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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行之二:牆上的彈孔 讓歷史隱隱作痛

文接上一篇(點擊頭條號郭彩榮訂閱後查詢上一篇):桃林山莊,一抔黃土掩風流


抗戰八年,桃林山莊,目睹了國共兩黨的攜手赴國難,慷慨共義舉。


1945年,抗戰結束,中國往何處去,是那個時代,無論國共兩黨,誰都無法逃脫的命運拷問。

如果,沒有外力的作用,本是源自一體的國共兩黨,很有可能在政黨鬥爭的範疇內,競爭,合作,共同組建聯合建立民主政府,一嘗孫中山謀求民主共和之夙願。


但是,歷史的殘酷性在於,當國共兩黨的紛爭置身於意識形態針鋒相對,你死我活難以共存的冷戰環境下時,大家的實力註定了只能淪為棋盤上的棋子,而棋子的使命,必定是以一方吃掉另一方而告終。只是雙方棋子的命運,都無法由自己把握。


從今日之視角,翻閱當時的史料。一方是「為了國家的政令軍令統一,異黨必須剪除」;另一方是「階級鬥爭,不是資產階級消滅無產階級,就是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二者沒有調和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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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破碎的中國,經歷了八年抗日之苦,泅渡過民族不可避免的災難,付出了難以想像的犧牲,最終,又飽嘗內戰之苦,而這種苦澀,國家、民族、百姓都無法逃脫。


1947年1月美國特使馬歇爾調停失敗離華。


1947年3月7日,中共南京、上海辦事處及《新華日報》人員董必武、錢之光、童小鵬、王炳南、梅益等七十四人分乘美軍四架飛機返回延安,標誌著自西安事變之後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走進了歷史。


1947年3月18日,蔣介石的天子門生胡宗南率部挺進延安,而在其後,隨著胡宗南所部不斷分兵佔據共方原有邊區據點,致使兵力稀疏,讓善於運動中創造機會的西北野戰軍彭德懷抓住機會,不斷集中力量圍殲其一部,積小勝為大勝。因此也讓西安綏靖公署作為西北戰場的國軍最高指揮機構,聲望日衰,昔日的西北長城胡宗南,飽受攻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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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1947年陝西的國共戰場形勢,儘管國軍不斷損兵折將,但是國軍仍然佔據戰略優勢,胡宗南盡遣手下大軍企圖圍殲共軍主力,他也知道,共軍很難對付,但是,胡宗南還是低估了國共雙方的力量對比,他按照圍剿紅軍的經驗,國軍傾全力而出,十幾萬虎賁精銳,與共軍西北野戰軍主力三、四萬人,就算是三個換一個的損失,他也承擔的起。因此才會放言三個月解決陝北共軍。


胡宗南是一個純粹的軍人,很少考慮到軍事以外的東西,站在今天的視角回望,胡宗南身邊被共產黨滲透的很深,以至於屢屢軍事情報泄密,共軍能在國軍的天羅地網中虎口拔牙,然後又全身而退。就好比兩個人下軍棋,一人走暗棋,一人走明棋,這場爭鬥越是糾纏下去,胡宗南受傷越深。


情報只是一方面,對於胡宗南而言,更頭疼的是陝北延安的民心,共產黨經營延安已經10餘年,改造蘇維埃,成立邊區政府,而陝北子弟,則是西北野戰軍的主體,人心向背,可想而知。這也是毛澤東敢以區區數萬部隊,在陝北與胡宗南大軍遊走纏鬥的重要原因——共產黨通過種種運動,不僅團結了中間勢力,更加改造了整個當地社會,即將延安地區的民間社會打造成建設成政治、軍事、經濟、教育等緊密相連的複合體,一旦動員起來,能立刻成為強大的戰爭機器。在這個機器中,軍隊的兵源、補給、情報構成一相互支持的完整體系,進退靈活,從而掌握戰爭的主動權。


從民國而言,類似於這種複合體的農村基層組織形式,我在兩個地方見到類似的影子,山西的兵農合一,以及廣西從上到下的三位一體民團改造。結果是,山西和廣西是民國期間屈指可數的模範省,李白黃(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和閻錫山對於民間基本社會的掌握,突破了以往權力不下縣的慣例,使得昔日散漫無章的農村社會納入到執政當局的權力管理體系中,鄉村社會完成了國家歸屬的歷程,從而也奠定了桂系以及晉系在當地的統治基礎。


