抗戰伊始，和游擊戰提出幾乎同時，建立根據地的任務即被強調。但和蘇維埃時期不完全一樣的是，中共此時已經擁有陝甘寧邊區這一總後方，全國也處於民族統一戰線的大背景下，中共根據地的創建不是為了自身的單純存活，而有抵抗和生存發展的雙重功能，但是，這樣的生存發展又不是建立在單純的地域佔據原則上，否則就有可能形成對日的陣地戰，這是中共武裝不可能也無力進行的。抗戰根據地尤其是平原根據地前出到對手後方，它既是中共武裝的前進陣地，又是游擊戰爭的後方，還是貫徹中共黨政軍民總體戰的基地，一身而擔數任，具有十分複雜的內容。

一般的理解中，游擊戰和根據地兩個概念多少有點衝突，游擊戰強調「游」，不以佔取地域為原則，戰鬥目標往往通過遊動實現；根據地則重在「據」，所謂「依靠一地區之人力物力以支持抗戰者」，需要通過對某一地區的佔領、管理和控制予以實現，要求具有相對的固定性。

當然，這樣表面的衝突對毛澤東不是難題。抗戰時期，鑒於敵強我弱的戰爭態勢和中日兩國多種因素較量下形成的戰爭持久性質，戰爭形態犬牙交錯，此即毛澤東所言：「抗日戰爭是整個處於內線作戰的地位的；但是主力軍和游擊隊的關係，則是主力軍在內線，游擊隊在外線，形成夾攻敵人的奇觀。各游擊區的關係亦然。各個游擊區都以自己為內線，而以其他各區為外線，又形成了很多夾攻敵人的火線。」在這裡，整個的敵後戰場以廣大的大後方區域為內線，中共的根據地以陝甘寧後方為內線，各個根據地又相互為內線。在這種背景下看待游擊戰和根據地，就有了不一般的意義，游擊戰和根據地都是對日抵抗系列鏈條中的一環，根據地是游擊戰的內線，但游擊戰依靠的根據地並不是靜止、孤立的，而是和其他根據地以及更廣大的對日抵抗後方構成相互支撐的關係。

游擊戰爭根據地的最大特點就是它既是後方，又沒有後方。毛澤東談道：「游擊戰爭的根據地是什麼呢？它是游擊戰爭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沒有這種戰略基地，一切戰略任務的執行和戰爭目的的實現就失掉了依託。無後方作戰，本來是敵後游擊戰爭的特點，因為它是同國家的總後方脫離的。然而，沒有根據地，游擊戰爭是不能夠長期地生存和發展的，這種根據地也就是游擊戰爭的後方。」

當中共決心把主力投入敵後方游擊戰時，即需面對華北游擊戰場同陝甘寧邊區乃至整個國家的總後方脫離、進行無後方作戰這一可能，在這種總體上無後方的狀態下，根據地可以幫助中共獲得局部後方。楊尚昆曾細數根據地的作用：「（一）堅持長期戰爭，驅逐敵人消滅敵人的依託；（二）生息與壯大革命武裝的源泉；（三）發揚與培植民力，進行各種有利戰爭的建設保證最後勝利的基地；（四）與敵偽進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種鬥爭的堡壘；（五）維繫敵後民心，提高全國人民的自尊心與自信心的燈塔。」有了根據地，游擊隊才能在物資、人力上獲得源源不斷的支持，才有持久的條件；開闢、堅持和發展根據地，中共的政策才能得到施展，控制才能發揮效力，黨、軍隊和民眾的結合才有基礎。

根據地從戰略上說，其實是插入對手後方的楔子，既滋養、鞏固自身，又破壞、擾亂對手，根據地的存在，不僅是中共力量伸展的觸角，還在日本的眼皮底下對其形成威脅。當時的文件說得很清楚：「民眾失去了政府，在敵人的壓迫之下，就象喪失了父母的孤兒，只好隨人擺布。焚燒打殺，姦淫搶掠，任敵人硬來軟去，隨心所欲。但是，有游擊隊活躍的時候，民眾不但有了行動的方向，而且增加了勝利的信心。在這種情形之下，敵人即使佔領一片地方，但它想要建立這一個地方的政權卻是非常困難的。」

