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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師的大樓叫大學,沒有大師的大學叫大樓

在中國大學教育百年發展歷程中,1938年至1946年,為躲避日軍的戰火,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南渡西遷,來到雲南昆明市,合并組建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有大師的大樓叫大學,沒有大師的大學叫大樓


這裡有過輝煌和燦爛,是近代中國一代文化精英的靈魂遊盪過的地方。

這是一座令人高山仰止的豐碑,這是一段令人心潮澎湃的「神話」。


於是,在昆明出差的我,結束了繁忙的事務之後,決定擠出一段時間,忘卻當下世俗的喧囂,去尋訪那片聖地。


一、為了搶救和保存國家文化教育的命脈,東部地區的高校進行了歷史上罕見的大遷移


西南聯大舊址位於當年昆明城西北部地台寺附近,現在是雲南師範大學校址。

走進雲南師範大學校園,先是見到西南聯大紀念亭,順著校園小道,經過文學院大樓,再往前走不遠,一座門匾赫然在目,上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幾個大字。


當年西南聯大的大門,由於道路擴建,早已不復存在。不過,2004年,雲南師範大學按照西南聯大校門的原始比例,在校內西南聯大的遺址上重建了西南聯大的校門,大門右側是朱光亞先生題寫的「中國歷史名校——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舊址」字樣,左側鐫刻著當年西南聯大的校訓——「剛毅堅卓」,部分再現了西南聯大的風貌。


站在校牌門額之前,油然而生崇敬之感。


這裡,流淌著西南聯大的血液。


據統計,從1937年七七事變,京津相繼淪陷後到1938年8月底,中國的108所高校,有91所遭到破壞,10所遭完全毀壞,25所因戰爭陷入停頓。為了從這場浩劫中搶救和保存國家文化教育的命脈,東部地區的高校進行了歷史上罕見的大遷移:106所高校進行了300餘次搬遷,遷校3次以上的有19所,8所高校4次遷校。

有大師的大樓叫大學,沒有大師的大學叫大樓


1938年7月下旬,為了華夏文化、科學與人才的傳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8000餘名師生,來到湖南長沙,合組長沙臨時大學,10月25日開學。12月,日軍佔領南京,戰火逼近武漢、長沙,僅維持了4個月的長沙臨時大學被迫再度西遷,來到離戰區較遠,並有滇緬公路、滇越鐵路通往國外,交通較為便利的昆明,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聯大」。第二年5月4日,西南聯大開始上課了。聯大設立文、理、法商、工、師範5個院26個系,兩個專修科,一個選修班。


抗戰結束後,西南聯大圓滿完成了歷史使命,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於1946年5月4日北返,師範學院單獨留在了昆明,定名為國立昆明師範學院。1950年,改名昆明師範學院,1984年,更名為雲南師範大學,1999年,與雲南教育學院、雲南體育進修學院合并重組,成為雲南師範大學。


二、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


進入當年的校門,也就走進了西南聯大原來校園的位置。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聯大的三位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的半身塑像。


在那戰事頻仍、轟炸不斷的西遷流亡歲月里,他們像老鷹護雛一樣,含辛茹苦地護佑著自己的學校,自己的學生。正是他們這種竭盡全力地對教育負責的大愛,使抗戰時期的中國大學在最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得以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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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西南聯大300餘名教授的名冊,其陣容之豪華,叫人瞠目結舌。吳大猷,周培源,王竹溪,湯用彤,梁思成,金岳霖,陳省身,王力,吳有訓,錢穆,華羅庚,朱光潛,李楷文,林徽因,葉企孫,張奚若,馮至,卞之琳……隨意報出一個,都足以進入中國現代各個門類的歷史。而聯大的文科類,更是巨星閃耀,其中就有朱自清、陳寅恪、沈從文、聞一多、錢鍾書、吳晗、馮友蘭。他們在聯大校園裡,書寫著中國現代文學的半壁江山。

教授們不光教書育人,很多教授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在此期間產生,比如錢穆的傳世名著《國史大綱》。


聯大畢業的學生,許多都成了中國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國防建設的棟樑。汪曾祺、殷海光、王佐良、許國璋、任繼愈、朱德熙,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黃昆、劉東生、葉篤正……數不勝數,堪稱奇蹟!


