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寒流行的東漢末年

時間：公元204年至219年

重災區：中國長江以北

疾病元兇：流行性出血熱（疑似傷寒）

死亡人數：約2000萬

東漢末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多災多難的一個時代。政治腐敗、軍閥混戰、災荒頻仍，再加上聞所未聞的大瘟疫，使得整個中原地區出現了大面積荒無人煙的情形。過去曾經繁榮昌盛的城市遭到徹底破壞，土地荒蕪，百姓流離失所，商品交換也陷入停滯。正是面對這種悲慘的景象，一向關心國計民生的政治家曹操才傷感地寫下那首著名的《蒿里行》：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俗話說：「大亂之後必有大疫」。根據幾千年來古人留下的文獻記載，許多種類的瘟疫，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紅熱、霍亂、斑疹傷寒、傷寒、肺病、麻瘋、瘧疾、吸血蟲病等都曾襲擊中原地區。另一方面，由於古人的對疾病的認識有限，因此他們往往對瘟疫的具體類型分辨不清。根據古人的解釋，所謂疫，就是指「民皆疾也」，意即凡能傳染的病都通稱為「疫」。至於「瘟」，則是指烈性傳染病，可以在禽畜動物與人之間相互感染。基於此，古代中國把傳染病、流行病通稱為「瘟疫」。

當時，東漢王朝的各級地方官不斷接到大量的病例報告，有的村莊甚至幾乎全部死亡。地方官不敢怠慢，趕緊將這些情況上報朝廷。但是令他們失望的是，這時的朝廷卻正陷入腐敗和混亂之中，對老百姓的生死根本無暇顧及。結果由於缺乏有效的防治，瘟疫的範圍進一步擴大。

由於長期的戰亂以及各種自然災害，終於導致疫病的大規模流行。東漢末年的這次大瘟疫，當時人通稱其為「傷寒」。有關史料記載，這種疾病的主要癥狀為：由動物(馬牛羊等)作為病毒宿主傳播，具有強烈的傳染性；發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會高熱致喘，氣絕而死；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塊。在瘟疫來臨的初期，面對可怕的瘟疫，人們幾乎是束手無策，只能在絕望中等待死亡。即使在西漢王朝的「文景之治」時期，也出現了「民大役死，棺貴」的悲慘景象。到公元1—3世紀的東漢王朝時期，由於瘟疫更是來勢兇猛。尤其是在東漢末期，在王朝的統治中心—中原地區，可怕的疫病以空前的速度席捲每一個角落，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那什麼是傷寒呢？傷寒是一種由傷寒桿菌引起的急性腸道傳染病。其主要臨床表現是持續高熱、腹痛、腹瀉或便秘、白細胞減少、肝脾腫大，部分病人會出現玫瑰疹、相對緩脈等。腸出血、腸穿孔是傷寒的主要併發症。傷寒病的病原體是傷寒桿菌，而傷寒病人或帶菌者是傳染源。主要通過污染水和食物、日常生活接觸、蒼蠅和蟑螂帶菌而傳播。引起傷寒和副傷寒的傷寒桿菌和副傷寒桿菌，均為沙門氏菌屬，沙門氏菌可以控制腸胃運動，存在於包括哺乳動物、鳥類、爬行動物、兩棲動物、魚和昆蟲等生物體內。由於其多功能性及龐大的寄生動物種類的存在，要根除所有沙門氏菌病是根本不可能的。

傷寒病發作緩慢，體溫呈階梯式逐漸升高。病人逐漸神志遲鈍、表情淡漠、聽覺減退。隨後便持續高熱，並伴有畏寒、頭痛、消化紊亂、身體虛弱、食慾減退、腹痛、腹瀉或便秘。少數患者中還出現脾、肝臟腫大或皮膚上出現典型的「玫瑰」疹，脈搏相對減緩等。發病後一般會持續3～4周不退。患者死亡率約10%，最高可達40%～50%，2%的痊癒者將終身攜帶桿菌。傷寒病人和傷寒桿菌攜帶者，其糞便及尿液中帶有大量的傷寒桿菌。傷寒桿菌隨糞便和尿液排出體外後，如果污染水、食物和環境，則會通過手、蒼蠅、蟑螂等以病從口入方式傳染給健康人。因而污染的食物會成為傷寒傳播的重要媒介，而被污染的水源則是傷寒傳播的又一重要載體。（流行疫情一直伴隨著人類的發展，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是有血的教訓的）

據後世歷史學家統計，從公元119年至217年這百年間，就曾有幾十次大瘟疫。而在東漢末期的數十年間，大瘟疫更是連綿不斷，其死亡人數之多，簡直無從統計。東漢末年短短三十年間，有明確記載的全國性大瘟疫共有十二次。在瘟疫流行期間，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後果十分悲慘。在曾經繁華的中原地區，一度出現了這樣的慘狀：「家家有位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曹植《說疫氣》）而當時著名的醫學家張仲景，也曾悲痛地回憶道，他的家族本來人口眾多，達兩百餘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間，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於傷寒。在東漢王朝的首都洛陽地區，瘟疫竟奪去了一大半人的生命。再加上當時這裡不斷發生戰亂，中原地區陷入極為恐怖的狀態。（經歷過2003年非點疫情的人們一定深有體會，東漢時期的防控不及非點疫情的百分之一，那種社會恐慌可想而知）