相比之下，國民黨敵後游擊基本限於單純的軍事行動，缺乏黨政軍民的配合，缺乏堅固的根據地的建設，持久生存的效能要差很多。當時中共判斷：「友黨友軍最大與很難克服之困難，即政治之繼續落後，與群眾脫離，堅持敵後抗戰一般辦法不多，尤其不善建設根據地。」中共的政治和理論高度及戰略和政略結合下體現出的靈活性和原則性，國民黨均難望項背。

「老八路好，新八路不好」：正規軍是游擊戰隊伍的核心

中共的游擊戰，理論上當然應該是群眾性的，事實上中共也一直向這一方向努力，但是，發動和武裝民眾，讓民眾具有游擊的能力，不可能一蹴而就。李雪峰迴憶，抗戰初期，「習慣於在城市發動工人搞革命的黨員，轉到面向農村，面向農民，確實是一個戰略上的大轉變……我們雖然盡了很大努力發動組織民眾，但效果並不突出。」戰爭中，機會常常轉瞬而逝，八路軍出動後，要迅速在敵後建立根據地，指望剛剛著手建設的群眾性游擊隊並不現實，以正規軍分散投入發動游擊戰爭、創建根據地幾乎不可避免。事實上，正規軍的加入是作為戰略的游擊戰能夠成立不可或缺的一環。從運作具體狀況看，所有重要根據地的建立，都離不開正規軍的幫助，大部分根據地更是由正規軍直接締造。

游擊戰可以以動補拙，以巧擊強，戰術的靈活相對可以彌補部隊的弱點，但游擊隊本身的素質仍然是游擊戰成功的要素。因此不少中共將領都對游擊部隊提出要求，彭雪楓總結為：「（一）指揮員機動性強，果敢決斷，富有大無畏精神。（二）部隊行軍力強。（三）能忍受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困苦饑寒。（四）能冒一般人所不能冒的危險艱難。（五）迅速、堅決、秘密。」

戰爭史上，很多深入敵後開展游擊戰爭的部隊，恰為優中選優的精兵強將，因為無論從身體還是精神言，這樣的任務都是超常的考驗。一位參加過游擊戰的中共幹部在日記中寫道：「一連多天的夜行軍，為了迎接『紅五月』，打完靈石車站，緊接著在黎明之前，我們又轉移直到離平川四五十里的山裡才休息。第二天黃昏又走，到天亮才駐紮下來，過了兩天，又轉移。不要說敵人不知道我們的行動，就連我們戰士，也是事後才知道我們的具體行動的。」長距離、高強度的游擊行動，對戰鬥員提出很高的要求，戰術層面上的游擊戰的開展，離開了正規軍的堅強支持，很難想像。

其實，即便到抗戰中期，地方武裝的素質仍然不容樂觀：「區縣武裝政治認識模糊，不但沒有為黨為革命為群眾利益而犧牲的奮鬥目標，就是對日寇的仇視民族觀念也很差。……違犯政策破壞群眾紀律，如架票、劫路、打罵村長等現象，群眾中間有『老八路好，新八路不好』的說法。」 所謂「老八路」、「新八路」，實際分別指的就是正規軍和地方部隊。

正由於此，抗戰開始後，中共和毛澤東的戰爭指導就把八路軍出動的任務規定為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對此毛澤東有自己的解釋：「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把正規軍在游擊戰中的地位和作用說得很清楚：「在全國的數百萬正規軍中間，至少指定數十萬人，分散於所有一切敵佔地區，發動和配合民眾武裝，從事游擊戰爭，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軍隊，要自覺地負擔這種神聖任務，不要以為少打大仗，一時顯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資格，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客觀看，毛澤東的解釋有其戰略上的前瞻性。由於改編為八路軍的紅軍人數有限，僅三個師，這些有限的兵力如投入正面戰場進行陣地抵抗，很可能尚未充分發揮作用，就已被消耗。況且，中共參戰還牽涉到對國民黨的信任問題，包括能力和誠意的信任，而游擊戰和發動群眾是中共素來的強項，八路軍在這方面發揮作用比投入正面戰場效能遠為充分。政策實施的實際效果的確也是這樣，由於八路軍挺進敵後，在華北廣泛開闢根據地，有效堅持了華北抗戰，對中共的生存發展、相應地也對中國整體的抗戰持久產生了難以估量的深遠影響。