西南聯大為後人稱道的,不僅僅是大師雲集、桃李滿天,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是,它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依然堅持了教授治校、民主治校、學術獨立、學術自由的制度。西南聯大設立了校務委員會和教授會,校務委員會是權力管理機構,校務委員會委員由教授會民主推薦,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三位原校長為校委會常委委員,主席相當於校長。


雖然按照學校制度規定,校委會主席由常委輪任,但蔣夢麟、張伯苓二位校長在推舉了梅貽琦任首屆主席後,為保持校長責任制的權威,均轉入重慶任公職。校務委員會通過民主討論和決議全面主管全校重大事務。教授會代表由民主選舉產生,從未中斷。所以,聯大的實際校長一直是梅貽琦一人擔任,梅貽琦是聯大建設的第一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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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茅草屋裡走出楊振寧和李政道,「火腿椅」上坐著朱光亞與鄧稼先


在西南聯大的校園內,有一間鐵皮頂教室。這是怎樣的房子?眼前看到的當年這間長16米、寬5.8米的東西向長條形房屋,鐵皮頂、木格窗、土坯牆,真的是不能再簡陋了。


雲南衛視首席主播耿嘉女士曾經介紹說:「下雨天,教授講課,學生就聽不見了,有時候就說,咱們停課賞雨吧。其實好多人並不知道,這叮噹作響的鐵皮頂,周圍用土坯砌成的校舍,是出自兩位建築大師之手———他們是梁思成夫婦。」


當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到了昆明。他們借住在尼姑庵裡面。梅貽琦就請梁思成領銜設計校舍。兩人欣然受命,花了一個月時間,拿出了第一套設計方案:一個中國一流的現代化大學赫然紙上。然而,該方案被否定了,聯大不可能拿出這麼多經費。此後兩個月,梁思成夫婦把設計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樓變成了矮樓,矮樓變成了平房,磚牆變成了土牆。


當梁思成夫婦交出最後一稿設計方案時,建設長黃鈺生很無奈地告訴他們:「經校委會研究,除了圖書館的屋頂可以使用青瓦外,其他建築一律覆蓋茅草,土坯牆改為用粘土打壘,磚頭和木料使用再削減二分之一,希望再作一次調整。」


梁思成以為自己聽錯了:「茅草屋?你跟我開什麼玩笑?這樣的房子,連農民蓋豬圈都能做到,還用得著我來設計嗎?」   他衝進梅貽琦的辦公室,把設計圖紙狠狠地砸在梅貽琦的面前。他痛心地喊道:「改!改!改!你還要我怎麼改?我……已經修改到第五稿了,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們知不知道農民蓋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給的木料連蓋一幢標準的茅草房都不夠!」


梅貽琦嘆了口氣說:「國難當頭,用茅草來建大學是不得已而為之呀。我們能不能用茅草把校舍做得儘可能好看點,好用點?這還得靠你們支持……「


梅貽琦說不下去了。


哪位校長願用茅草蓋校舍?梁思成默默無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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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貽琦俯身將摔在地上的方案撿起來,交到梁思成手中,說:「等將來戰爭結束了,我們遷回北平了,請你來設計世界一流的清華園!」


梁思成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國難當頭」四個字揪得他的心生生髮痛。當晚,他和林徽因按照建茅草校舍的思路修改方案。林徽因一邊改一邊流淚,說不清是為她的國家,還是為她的專業而悲傷。


半年以後,一幢幢低矮的茅草房填滿了原來空蕩蕩的校園。


推開教室一道縫,裡面只有那種帶有扶手可以寫字的椅子,據說是為了節約課桌經費,擴大空間。有人還就造型特點為這種椅子起了一個雅號,叫做「火腿椅」。


從這些簡陋的火腿椅上,走出了後來的中國科學院或中國工程院院士中的171位的近現代中國的脊樑,還有王希季、朱光亞、屠守鍔、鄧稼先等數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以及楊振寧、李政道等一批蜚聲中外的一流頂尖科學家。


四、「定勝糕」叫響了西南聯大和昆明城


戰亂中的聯大人,經過四季顛沛、萬里跋涉,終於在昆明,這座四季如春的高原古城,找到一個可以暫時棲身的地方。然而,在那個國難當頭的歲月里,生活是那麼艱難。


1942年至1946年間,昆明的物價飛漲了幾百倍。為了能吃上飽飯,有的教師當賣衣物、書籍;有的無法維持生計,狠心把新生兒送給別人撫養;師生兼職的工作包括會計、中學教師、家庭教師、報館校對、編輯、郵電員,甚至做電工和擦皮鞋匠。趙忠堯教授在鄉下靠制肥皂來維持全家生活;梅貽琦的夫人韓詠華、潘光旦夫人趙瑞雲和袁復禮夫人廖家珊等人組織了一個「互助組」,自己推磨做糕出售。這種糕點,原型是上海點心,她們進行了改造,加入了天津的傳統風味,粉紅色,形狀像銀錠。潘夫人趙瑞雲在鄉下磨米粉、煮豆沙,準備原料;梅夫人韓詠華和袁夫人廖家珊負責做成糕,再由韓詠華送到昆明老牌的糕點鋪「冠生園」食品店去寄賣,來往路程需要1個半小時。


