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蓋世功勛，卻被同時代文人辱罵，背負百年罵名，原因何在？
作者：陳禮榮
張居正逝世後，明神宗朱翊鈞徹底清算了他——不僅是「籍沒」了荊州張家、流放了其兒孫家人，同時也推翻了他生前所推行的新政。對於這一期間朝廷舉措的經過、程序等，此前已多有方家述及，恕不贅錄。正如當時翰林編修充經筵講官于慎行說的那揮：「主上憤結之日久矣，又有積怨于海內，欲有所出之。」[1]
「威權震主,禍萌驂乘」。張居正被搞得「破家沉族」了，至此以皇帝親自主導的「倒張」風潮，竟使曾一度發生好轉的士習人情又發生一大丕變。
明代政治的暴虐，到了這時顯得愈加狂燥，千百年間為儒家所世代相傳的那種規模宏遠，雍容和蕺，涵泳從容等中和氣象，在眾多熟讀四書五經的文人士大夫心目中早已蕩然無存，而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則是偏狹、刻核、暴戾與狠毒。比如，在明神宗朱翊鈞的驅使下，江西道御史李植、山東道御史江東之、雲南道御史羊可立等相競扮演出一種兩腳鬣狗的角色。他們恣意為奸，衝鋒在前，猛一頓狂批痛打，徹底地否定居正當國十年的一切建樹。因其正好迎合了神宗皇帝的陰暗心理，乃至喜不自禁地專門給吏部發出敕諭，說李植等三人「摘發大奸有功，俱著於京堂不次使用」。不久，這三個以整人起家的暴發戶果然由七品言官而連升六級，被超遷為四品的卿貳京堂。
這些自幼即從吟哦「詩曰」、「子云」等開始，熟讀聖賢書繼而走上仕途的在朝官員，當向張居正發起反攻倒算時，不僅行動囂攘，舉止張狂，甚至連奏疏的字裡行間都充滿著濃重的血腥氣，似無儒家所一向倡導的「恕道」之意。試看：
萬曆十年（1582年）九月，陝西道御史楊四知所上奏疏，題為《追論黨惡權奸欺君誤國乞正國法彰天討疏》；
江東之在萬曆十一年（1583年）正月，所上奏疏，其題為《邪臣殘忍太甚殺人媚人乞究治以快公憤疏》；
萬曆十一年九月，工科給事中王毓陽所上奏疏，其題為《極惡權奸罪大罰輕乞重加究處以雪公憤疏》；
萬曆十一年（1583年）十月，山東道御史曾乾亨的所上奏疏，其題為《奸險大臣蔑視公論乞賜罷斥以正人心疏》……[2]
其中尤為值得一說者，當數在萬曆十一年秋奉召回朝、新近擢升為左副都御史，遷刑部右侍郎的丘橓。此人在隆慶初年曾為大理少卿，後因病免官，「神宗立，言官交薦。張居正惡之，不召。」就是由於這一緣故，他與張居正結成生死冤家，一心要睚眥以報而圖後快。萬曆十二年（1584）三月十六日，他向皇帝條陳三款，其款款均系沖為著徹底扳倒張居正而發。其中，有一條說：「朱璉則又認馮保為義父，結游七為義兄。今父充凈軍，兄擬斬罪，為子弟者乃止罷官？況拶剔湖廣一省之脂膏，半輦載於張、王二家，是尚為有綱紀乎？」[3]
朱璉為隆慶五年進士，是張居正的門生，曾任湖廣巡按御史。在當時，由於科舉考試直接影響著士人的政治命運，而參加考試者的通過與否，往往又與個人的才學和運氣相關，這樣一來，當步入仕途後，那些新科進士自然就會憑藉這場科舉考試的經歷，結成各式各樣的新型人際關係：考官與考生之間為師生關係，考生與考生之間為「同年」關係；同齡人之間為「同庚」關係，同姓進士之間為同宗關係，而同一個籍貫的進士，則為同鄉關係等等。這些關係的形成，無疑會為官員們擴充與鞏固自己的政治實力，提供著充分的保障。
