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也闊過」：花旗參、鴉片、世界首富伍浩官
有許多年，「花旗參」（American ginseng）是大陸的送禮佳品，特別是給老年人。記得在我少時，還是外祖母向我普及小知識：花旗，就是美國啊。現在國內銷售的「西洋參」，多半不是來自「花旗國」、而是來自加拿大和中國自己的種植園了。至於「花旗參」為什麼少見，還需回溯中美貿易史。
中國人對人蔘的迷戀無須解釋。1710年代早期，一位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旅行，被高麗參的療效所震驚，1714年他在英國發表了一篇論文加以介紹，並指出在北美的氣候條件下，應該有野生的類似參類存在。1717年，另一位在加拿大的耶穌會傳教士閱讀了這篇文章，並在自己的居所附近發現類似植株，從他把樣本送到廣州開始，1718年，「西洋參」瞬間成了好生意。不久，新英格蘭和紐約等英屬殖民地也發現了這一物種，這裡的「花旗參」質量更勝一籌。印第安人早就有服用花旗參的歷史，此時被廉價僱傭在山林里挖參，收穫的成果由商人賣給英國東印度公司，再由東印度公司轉賣中國。花旗參利潤頗高，最高時以銀子論，是參體重量的250倍。
1783年9月，《巴黎和約》簽訂，美國獨立戰爭正式結束。渴望財富的美國商人早就對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極為憎惡，此刻迫不及待地要同中國直接貿易。事實上，早在美國直接開闢對中國的貿易航線之前，北美居民已經在享用中國物產，茶葉、絲綢、漆器、瓷器，源源不斷從歐洲運至殖民地。喬治·華盛頓在1755年從倫敦訂購了他的第一套中國瓷器，而美國獨立戰爭的導火索之一波士頓傾茶事件，「三便士茶葉稅打倒大英帝國」，也是因為東印度公司傾銷中國茶葉。
1784年2月22日，「中國皇后」號從紐約出發，裝載的貨物包括32噸鉛、50噸木材、500碼羽紗、12桶酒、1箱毛皮（有說是2600張）、大約2萬西班牙銀幣，最值錢的大宗貨物是裝了242個木桶的近30噸花旗參，這也是有史以來運抵廣州的最大一批花旗參。可惜他國商人聞風而動、捷足先登，當年運至廣州的各種西洋參在數量上十倍於往年，參價因此大跌，「中國皇后」號的花旗參買賣並不順利。
1785年5月11日，「中國皇后」號回到紐約，帶回700箱武夷茶、100箱熙春茶、2萬匹南京棉、當然還少不了中國瓷器。結算之後，總利潤是30727美元，略高於最初投資的四分之一，考慮到花旗參在貿易中所佔的比重，「破冰之旅」的成績不算太壞。當然，第三艘到達廣州的美國商船「大突厥號」，1787年使投資者獲得了翻倍的利潤，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開始了巨利時代。
埃里克·傑·羅林在《美國和中國最初的相遇》中指出：從1784年到1814的三十年間，有近300隻美國商船向廣州進行了618次航行。美中貿易催生了一批美國新富，最富的三位是販賣毛皮的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經營商船的吉拉德（Stephen Girard）、直航廣州的德比（Elias Hasket Derby），2008年「歷史上最富有的75人」榜單，他們三個分別在第18位、第20位和第72位，資產換成現在的美元分別達到1150億、995億和314億。
為了賺到中國人的錢，美國的商船在世界各個角落拚命搜尋能夠滿足中國市場的商品。窮搜濫捕之下，新英格蘭的花旗參、夏威夷群島的檀香木、西北太平洋沿岸的海獺幾乎絕跡，燕窩、魚翅、玳瑁、海參也險遭不測。即便如此，美國對中國貿易一直處在逆差狀態，中國不僅是「歐洲白銀的墳墓」，美國白銀也是有去無回。當發現鴉片可以扭轉這一態勢，美國商人步英國商人的後塵踏上走私之路。第一個提出可以向中國輸入鴉片的就是中國皇后號的貨運總監、美國第一任駐廣州領事塞繆爾·肖（Samuel Shaw，舊譯山茂昭）。而最早在1788年，就有美國船隻攜帶鴉片進入中國，到1804年，美國穩定地參與對華鴉片「貿易」，是僅次於英國的第二大鴉片貿易國，而且，美國商人們並無良心上的不安。