如若沒有赤俄國際共運的傳播,中國如果在沒有外力干擾的環境下完成自我鼎革,那麼最後的革命勝利,估計十有八九來自於這種模式,但是當國內自我演化的複合體遇到了無論政治道德和組織形態,都大大提高和強化的國際范兒的複合體後,一場悲劇就註定無法避免,這點,看看1949年三最(耗時最長、戰鬥最為激烈、付出代價最為慘痛)的太原戰役,和建國後反覆不停地廣西十萬大山剿匪就不難理解這其間的奧妙了。

說句題外話,這種複合體,不僅有效解決了作為占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的生存問題,也解決了百年來一般中國人迫切需要的秩序、安全與尊嚴的問題。不過,當社會形態由軍事戰爭轉化為和平建設的時候,這種組織也會顯露弱點(貌似扯遠了,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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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1947年夏末初秋的時候,陝北國共內戰的態勢如下:


國民政府方面:西安綏靖公署的兵力大餅越攤越薄,用於進攻的機動兵力越來越少,並且不時被彭德懷的西北野戰軍咬上幾口,比損兵折將更嚴重的是,士氣以及聲望的嚴重挫折,以及對戡亂越來越悲觀的預期。

中共中央方面:儘管兵力和補給以及裝備處於劣勢,但是得利於情報優勢,以及整個陝北的主場優勢,中共中央放手與國軍在陝北周旋,並不斷用蘑菇戰術圍殲國軍有生力量,積累小勝而獲取大勝的本錢與可能。


而此時的榆林,因為身處延安後方,再加之其地位重要(國民政府陝北二十餘縣一共劃為兩個行政督察區,由專員主政,其中區府就設在榆林和延安,各統轄十一個縣。兩地之間以榆林居首,國軍陝北駐軍總部以及陝北警備司令部設置於榆林),因此無論是共軍維護後路安全,還是國軍扼守南下陝北橋頭堡,榆林都是雙方爭奪的焦點。


1947年8月,彭德懷調集了8個旅共計4.5萬人馬,此役可謂是西北野戰軍精銳盡出,目的是圍攻榆林,打下來固然好,至不濟,也要牽扯胡宗南的主力,策應陳謝兵團挺進中原。於是,彭德懷以三倍於守城的優勢兵力,發動了第一次榆林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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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野戰軍正副司令員:彭德懷、張宗遜。


而此時,與彭大將軍對陣的是桃林山莊的主人,毛澤東一再來信致謝的鄧寶珊將軍,其所掌握的兵力為第二十二軍(八十六師、新編十一旅)和胡宗南部整編二十八旅以及部分保安部隊,總共一萬五千餘人。但就這些兵馬,還要分兵駐守神木、府谷、橫山等地,實際守衛榆林的不過區區一萬餘人,但是就是這一萬餘人,在四倍於己的兵力圍攻下,硬生生堅持了近一周時間。


不知道當鄧寶珊面對潮水般攻城的共軍時,想及兩年前還親密無間的兄弟情,毛澤東的親筆信,心中該作何想。


私交是私交,國事是國事,各為其主,馬虎不得。於是,慘烈的內戰爆發於黃土高原,榆林城頭,凌霄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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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榆林,總共有兩次攻城。第一次攻城時,西北野戰軍一部曾登上城牆,但因為後續部隊沒有及時跟進,功虧一簣。第二次攻城,因為準備不充分,連城牆都沒有接近,被鄧寶珊阻在了凌霄塔外圍。


凌霄塔位於城南榆陽橋東側的東山上,是榆林外圍的一處高地,是守衛榆林的天然屏障。在明末,李自成打榆林也是在這裡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現在,凌霄塔依然屹立不倒,成了當地一景。但誰能想到,就是這個高地,當年曾兩次阻擋了彭德懷的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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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凌霄塔,做為省級文物,平時有一老人看護,登塔10元,巧合的是,老人正好是彭德懷圍城的那一年降生榆林。他給我們指點寶塔基座的兩側,一側是共軍炮火留下的硝煙痕迹,另一側,是來自於榆林城內國軍的斑駁彈痕。「榆林共產黨打不下來,最後是和平解的放。」老人百感交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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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共軍進攻的一面,留下了炮火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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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國軍的一面。深可沒指的彈孔。