張居正在生前總是說，「仆以淺薄，謬肩重任，雖不足以當天下事，然一念公虛平直,則可以告於天地祖宗之靈,不敢措一毫私意於其間也。」(《答張操江》) [4]正是由於他覺得自己肩頭的責任重大，不敢有絲毫私人之念，故一向將座師與門生之間的關係看得較為疏淡，孰料由此竟激起了那一屆「同年」進士的群體性憤慨。他們眼見得呂調陽、張四維的門生們一個個頭上都有大佬們「罩」著，不由得對自己座師的薄情寡義而懊惱不已，眾人聚集起來、並緊緊地抱成一團，接二連三地上疏，向張居正屢屢發起挑戰。由此，形成明朝歷史上有關士習人情的一個特殊現象：在張居正主政期間，真正敢於前赴後繼發他發難者，竟都是他在隆慶五年錄用、使之冠帶加身的辛卯屆門生，如趙參魯、傅應禎、徐貞明、李楨、喬岩、劉台和管志道，以及後來為「奪情」一事相攻擊的吳中行、趙用賢等。
然而身為兼有監察、司法雙重頭銜的丘橓，竟全然不顧上述事實，僅抓住朱璉亦為張居正的門生、且又任湖廣巡按御史的身份，便憑空捏造事實，惡意栽贓，聲稱：「拶剔湖廣一省之脂膏，半輦載於張、王二家。」
殊不知明季的行省一級官場，規制有常：且不說品服僅為七品的巡按御史，就算高高在上的巡撫，以及布、按諸司要員，也不敢恣肆妄為地橫徵暴斂；朱璉憑什麼可將全省一半財富勒索到手、再「輦載」給張居正與王篆的家中去？丘橓用心之歹毒，居然混帳到連普通常識都不顧的地步！
其實，早在萬曆八年(1610年)，朱璉(字謹吾)以張居正回鄉葬父期間，一日接到明神宗朱翊鈞三道手詔的「君臣相得」之幸遇為由，曾建議由行省官員支助養廉銀，興建一座「三詔亭」以紀其盛。為此，張居正特地給寫他過一封信，剖白心跡。他襟懷坦白的說：「吾平生學在師心，不蘄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即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也，況欲侈恩席寵以誇耀流俗乎。張文忠(同前，指嘉靖朝的張璁)近時所稱賢相，然其聲施於後世者，亦不因三詔亭而後顯也。不穀雖不德，然其自許，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誠有知我者，則所為不朽，固自有在，豈藉建亭而後傳乎？露台百金之費，中人十家之產，漢帝猶且惜之，況千金百家之產乎？當此歲饑民貧之時，計一金可活一人，千金當活千人矣！何為舉百家之產，千人之命，棄之道旁，為官使往來遊憩之所乎？」[5]
可是，明神宗朱翊鈞一接到前遼府次妃王氏的誣告疏，馬上便冷酷無情地查抄了荊州張家。張居正生前正是在這封寫給朱璉信中所言「高台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同前)之預感，竟不幸而言中！
「世間已無張居正」。華裔美籍學者黃仁宇先生的這句定評，似給明朝中晚期士人群體的思想品格及其整體精神風尚做出了精當的概括——做為肉身的張居正自然已於萬曆十年六月二十日死去，可他那「精於謀國」的超卓風範，從此也就隨著明朝中晚期這一極其重大的政治變故，而被當時的文官集團消解殆盡！其中，表現最為突出者，當數曾經跟恩怨糾結數十年的老朋友王世貞。
說來，王世貞的祖上曾收藏有一幀海內珍品絹本《千字文》，他見張居正也喜愛品鑒前人法帖，便派專人特地送到張家。張展看已畢，打算托來人將這件珍品再送還回去。可是，王世貞緊接著又追過來一封信，囑來人一定將此物留下，做為禮物送給張居正。張居正十分無奈，只好寫信給王世貞，表示將其暫且留下，並申明眼下只是代為保管，將來一定璧還。在信中，他說：「寓目自足，何必奪為己有。展玩畢，即以歸之。煩好為保護，以賜來使矣。而使使信至之，堅以見遺，因思神物，恐為風雨所妒，什襲而藏之，即不佞亦暫為師主此物也。」[6]