只要和鴉片貿易沾上邊，就有成為巨富的可能。當時在華的重要美國洋行，除了同孚洋行（Olyphant & Co.）和魏特摩洋行（Wetmore & Co.）基於宗教信仰未曾販賣鴉片或短暫販賣鴉片之外，其他在華的重要洋行無不積極染指這一黑色生意，比如普金斯洋行（Perkins & Co.）、旗昌洋行（Russell & Co.）、瓊記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羅素·史特吉斯洋行（Russell, Sturgis & Co.）。來自紐約的大商人約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將毛皮貿易轉向鴉片貿易再將利潤轉至紐約的房地產，後來被稱為「紐約的地主」，富可敵國。約翰·普金斯·顧盛（John Perkins Cushing）在華經商27年，賺得60萬美元，回國後投資銀行、運河和鐵路，身家200萬美元。約翰·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在中國兩年內賺得15萬美元，後來成為美國的鐵路大亨。大批美國商人在中國賺得的錢並不幹凈，可是在美國卻堪稱慈善家，真是一面是無賴一面是紳士，吉拉德家族、普金斯家族、福布斯家族、羅素家族、皮博迪家族，概莫能外。
現在去羅德島紐波特那個19世紀的富人聚居區，還能發現不少大亨豪宅，大亨們在中國發跡，豪宅里有來自中國的手繪壁紙、大瓷瓶、鑲嵌或描金的傢具。最有名的是魏特摩的「舒默別墅」，「古怪的傢具」、「古怪的瓷器」、還有一個「古怪的中國式月亮門」。波士頓商人在美中貿易中賺得盆滿缽滿，也有不少歷史遺址，皮博迪博物館的中國展品有相當規模，福布斯家族的紀念館裡也有不少好東西。
（皮博迪博物館藏品，專銷國外的「洋行」潘趣酒碗）
有趣的是，不少大家族都有同一張中國人的肖像，畫的是「美國人民的老朋友」：浩官（Howqua）。旗昌洋行的合伙人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寫有一本《廣州番鬼錄》，記有驚人一筆：廣州十三行「總商」——「浩官」伍秉鑒——1834年估算了一下自己的私人財產，約合2600萬銀元（1800萬兩白銀），堪稱「世界首富」。浩官不止在國內做茶莊和錢莊生意，更通過外國商人購買美國、英國的各種保險、債券、基金，對美國多條鐵路進行投資。這幾年，因為「發掘」出這樣一位有全球視野的富豪，國人跟著「與有榮焉」，大發「我們也闊過」的感慨。
只是，浩官的錢財並不是自由競爭的結果，「一口通商」時期的廣州十三行是壟斷性的體制，他又當了幾十年十三行的領袖，「總商」地位特殊。再則，浩官雖然以經營茶葉為主，1821年以前卻是中國最大的鴉片商人——美國學者從普金斯兄弟的往來賬戶記錄中，查到一項標明為普金斯洋行和浩官的鴉片往來，可以為證。
浩官一生中的"精彩"之筆，是認年輕的美國人約翰·福布斯為義子兼「秘書」，以福布斯名義進行價值50萬美元的海外貿易，而福布斯在美國成為鐵路大王的過程中，也長期代管浩官的投資基金。最重要的是，壟斷了土耳其煙土的美國旗昌洋行，是僅次於英國怡和洋行和寶順洋行的第三大鴉片走私商，浩官與旗昌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對鴉片商人不僅是「包庇」，或有通過投資而構成的合謀關係，在這個意義上，林則徐對他的雷霆之怒自有道理。到得晚年，浩官給老朋友、大鴉片商顧盛寫信，表達自己想移民美國的願望，當其時，浩官已經有100萬美元的海外資產。從各種意義上說，浩官實在不值得我們歌頌和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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