教授們到梅貽琦家議事時,常常受到熱情招待。他們圍坐一桌,品嘗著梅夫人親手做的糕,深為韓詠華的堅韌精神和糕的美味所感動,便將這糕命名為「定勝糕」,意為抗戰一定勝利。從此,「定勝糕」叫響了西南聯大和昆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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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一多教書之餘,掛牌治印,一份「金石潤例」上面三位校長和諸多學者的聯合簽名,是這批教育精英們「以文化戰勝苦難」的真實人生寫照。


五、1940年入學的聯大834名學生全部入伍,參加遠征軍,奔赴了前線


生與死,對於書齋中的聯大人來說,僅在咫尺之間。


一天,日軍飛機扔下的炸彈將梅貽琦的辦公室連同旁邊的一幢宿舍都震塌了。炸彈也將華羅庚的家炸毀了,幸好,華羅庚當時在防空洞里。但是防空洞也被震塌了,把華羅庚埋了大半截。炸彈炸過的土由於空氣的壓縮,特別緊,一時不好刨,也不能用工具,最後大家硬是用手摳,把華羅庚救出來了。


「投彈百餘枚,霧煙大起,火光迸鑠,響震山谷,較上兩次慘重多多」,吳宓教授將這天的慘狀寫在了日記里。


華羅庚一家無家可歸,聞一多伸出了援手。華羅庚一家6口和聞家8口擠住在3間平房裡。


從1941年秋天起,人們明顯發現跑警報的日子少了,一架架塗著鯊魚巨齒的中國空軍「美國志願隊」的飛機隨美國退役上尉、中國航空委員會顧問陳納德(1943年3月10日,美國陸軍航空隊將駐華特譴隊編為美國陸軍第14航空隊,陳納德晉陞少將司令。筆者注。)進駐昆明巫家壩機場。


美軍來昆明參戰了!為了配合盟軍作戰,1943年10月,教育部下令徵調應屆四年級男生入伍為美軍翻譯。梅貽琦校長宣布,四年級同學服役期滿發給畢業證書,低年級同學志願應徵期滿返校,可免修一個常年的學分。結果,1940年入學的聯大834名學生全部入伍,參加遠征軍,奔赴了前線。其中,就有梅貽琦的獨子梅祖彥、次女梅祖彤和侄子梅祖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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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保衛昆明,飛虎隊還擔負著中國唯一的外援通道「駝峰航線」的危險飛行重任。500英里的航線上,到處是墜機的殘骸,許多與盟軍並肩作戰的聯大學生,魂歸冰冷的山谷峽底。


六、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離鐵皮頂教室不遠處,就是發生在1945年底的昆明「一二·一」運動紀念館,敞開大門供人參觀。我在裡面細細地走了一圈,竟沒有看到一個工作人員,也沒有看到除我之外的第二個遊客,安靜無比。


在紀念館入口的右邊,是一面經過重塑的西南聯大壁報牆,牆上刻著「冬青」、「野火」等當年創作的文藝壁報。據講解員介紹,當年這些壁報集中張貼在西南聯大新校舍大門東側的圍牆上,這便是著名的「民主牆」,之後又形成了影響深遠的「壁報文化」。「民主牆」是當時言論自由的中心,是民主進步力量揭露反動勢力的重要輿論戰場。雖然「民主牆」的舊貌早已不復存在,但這裡仍然引人入勝。每當聯大校友重返舊址經過這裡時,總會停住腳步,追憶往事。


往後行不遠處,在校園東北隅,有座青竹和翠柏掩映的「一二·一」學生運動烈士墓。墓道前方矗立著兩根石柱,頂端是鮮紅的火炬;石柱基座上,刻有聞一多撰寫的《一二·一運動始末記》,墓後石屏為自由神浮雕:無數青年跟隨自由女神,奔向自由,呼喚光明。浮雕下,刻有感情深摯的悼詩:「死者,你們什麼時候回來?我們從來沒有離開這裡。死者,你們怎麼走不出來?我們在這裡,你們不要悲哀。我們在這裡,你們抬起頭來。哪一個愛正義者的心上沒有我們?哪一個愛自由者的腦里沒有我們?哪一個愛光明者的眼前看不見我們?」