後來神宗皇帝「籍沒」荊州張家，這件絹本《千字文》便由此入官、並被收歸內廷……王世貞家資豪富，祖上收藏有一件稀世珍品，不足為怪。先前，他聲稱送給張居正，不過是有求於他；後來反蝕無歸，其噬臍之恨，自然無以復加。
在皇權至上的專制社會裡，「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當明神宗朱翊鈞將荊州張家搞得「破家沉族」後，王世貞斷定張嗣修、張懋修兄弟已絕無鹹魚翻身之望，於是到了萬曆十八年，亦即在其臨終的當年、他便借撰述《嘉靖以來首輔傳》之機，乃以遠遠超出徐階、李春芳等傳的絕大篇幅，極力詆毀張居正，甚至對其人生悲劇幸災樂禍地站在一旁偷著樂，並嗤之曰：「居正申商之餘習也，尚能以法制持天下，器滿而驕，群小激之，虎負不可下，魚爛不復顧，寒暑移易，日月虧蔽，沒身之後，名穢家滅。善乎！夫子之言，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7]
原來，由張居正所掌管的權力，不過是因神宗皇帝才剛十歲無法施政、而由皇室暫時寄放在內閣的皇權；當其逝世之時，年甫二十的皇帝想要收回這份權力，便亟需惡搞張居正，以確保「乾綱獨斷」。 聯繫到王世貞先前所寫《題手書國史張文忠公傳後》一文的褒讚之辭，那麼他這種先褒後貶、落井下石的作派，恰好為明朝中晚期士習人情的丕變窳敗，平添了一個絕佳的註腳。
張居正去世後不過五年，即萬曆十五年(1587年)，禮部尚書、少保文淵閣大學士沈鯉針對士習人情如江河日下的頹變狀況痛心疾首，椎心泣血，於是特撰《典禮疏》指陳時弊，並以期喚起眾人良知，共同探討療救的措施。
沈鯉這道奏疏從人文教化的「道統」本原出發，聯繫當時社會上風習丕變，人心澆薄的情形，列舉出十一項尤須及時校正的時弊，懇求皇帝「圖維風教」。
在針對士人風習持續惡化的的種種劣跡，沈鯉揭露說：「富貴有可求，則畔禮以隨俗；勢利有可倚，則違心而競進。座主門生，故事也。隆以老師之號，而與主觀風、有司提調皆得以效尤，則師道喪。久別通問，常禮也，重以白金之將，至於依權附勢，數十數百而不恥，其無名則友誼亡。年本幼也，而呼之為兄；行本叔也，而呼之為伯，何以待兄與伯乎？是無長幼之倫也。未天卿也，而天卿之；未師相也，而師相之，何以待天卿與師相乎？是諂諛之極也。」
針對惡欲橫生、貪風日熾的官場現狀，沈鯉針砭說：「一寒士也，需次經年，費金累百，他日之官，何從措補？於是地方始有不勝其累困者矣。一館選也，肄業二載，費金近千，他日進館，何自支持？於是門生始有難免其責備者矣。朝覲饋遺之禁，朝廷三令五申矣，而其風愈甚。」
針對奢靡虛華、賄賂成習的應酬禮數，沈鯉指責說：「風俗侈靡之戒，禮部頒有條式矣，而若罔聞。知一郎官之遷轉，非大事也，謝恩、謝部足矣；候見於諸公卿之門牆，至於賄閽人以僥倖一見，豈敬長之禮？當然乎下徇俗，恐得罪於上也。大學士之禮，體至隆重也，部寺會議足矣，揖讓於百執事之流，屬至於填門途而不容車馬，豈禮賢之義加？是乎上狥俗，恐失禮於下也。」
最後，沈鯉發出由衷的悲鳴與沉痛的告誡：「嗚呼！今之為士者，亦太勞矣！今之風俗，亦至於甚漓，而不得不反矣。夫士者，民之倡；而京師者，四方之極也。今縱不能復古禮，豈可坐視其日渝而不救也……及今不返，日落烏沈，萬古如長夜，不亦可深痛哉！」[8]
明朝之「士」，是文官集團的廣大後備隊，為社會的精英階層。這個階層人士道德品質的惡性滑坡，集中反映出自張居正去世後因朝廷中樞的決策失誤，所導致士人群體核心價值觀的罅缺與迷失。
