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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失落20年」的日本中產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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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日本東京,一名女性消費者在挑選電子商品。


【環球時報綜合報道】日本20多年的經濟衰落正在吞噬著「1億總中流」。中產階層牢不可破,曾是日本社會長期穩定的基礎,但過去20多年裡,這個階層的人不僅沒增加,反而出現較大減幅。這裡面有老齡化的原因,「老中產」退休後待遇不如從前,但「新中產」並沒有補充上來。勞動力流動化,讓太多日本人從「終身僱用」變為臨時工,被固化在社會底層。安倍上台後,這些人愈發沒有了翻身的希望。近30年來,日本貧富差距不斷加劇。作為昔日世界經濟的樣板,日本今天的教訓值得各國研究。


上世紀80年代:「蘋果狀」——首相藍領同為中產

「門下生」是日本尊師重教的一個傳統,只要是同一位教授的「門下」,即使差很多屆,不論老師是否能出席,大家每年都會聚聚。上世紀90年代,我先後在東京大學、橫濱國立大學、慶應大學學習,博士畢業後還留在日本的高校教過9年經濟學。近年來參加「同門會」,聽那些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走出高校的「前輩」講日本中產階層的變遷,感觸很深。


日本經濟由盛轉衰,年過七旬的齋藤先生深有體會。齋藤退休前在一家日本上市企業公司工作,他說:「我大學畢業時,公司里的大學生還不多,一同進公司的人只有我能拿到近1萬日元。等我10年前從公司退休時,工資已超過百萬日元。」同樣在上市企業工作的「同門」渡部比齋藤先生要年輕20歲,說到自己的工資,他有些無奈:「最近20年我的工資基本就沒有提升過。40年時間工資提升100倍的時代,對我們來說是絕對沒有可能再現了。」


在大企業里,員工收入過去20年不能得到明顯提升,給日本社會帶來很大的問題:中產階層人數變少。儘管日本社會至今依舊保持著中產階層占絕對優勢的狀況,但很明顯,他們的工資待遇很難改善,能維持現狀就相當不容易。日本人為此在努力——爭取不落到下一個階層中,至少在心理上不能下滑到底層社會。但過去的20年無果而終,讓日本輿論開始擔心會不會出現「失落的三十年」。


說起20多年前,在某私立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的黑瀨打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我們那個時代,不能說沒有十分富有的人,也不能說沒有社會底層,但大家的生活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這個社會就像一個(中間圓、上下差不多大的)大蘋果,基本上大家都是中產階層,沒有太大的區別。」

用蘋果形容過去的日本社會,比「1億總中流」(指1億人都是中產階層)的日文表述要形象得多。上世紀80年代,我在國內某經濟報紙工作,第一次去日本採訪時,聽日本人說到「1億總中流」這個詞覺得很新奇,一位常年採訪政治家的日本記者解釋說:「連大平正芳首相都覺得自己是中產階層的人。」由此可見,日本社會的平等,是一種在富有狀況下的平等。


此後,我在日本留學期間常做客日本普通民眾家庭,對中產有了新的理解:大致是丈夫在公司做職員,夫人是全職太太,家裡有兩個孩子,在東京住一套70多平米的房子,如果是郊區的話,大概是一套100平米上下的小樓。從一些日本刊物的調查看,當時上市企業一個三四十歲職員的工資和獎金,全年收入在450萬到500萬日元之間,相當於30多萬元人民幣。當時見到各色各樣的日本人,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差別。我身邊即使是一些干力氣活的人,也絕對相信自己是中產階層一員,收入不比公司職員低。對比我們當時國內的住房條件和工資收入,日本中產階層讓人羨慕,我覺得日本當時確實是各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榜樣。


上世紀90年代 :「鴨梨狀」——工人獎金減少日子變差


我和同門談到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黑瀨笑著說:「日本越來越有些像個(上半部小、下半部大很多的)鴨梨了。」那時我在日本學習經濟學,也教授過這門學問。每到假期師生去農村、工廠做調查時,很多農民會拿出賬本,並不避諱向師生展示收入和支出情況,即便是1日元也常記錄在冊。那些年,從調查結果看,日本農民的收入明顯減少。當時給出的解釋是日元升值,大量農產品進口,自產農產品價格不能再提升,造成農民收入停滯。我去靜岡縣農村定點調查時發現,因連續幾年收入減少,有農民開始去城裡打工,但城裡工作並不多。這意味著,農民成為中產的可能變小,已經中產的人開始下滑到較為貧窮的狀態。


城市也出現問題。一些工廠和企業的工會過去通常看自家企業的效益和同行業其他企業的待遇向資方提漲薪要求,但漸漸有工會的負責人表示,當企業經營狀況不佳時,寧可不提獎金、不漲工資,因為保障員工就業最重要。即使像齋藤那樣的企業,高層收入還不少,但我去調研時,工人的獎金已不能保證全年發,好的時候發七八個月的,經營差的時候發三四個月的。獎金減少,日本民眾並沒有太多怨言,因為相信能好轉。但實際上,90年代以後,獎金提高的希望越來越小,不少工人的生活水平開始下降。