游擊戰的發動和堅持離不開正規軍，抗戰之初，中共部隊經過了「由正規軍分散成許多游擊軍」的階段；隨著戰爭的進行，游擊隊也要逐漸轉化為正規軍，「這是游擊隊最光榮的前途」。但是，正規軍的加入並不是要其打大仗，抗戰開始之初，正規軍主要任務是開闢根據地，為持久抗戰培植基礎。三五九旅政治幹部王恩茂日記載，他率部到廣靈、渾源開闢根據地時，具體任務有：（1）打擊偽軍，肅清漢奸，消滅土匪；（2）爭取群眾、宣傳和教育群眾；（3）擴大部隊；（4）收集資財、籌款；（5）發展黨的組織，恢復政權；（6）破壞敵人交通。壯大部隊和籌集資財是核心任務。抗戰持久階段，正規軍進可襲擾和威懾日軍，退可使游擊隊的黨和政權、群眾有武力依恃，有效支持根據地的控制。

另外，正規軍可以培植武裝力量，充當游擊部隊的基幹隊伍，按照劉伯承的解釋：「野戰軍和軍分區兵團，原為軍區和軍分區的干隊，現分在下層，系去幫助組成和強化游擊集團者，是因地方武裝太弱不得已而採用的辦法，在游擊集團組成和有力時，則仍收回作本級干隊機動或整訓」；「在軍事上，分隊起偵察、防諜、箝制、疲敵、耗敵作用，干隊起襲弱、機動、突擊作用，實行合量的游擊運動戰。」可以說，終整個抗戰，正規軍都是敵後游擊戰的核心力量，只是在不同的時段發揮著不同的功能。

政治、經濟、社會的總體戰

抗戰時期紛繁複雜的形勢下，毛澤東針對日軍兵力不足等弱點，高舉生存智慧的大旗，賦予游擊戰以戰略和政略的雙重意義，主要不以戰爭，而以我之頑強生存，破壞、抑制對手的控制，達到對敵持久、削弱對手的目標。但在日軍優勢兵力包圍下，如不具備正確的戰略戰術和超常的生存能力，很可能就是以羊飼虎，絕非易事。真正讓毛澤東放手一搏，將正規軍投入敵後開展游擊戰的，在於他對中共軍隊的自信。中共武裝具有將游擊戰打成政治經濟社會總體戰的能力。

中共堅強的政治工作是游擊戰能夠充分發揮效能的基礎。彭雪楓談道：「常遇到一些敵後抗戰的朋友們說：『我們的隊伍化整為零倒容易，要是化零為整就不可能了。』那原故就在於不懂或者不願進行政治工作。有一次某地方部隊派出一個連，向敵人游擊偵察時，全部一鬨而散，不知所終了。這還不足以證明游擊部隊沒有政治工作必會土崩瓦解的血的教訓嗎?」 恰切道出了中共部隊和其他武裝力量的關鍵性區別。

抗戰之初，為適應國共統一戰線的新形勢，中共曾於短期內對部隊結構做了一些調整，但政治委員制度很快恢復，政治教育和政治訓練從未放鬆，王恩茂日記記有在部隊中開展學習動員的程序：首先是會議動員，經過黨支部大會、小組會、支委會、軍人大會，傳達到每一個人。接著發起競賽運動，提出一個半月的競賽條約，大家比著學，期間黨員要領導、幫助學習，做學習模範。再是開展反對不願學習的鬥爭，鼓勵和鬥爭並進。為檢驗學習效果，還要有經常性的個別談話和鑒定、測驗。 這樣成體系的教育、灌輸、檢查、促進位度，環環相扣，起碼在程序上可以說做到了極致。

對於分散的部隊，中共尤其強調加強黨的建設，規定：「堅決保證每個戰鬥班排經常有1／3的黨員」 ；「小部隊黨的數量比一般的部隊應該增加，最少要達到30%，最好能達到50%至80%。」