萬曆十八年（1590年），正是在社會上對張居正進行妖魔化和丒角化的最狂燥時期，由新任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王錫爵主持增定、翰林院侍讀學士沈一貫協同參訂的《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一書，由朝廷鄭重修纂。這部書的選編思路，是為翰林院在讀庶吉士研修詔類、冊類、璽書類、奏議類等各類政論文的寫作，提供的範文。依其體例而論，所用文稿首先應該是前輩翰林學土的代表作，可為了完全抹黑張居正，王錫爵等竟無視張自青年時代即被入選庶吉士、此後以學士官一直擢升至官居一品且主政十年的超卓履歷，且於各類如奏疏、策論、箴銘等政論文的寫作精妙優異的基本事實，除了挑選一兩篇應酬之作應景外，乃將其所有為國是籌策擘劃的鴻文巨制，均棄如敝履。反過來，倒是將當年在「奪情」風潮中由吳中行、趙用賢等用以彈劾張居正的奏疏，一篇不落地照單全收。
不久，翰林學土焦竑主持編選《國朝獻征錄》，乃以其洋洋120卷的鴻篇巨製，意在將其製作成為一部明代大型人物傳記資料叢書。這部書篇幅巨大、內容宏富、從目前能見的卷帙布局看，它幾乎涵養著整個明代中前期一切重點人物撰述的文稿。可是縱觀全書，它卻偏偏容不下對天下社稷立有大功的張居正幾篇文章。比如，萬曆二年（1574年），前吏部尚書楊博去世，張居正曾親筆為這位在嘉靖、隆慶與萬曆朝前期做出巨大貢獻的官場前輩，寫了一篇《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贈太保謚襄毅楊公墓志銘》。[9]這篇文章，既是張居正生前寫得為數極少的墓志銘之一、又是他充分展示個人胸襟、抱負的一篇光彩奪目重要文獻，可在《國朝獻征錄》中卻略無蹤跡。反過來看，倒是那些在張居正生前賞識、提拔、信任與重用過的某些人，即如前荊州知府王元敬(字古林)者流，明明受到過張的垂顧，卻偏要不遺餘力地與其「劃清界限」，乃至託人在為其身後撰寫「行狀」時，也故意捏造些跟「江陵故相」存有某某過節的無聊謊言等。對此類文字，焦竑在其《國朝獻征錄》中，卻又搜羅無遺。
總之，由於神宗皇帝對張居正的徹底清算，從此使其有關不恤嫌怨、為家國大事而勇於擔當的正面形象，竟是終萬曆一朝去再不見於史傳，而對父死不奔喪、貪戀權位之類諸多詆毀、污損其人格形象的文字，卻經各種家乘筆記、稗官野史的輾轉傳抄，而幾乎遍及天下。世上已無張居正。這個曾被王世貞推挹為「上冠三台，下總百揆。詔書不名，猶曰子房」[10]的傑出首輔，到了此間竟成為人所共唾的反面形象……這不單是時代的悲哀、社會的悲哀，更是歷史的悲哀。
萬曆一朝中後期以其徹底否定張居正而對社會帶來的危害，留下了足以警醒世人的深刻教訓。概括地說，它大體可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明朝中晚期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陽明心學的興盛，已經對宋明理學帶來了極大的衝擊。當儒家的「道統」倫理在跌落的過程中適逢張居正推行新政，原本可憑藉他那份「務以忠肝義膽事君，誠心直道相與」的誠心，而聚集起符合時代精神的新型核心價值觀，可僅因明神宗朱翊鈞急於皇權的復歸，而使其成果損毀殆盡；由此，也使張本人首當其衝，成為與新政同期覆亡的政治犧牲品。