烈士墓四周圍有鐵鏈柵欄,整個墓地莊嚴肅穆。於再、潘琰、李魯連、張華昌四烈士靜靜地躺在這片土地上。   烈士墓右側,豎有一塊「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這是在抗戰勝利後,三校奉命北返時所立。與北京大學校園內的複製品相比,真品在碑的外面加了像屋檐一樣的東西,更具滄桑感。


這塊碑由三位大家合作而成: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撰寫碑文,中文系教授聞一多篆刻橫額,中文系主任羅庸教授書丹。碑的背面,刻滿了當年投筆從戎的834名從軍遠征的學生名字,被聯大校友、美國芝加哥大學著名教授何炳棣稱為現代的「三絕碑」。碑文約1100字,展示了「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始終的熾烈信念。


有大師的大樓叫大學,沒有大師的大學叫大樓


全文以文言寫就,以極具歷史感的筆觸回顧了聯大建立的經過,並總結了可以紀念的四個方面。文章氣勢恢宏,飽含濃情。其中有一段話,對此有精彩描述:「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此其可紀念者三也。」聯大的民主制度,不僅僅用於對內的治理,確實也是抵禦來外干預的堡壘。


1942年6月,民國政府為強化對大學教育的控制與管理,陳立夫以教育部長的身份三度訓令聯大務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教材內容、考試方式、課程設施等新規定。此舉遭到聯大教務會議的拒絕,教授們公推馮友蘭起草《抗辯書》致函教育部,對此訓令一一駁斥,使訓令在聯大最終無果而終。


七、「昆明有多大,西南聯大就有多大」


大學是思想的源泉,國家的智庫,也應該是社會的凈土。大學更應該進行常識教育,不僅要反覆告訴學生們,這個社會有一些常識需要知道,需要堅守;更要讓學生們看到,堅守這些常識有價值,有意義。


雲南師範大學圖書館前的一塊青草地是聯大「民主草坪」的歷史存留,草坪當時的面積有現在的10倍大,松柏翠竹、茅屋草舍四面環布,形成了幽雅的廣場。廣場可容納上萬人,正前方壘有一個約1米高的講台,被稱作「露天講台」,是聯大師生集會及活動的地方。聯大進步學生社團「群社」首先在這裡召開了成立大會,緊接著,聯大劇團大型話劇《祖國頌》的首場演出在此舉行,隨後,抗戰兩周年紀念大會、聯大師生聲討汪精衛投敵叛國的火炬遊行等活動都在「民主草坪」舉行,這裡成了昆明學生民主運動的指揮中心。


有大師的大樓叫大學,沒有大師的大學叫大樓


由於校舍不足,西南聯大的舊址和大師們的故居以雲南師大紀念館為中心,幾乎散佈於當時的整個昆明城,以至於有了「昆明有多大,西南聯大就有多大」的說法。


據史料記載,西南聯大剛成立時,校舍散布各處,理學院在昆明大西門外昆華農業學校,工學院在拓東路迤西會館,總辦公處設在城內崇仁街46號,文、法學院租在遠離昆明的蒙自海關。當時,聯大一些研究所也分設於昆明各地。如,北大文科研究所設在昆明北郊龍泉外寶台山響應寺,距城20餘里;清華文科研究所設在北郊司家營;有一段時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也曾在青雲街靛花巷安家;清華在西倉坡5號的教師宿舍建了辦事處;而南開辦事處在文化巷8號。但仍不敷應用。


1938年7月,學校以昆明市西北角城外荒地124畝為校址,修建新校舍。次年4月,聯大新校舍落成,文、法、理三學院首先遷入新校舍上課,有學生宿舍36棟,全是土牆茅草頂結構;教室、辦公室、實驗室56棟,為土牆鐵皮頂結構;食堂2棟,圖書館1棟,為磚木結構。聯大終於有了較為集中的辦學場所。


大到一個民族,小到一個人,沒有自由就沒有價值觀,就沒有判斷力;沒有自由就沒有想像力,沒有創造力。60餘載匆匆過去,西南聯大早成歷史陳跡,文林街非復舊觀,那些哲學大師、歷史學大師、文學家、小說家早已沉埋地下。但西南聯大留給昆明的,絕不僅僅是一座紀念館,聯大名師和聯大8000多名莘莘學子,為地處西南邊陲的昆明帶來了民主、科學、進步之風,並一直影響到現在。(周軍)


延伸閱讀:一百年來的抵制日貨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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