持續的黨的建設和政治訓練，風行草偃，的確使中共部隊明顯區別於一般的軍事力量。毛澤東曾經在報告中談道：「現在我們的有些戰士，他們識字比營長識得多，他們從前一個字也不認識，現在能認得五百、一千、二千、三千，能寫短短的文章，登在牆報上。我們的營長、連長，在指導員上課的時候，不去聽課，他們以為這課是戰鬥員聽的，他們去聽，未免要『失格』了!為了要維持『格』，結果，他們不但文章不會做，許多東西都不知道，戰士反而比他們高明。」 他的這一說法，在王恩茂日記中得到驗證，1939年1月在部隊開展的一次測驗中，戰士平均得分92.5分，炊事員57分，黨員90.6分，黨的幹部90分，測驗結果，戰士成績最好，素質本應較高的黨員幹部反而不如一般戰士。 戰士水準的大幅度提高，彌補了一般軍隊的所謂短板，極大有助於部隊整體政治水平的提升。通過政治教育，中共部隊多了軍人服從天性之外的自覺追隨，儘管不是說每個個體都能達到其所期望的政治覺悟，但團體意識、紀律觀念、信仰追求在潛移默化中得到灌輸、提升，這是中共武裝常可在困境中生存的關鍵，也是八路軍分而不散的關鍵。

黨是軍隊的靈魂，軍隊是黨的支持力量。毛澤東說：「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杆子造出來的。」八路軍進軍華北，不僅造就了根據地，造就了武裝，還壯大了黨的力量，這反過來又進一步促進了武裝和根據地的發展。所謂游擊戰爭的政略，所謂總體戰，和這一點都密切相關。

除了需要堅強的黨和軍隊外，要和軍事實力佔據絕對優勢的日軍展開游擊戰，民眾的支持不可或缺，而民眾的支持很大程度又來源於游擊戰爭的成效：「游擊戰爭是民眾抗日的最高的鬥爭形式。民眾唯一的要求是積極的打擊敵人，反對敵之野蠻的侵略來保衛自己，才能成群結隊的去參加游擊隊。如果領導遊擊戰爭者忽視了這個要求，便失掉了游擊戰爭的意義，便喪失了自己在民眾中的信仰。我們記得發動的最初幾天還沒有打上敵人的時候，一般的民眾終是採取疑心〔信〕參半、敬而遠之的神情。一旦壯烈的戰鬥明朗了，民眾不但變疑懼而親近，且自動的攜帶武器蜂擁的來參加。」

游擊戰中民眾的作用，在平原地區尤為明顯。平原地區沒有地形的怙恃，實力相對弱小的一方，生存困難大大增加。八路軍要在平原建立根據地，堅持生存，必須爭取民眾的支持，獲得另外一種依靠，此即前方將領所歸納、總結的「人山」。徐向前到河北不久即發現：「河北是人口較稠密的區域，假如我們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廣大的人民推動到抗日戰線上來，把廣大的人民造成游擊隊的『人山』，我想不管什麼樣的山，也沒有這樣的山好」；「我們要在平原地開展游擊戰爭，就必須把廣大的人民造成『人山』。」正是有了民眾的掩護，中共才獲得活動的廣大空間，關嚮應寫道：「我們曾遇到過這樣的事件：敵人有過兩次在我兵團前二三里五六里的前面通過，沒有發覺到我們，曾有一個團在敵人兩個行進縱隊中間行進，亦未被敵人發現，這是說明民族戰爭在平原上，在廣大群眾掩護下的特點。」 民眾潛在的支持、人山造成的事實及中共對自身民眾工作的重視和自信，在毛澤東作出展開全面游擊戰的決策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日軍的統治狀況也是中共可以開展總體戰的重要背景。日軍兵力不足造成了其後方的廣大活動空間，保有交通線完成資源攫取成為日軍最低限度的戰略目標，游擊戰和根據地針對的正是日軍這一特點，無論是強調「游」的游擊戰和強調「據」的根據地都不主張正面攖日軍之鋒，而主張因勢利導，靈活機動，保存力量，是戰略和政略的結合。對此，黃敬有一段精彩的論述：「當敵要向我大『掃蕩』時，我要報復，使敵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此次我反『掃蕩』即成功在此。……我不要過分誇張我之力量，使敵覺得坐不穩，使其再增加力（量）來。使敵覺得可以維持下去，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對敵鬥爭至此就很好搞了。」當然，保存自身，不是單純避戰，不是游而不擊，既要謹慎將事，又要針鋒相對。必須承認，游擊戰常常體現為小部隊的出擊，部隊分散，指揮員的決心十分重要，不是所有指揮員都能夠達到同樣的水準，各地報告都提到：「怕與敵人作武裝鬥爭，避免與敵作武裝鬥爭，不加強注意武裝之發展與掌握，苟安滿足現狀的現象很嚴重」。因此，要真正發揮游擊戰爭的作用，在持久消耗中不至流於苟安避戰，必須反對逃跑主義，最佳的狀態應如晉察冀軍區提出的：「在鬥爭上，應是積極進攻的，但以不過分刺激敵人，不過分消耗自己力量（武裝、地方為原則）。既要善於使用自己力量，積極打擊敵人，又要善於積蓄與隱蔽自己力量。軍事上不可過於突出，也不應單純躲避。」但這種允執厥中的要求付諸實施尚需努力，前方和後方、上級和下級、戰略與戰術、軍事和政治之間，不可避免存在難以完全消弭的種種緊張關係。