其二，發生於萬曆五年的「奪情」事件，提前引爆了張居正與士人群體的倫理衝突，所以儘管張居正在為社會經濟發展注入活力的同時、也對社會道德生活中核心價值觀的建構作出了突出的努力，但最後一經皇權的刻意打壓，社會環境氛圍的驟然惡化，勢必造成令其一切創建成果，均陷「歸零」的徹底敗亡之中。
其三，明神宗朱翊鈞的倒行逆施，促成了明朝中晚期士人群體核心價值觀的迷誤與缺失，其由此而導致士風人情的丕變，致其在往後的數十年間基本喪失了重建與更新的可能。
綜上所述，明朝中晚期士習人情中這種驕奢淫逸、腐化墮落、貪圖享受、持祿養望等時尚風情的泛濫，令極端個人主義的思想品質與以自我為中心的行為方式，波及到生活的各個領域；精英階層的腐敗墮落，及其對世風所帶來的嚴重影響，對激化社會多種矛盾、最終使之走向滅亡之路，進而釀成了災難性的後果。
[1] (明）李詡 《戒庵老人漫筆》卷八《江陵籍沒書》；原無「論張」二字，據明藏《說小萃本》補為《論張江陵籍沒書》。
[2] (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之141、卷之142。
[3] (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之147。
[4] 《張居正集》第二冊，卷十八，《答閱視司馬吳堯山》，第369頁
[5] 《張居正集》第二冊，卷二十五，《答湖廣巡按朱謹吾辭建亭》，第942頁
[6] 《張居正集》第二冊，卷二十八，《答薕憲王鳳洲之十五》，第1249頁。
[7] 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三》，台灣世界書局《欽定四庫全書》1985年版,第452卷，第533頁。
[8]沈鯉《亦玉堂稿?卷四?《典禮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9]《張居正集》第三冊，《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贈太保謚襄毅楊公墓志銘》，第296頁
[10]王世貞《祭太師張文忠公文?弇州四部稿續稿》卷160。
※一代聖君背負千年罵名，何以要這樣，李淵？
※妲己背負了千年的罵名，真相是什麼？
※背負千古罵名，實是一代名臣，曾國藩都只信他一人！
※郭沫若的一篇文章，讓崇禎皇帝背負千古罵名，到現在還在罵他
※剝奪他人，就是背負的罪孽！
※他因簽了個名字就背負了千古罵名，但事實上他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她被唐玄宗寵一輩子，卻也背負千古罵名，但百姓卻希望她死而復生
※周冬雨成功背後少不了她，多次背負罵名的她為何還是贏家？
※他是明末名將之子，卻因無將可用繼位，卻終背負罪臣罵名
※此人背負了一輩子的罵名，但他的所言所行，都無愧於天地
※若此人不死，朱元璋根本不敢殺功臣，更不會背負千古罵名
※王心凌結束4年戀情！為他背負小三罵名還丟了事業，但她卻說值得！
※李自成的一個謊言，讓崇禎背負百年罵名，至今仍在繼續
※默默地背負罵名，實則是一位不朽功臣，可嘆的是死後才進凌煙閣！
※他年輕時的顏值無懈可擊，卻背負害死翁美玲罪31年，如今長這樣
※鰲拜其實是難得的忠臣，但為何臨死卻背負奸臣的罵名！
※推翻秦朝的第一功臣，不是項羽，也不是劉邦，而是背負罵名的此人
※雖然背負千古罵名，但他卻是狀元出身，而且發明太師椅
※張衛健當年背負巨額欠債，只有她不離不棄嫁給他，可惜至今無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