「榆林前後圍了兩次,第一次還好,能上了城牆。到了第二次,直接被八十六師攔在了凌霄塔。瞅瞅這……」看護古塔的老者指著正對榆林南門的塔座,上面彈痕累累,「當時共產黨上來一個團,佔了整個塔,最後硬是讓國民黨給打了回去,撤下去就剩了一個營……」塔下面是五雷溝,戰鬥結束的第二年,每逢下雨時,溝里流淌出的山水,還帶有淺淺地紅色,當地的老人都知道,那是因為有太多的鮮血滲透到了這片黃土裡。


面前的古塔,面對榆林城門的方向,整面基座都布滿了子彈爆炸時留下來的痕迹,大大小小、形狀不一的窩和洞,有的深,有的淺,深的近兩厘米。有的一處一個窩,有的一處幾個窩、連在一起,各種被子彈炮彈划過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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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清石牌上的彈孔,乾清意為天下太平,而那個黝黑的彈孔,則為這天下太平的理想作了黑色幽默般的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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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布滿彈孔的古塔,抬頭仰望,熏黑的彈坑,慘白的青磚,這是那個時代的烙印,似乎還能聞見其中的硝煙味,每一處彈孔都讓人內心隱隱作痛,耳畔傳來風吹鈴響,回聲陣陣,是無數戰死於此士兵們的拼殺聲么?昔日的主義,迥異的信仰,都化作了榆林古城的歷史肌理,回首遙望榆林城門,從這裡到那裡,標尺不過五百米,當時共軍佔據這裡就可以展開炮兵陣地,炮火覆蓋榆林。國共雙方,華夏兒女,為了各自信仰,在古塔下,在城門外,在黃土坡上,展開了血拚,凌霄塔成了閻羅殿,在這裡,人在戰鬥,在死亡。而俯瞰神州大地,無論黃土地,黑土地,紅土地,當時,這種慘絕人寰的悲劇都在上演,近70年過去,歷史無聲,白骨無痕,只剩下眼前的古塔,彈痕累累。


彈痕累累,表述得對嗎?對,確實是「彈痕累累」,但模糊籠統的形容詞怎能描述於那個慘烈的時代?


經歷戰火洗禮的古塔青磚,每一個彈孔,隱藏著一個悲痛往事。黝黑的彈孔,宛如時光隧道,穿越般雜糅呈現著這裡的前世今生。


榆林行之二:牆上的彈孔 讓歷史隱隱作痛


牆上的彈孔,歷史的眼睛。


彈孔深深地楔進磚中,塵封了幾十年前的血雨腥風。1947年的兩次榆林之戰,以這座塔作為終結,撤退的一方最終取得了政權,慘勝的另一方守住了古城卻失掉了大陸。前者是勝利者,享受了無數榮光;後者是失敗者,默默的謝幕於時代。


歷史深處閱塵封,青磚彈孔訴古城;


山莊駝城依舊在,風吹古寺寂無聲。


(山莊:桃林山莊。駝城:陝西榆林古城的別稱,沙漠之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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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對性情耿直的彭德懷而言,榆林古城可謂是其軍事生涯中的麥城,據身邊當年警衛晚年回憶,在得知鄧寶珊的援兵以及馬家軍從北方和西面兩面包抄而至後,彭總端碗野菜糠粥,在榆林城外的土圍子上足足蹲了一個小時。他望著遠處光禿禿的黃土荒丘,心裡也油然而生出一種荒涼。 兩次攻打榆林都沒成功,這在彭德懷心裡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疙瘩。近5000人的傷亡,這個數字是彭德懷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在後來《關於陝北九個月作戰的基本總結》中,他說:「十月打了清澗後,應該休整南下,但犯了一個錯誤,去打榆林。」在20年後他寫自述的時候,對榆林一仗還是不能忘懷,還是坦言這是一個錯誤。


PS2:關於國民黨駐紮榆林的八十六師,是當時守衛榆林的主力部隊,作為固守待援的核心,撐過了第一次固守榆林的危局,成就了鄧寶珊的赫赫威名。第二次圍攻榆林不克,守軍八十六師的上司,國軍二十二軍左世允軍長更因此獲得了青天白日勳章,後來因為起義,左世允還被共方歷史客觀記載。而關於八十六師的故事,以及師長徐之佳,因為師長一九四九年遠走台灣,而在歷史上鮮有提及,下一篇我們將會藉助大陸和台灣的史料,盡量還原一九四七年,城裡的八十六師,城外的西北野戰軍,挾城相峙的故事,以及,歷史的另一種可能。


敬請留意下一期:駝城卅載,一言難盡八十六師


2016.4.10 於呼和浩特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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