宏觀地看,1989年日本股市走到極點,到1993年,日本土地價格也從最高點下滑。當時並不知道這是日本「失落」的開始,很多人對日本經濟還相當有信心,認為經濟學中最簡單的循環理論,能解釋上世紀90年代甚至21世紀初的經濟發展,相信新一輪的增長終究會到來。因為以日本這個規模的經濟總量和體制,加上技術革新勢頭未減,經營改革仍不斷進行,在國際化大潮下,日本經濟還有更多發揮餘地。那個時候,日本社會已經從「蘋果」變成了「鴨梨」,但社會並不是「金字塔狀」。很多人堅信「鴨梨」還能變回「蘋果」,日本社會中產佔主流,但實際上有錢人和沒有錢的人已經涇渭分明,重回「蘋果」狀態,人人中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2000年以後:「沙漏化」——平均家庭年薪減少兩成多


有美國學者說,「IT經濟泡沫崩潰後,美國社會發生沙漏化現象」。其實,日本在2000年以後,沙漏現象同樣嚴重。沙漏與蘋果、鴨梨有著很大的不同,社會開始不斷地讓人從上往下一點點地墜落,而且只能從上往下,沒有自下而上,逐步走向整體均勻的機制。小泉純一郎2001就任首相後,推行新自由主義,強調多勞多得、市場自動調節機制,讓很固化的勞動體制變得靈活起來,資方完全可以在經營困難的時候,將剩餘勞動力從企業中分離出去。我當時在日本教書,發現學生畢業後也能找到工作,但不是過去那樣的「正社員」(正式職工),相反,很多畢業生離校時,表格職業欄中寫的是「自由」(沒有工作或者是臨時工)。


現在,我再次見到我教過的日本學生時,驚訝於畢業後選擇臨時「職業」的,現在還是臨時工,四十多歲的人了,有的婚姻問題都解決不了。再看日本厚生勞動省發布的調查結果,現在日本從業者中,每3人就有一人是臨時工。臨時雇的人,其收入是正式職員的一半,最多為其2/3,他們大都難以躍進到中產階層。日本「naver」網去年10月曾以「日本階級社會實態:絕望的社會已經到來」為題發文稱,如今的年輕人幾乎都處於貧困層,越來越多的人無法成為被稱為「勝者」的正式職員。再過10年,隨著時代進步,正式職員與非正式職員的區別不再是一紙僱用合同,而是階層貧富差距。


日本統計局4月28日公布的數據顯示,該國今年3月家庭支出較去年同期下滑5.3%。而此刻,日本央行正開會討論是否加大貨幣刺激力度。厚生勞動省近期公布的另一個數據顯示,2005年到2014年,工資變化最大的5個職業是:空乘服務員,月收入為32.8萬日元(10年間減少26.8%);律師66.2萬日元(減少26.2%);熱處理工25萬日元(減少21.5%);牙醫57.5萬日元(減少19.1%);金屬檢查工22萬日元(減少17.4%)。律師和牙醫勉強維持在中產階層上,但收入劇減。這幾個職業的減薪幅度與整個社會的變化吻合。1994年日本家庭的平均年薪為664.2萬日元,但到2013年減少為528.9萬日元,少了兩成多。2013年以後,隨著消費稅增加,收入更加減少,日本中產的情況也變得更加艱難。2012年,日本相對貧困率為16.1%(年收入在122萬日元以下),該比例1985年為12.0%,1994年上升到13.7%,2000年為15.3%,2006年15.7%。

中流崩潰,步入「差距社會」


同門會上,六十多歲的佐藤表示「與中產已經無緣」。不到50歲時,佐藤因為父母身體不好辭去工作。佐藤說,照顧十幾年因病卧床的人,中產階層是支付不起所需費用的。一旦從中產階層脫落,沒有工作,退休金不多,想回歸中產,那完全是個夢。


我見到30年前留學時一起打工的日本人,儘管生活不如從前,但很多人依舊對中產生活無限懷念,抱有很強的「中流意識」。像佐藤那樣自嘲「中產夢絕望」的人不多。鑒於日本的社會制度,會對下滑到中產以下的人有較好的照料,吃不上飯、看不起病絕非今天日本的普遍現象。同門會上,很多人說近來讀了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寫的《21世紀資本論》。這是本絕對不那麼容易讀懂的書,但在日本書店持續熱銷。有知識、肯讀書的日本人從這本書的結論中得到什麼呢?


日本中產階層在現任首相安倍晉三更強調自由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政策下,更加難以擴大。用日本媒體的話說,現在經濟政策更強調照顧大企業,如那些上市的企業,而這樣的企業不過兩千多家,日本四五百萬家中小企業還是靠生產、經營來維持。從普通勞動者的角度看,安倍時代的臨時工比小泉時代還多,似乎大家都有工作干,但工資很低,有的不能保證結婚育子或有穩定的老年生活。日本現在最慘的就是老人,退休金不多,勉強能吃飽飯。過去的中產階級在退休後,生活狀態下滑,如果生點病就要下滑到下層。而新的年輕人並沒有變富裕,及時補充到中產行列。中產階層弱化後,對未來沒有信心,日本的消費熱潮減退。按厚生勞動省的數據,2015年接受政府生活援助的人為217萬人,可謂史無前例。日本經濟學者田中勝博在《2010年『中流層』消失》一書中稱,日本中流層「變少變薄」。

日本「socius101」網4月6日稱,日本正步入「差距社會」,即從「1億總中流」時代進入大學生無法就業、所有正式職員都成為「失敗者」的社會。一本名為《中流崩潰:日本工薪族正步入下層》的書中寫道,如果將日本國內目前的經濟活動放到全球化經濟中展開,那麼日本的工薪族無法與勞動力成本相對低的中國人和印度人競爭,除非日本人要求大幅減薪。(作者 陳言 為日本企業(中國)研究院執行院長)


責編: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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