抗戰時期，中共以游擊戰、根據地、正規軍為基礎，通過黨政軍民的總體戰，成功完成持久作戰的目標。無論山地還是平原，中共都頑強堅持，打破了日軍完全佔領的夢想，使其始終處於敵後軍民的抵抗和威脅之下，而中共則在戰略和政略結合指導下的持久堅持中不斷壯大發展。

中共的成功，正如時論指出的：「黨政軍民的團結是鞏固根據地最重要的一環，沒有這種團結，就休想持久堅持根據地。固然沒有軍隊則根據地不能存在，但如沒有地方黨政民的領導與配合，則根據地也無法存在。」 沒有軍隊就沒有根據地，沒有根據地又難以有游擊戰的堅持，游擊戰、根據地、正規軍看起來不無扞格，經過中共系統運作，卻能相互咬合，互動互補，而黨政軍民的一體化又是基礎中的基礎。

中共的這條道路不是一蹴而就，中間有不斷摸索的過程，期間機遇的出現、把握及運用、創造，最能體現歷史的生動和複雜。中共在持久生存中表現的智慧和能力，既源自一個革命黨的積極進取要求，也和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思維高度和政黨屬性相關，還和毛澤東作為政黨領袖的軍政才能和實用指導密不可分。當中共在抗戰中窺察形勢、把握機遇、克服困難、一路曲折走向勝利的終點時，離奪取政權的另一個終點，已經並不遙遠了。

（論文《中共抗戰持久的「三駕馬車」：游擊戰、根據地、正規軍》完整版刊發於《抗日戰爭研究》2015年第2期，澎湃新聞經授權發表部分內容，文章經作者審定。）

※黃道炫：抗戰初期在山西的八路軍
※朱德用兵制勝之道：抗戰中破敵「九路圍攻」
※揭秘朱德用兵之道：抗戰中如何破敵「九路圍攻」
※抗戰中的白刃戰，八路軍戰士著護具與木槍進行劈刺訓練
※你知道抗戰中的中國所謂的「士兵三寶」是什麼嗎？
※黃埔軍人的驕傲：抗戰中的萬家嶺大捷
※中共抗戰英烈：蘇精誠
※鮮為人知的抗戰往事，中條山三千勇士跳黃河
※鮮為人知的抗戰往事 中條山三千勇士跳黃河
※抗戰中的杜月笙
※來自日耳曼的輕騎兵：抗戰中的德制豪須系列裝甲車
※江灣鎮的「戰火」：一二八淞滬抗戰前線照片
※抗戰風雲錄：威名遠揚的內蒙古抗日三女王
※舊照中八路軍的抗戰武器
※「中國戰鷹」：美國華裔王牌的抗戰傳奇
※抗戰中的八路軍根據地
※抗戰英烈王仁齋：抗聯楊靖宇將軍最得力的助手
※飛機、坦克齊齊出動：抗戰烽火中的山西
※此人是蔣介石眼中的抗戰英雄，比戴笠地位還高，支持八年抗戰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