在瘟疫的打擊下，一般的老百姓由於條件落後而大量死亡。另一方面，即使那些一向養尊處的上層人士也難逃厄運。在這方面，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是很好的例子。所謂「建安七子」，是指東漢末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詩人，他們是：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當曹丕還未稱帝時，與「 建安七子」中的好幾位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不幸的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區的大瘟疫中，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他們是徐幹、陳琳、應瑒、劉楨。眼看著好友一個個死去，曹丕後來沉痛地回憶道：「昔年疾疫，親故多摧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 ……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此外，當時許多著名的上層人士，如著名的「竹林七賢」、王弼、何晏等人，基本上都是英年早逝。（瘟疫面前無社會地位的差別，一律平等）

尤其是在建安九年至二十四年（公元204年至219年），這次被人們稱為「傷寒」的大瘟疫達到了高峰，給人口稠密、經濟發達的中原地區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實際上，在東漢王朝滅亡以後，到三國和晉朝，它又持續了很長時間。稍後的另一位歷史學家裴松之就曾說，這場瘟疫「自中原酷亂，至於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耳」。而據《晉書》的記載，甚至在咸寧元年(公元275年)十二月，都還時有發生，「是月大疫，洛陽死者大半」。

在經歷了長期的大規模瘟疫後，中國的人口大量死亡。儘管在古代並沒有明確的相關記載，一些人口統計數據也很不準確，但我們仍可從一些史書留下的數字體會到瘟疫的威力。根據古代較為權威的官方記載，瘟疫爆發前的漢桓帝永壽三年（公元157年）時，全國人口為5650萬，而在經歷了大規模的瘟疫，僅僅八十年後的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時，全國人口僅存1600餘萬，竟然銳減達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劇烈的中原地區，到三國末年，其人口僅及漢代的十分之一。雖然當時的戰爭和災荒也是造成人口減少的重要原因，但瘟疫所帶來的這種損失仍是觸目驚心的。（無戰爭、無病災對於老百姓來講是最幸福的）

如上所述，建安年間可謂戰亂、瘟疫不斷，面對社會上人口的大量死亡，人們難免有朝不保夕的憂懼心理。基於此，在後人的眼中，建安年間便成為一個悲劇性的時代。在這種社會氛圍的影響下，一種新型的文化傾向形成了。比如，當時的文人在寫詩就常以「七哀」為題，如「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七哀」就曾寫道：「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長安，悟彼林下泉，喟然傷心肝」，字裡行間充滿了對死亡的傷感（這決不是無病呻吟）。在這樣的文化傾向影響下，文人們所討論的話題，迅速由兩漢時代以經學政治倫理為主題，轉變到魏晉時代關注存在意義和生命真偽，這又進一步導致清談和玄學的興起。中國古代文化思想史表明，魏晉時期的哲學崇尚虛無與放達，而文學中則充滿慨嘆人生苦短，生死無常的空曠、悲涼、清脫、玄虛的氣氛，構成當時主流思潮的基本特點。許多歷史學家分析，這種現象不僅與當時的社會動蕩不安有關，更與人類在瘟疫面前的無能和無力感有關。

這次規模空前的瘟疫給人們心理投下了陰影，兩漢時代以經學政治倫理為主題的社會主題，迅速轉向了魏晉時代關注存在意義和生命真偽，這又進一步導致清談和玄學的興起。

魏晉時期，社會上盛行「清談」之風。「清談」是相對於俗事之談而言的，亦謂之「清言」。士族名流相遇，不談國事，不言民生，誰要談及如何治理國家，如何強兵裕民，何人政績顯著等，就被貶譏為專談俗事，遭到諷刺。因此，不談俗事，專談老莊、周易，被稱為「清言」。由於上流社會的普遍參與，「清談」成為時尚。玄學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說：「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就是總天地萬物的一般規律「道」，它體現了萬物無窮奧妙的變化作用。玄學家們還用他們的老、庄思想來註解儒家的《論語》、《周易》，對已經失去維繫人心作用的兩漢經學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無為本」的哲學本體論。儒家的「禮法」、「名教」、「人道」等思想，雖然也是玄學所討論的內容，但其主旨卻是道家的，即強調崇高的是「無」、「自然」和「無為」。（這也許就是最早的逃避社會的系統性思潮）

漢末年至兩晉，是兩百多年的亂世，隨著東漢大一統王朝的分崩離析，統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學也開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對兩漢經學的繁瑣學風、讖緯神學的怪誕淺薄，以及三綱五常的陳詞濫調普遍感到厭倦，於是轉而尋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於形而上的哲學論辯。這種論辯猶如後代的沙龍，風雅名士（以嵇康、阮籍為代表赫赫有名的"竹林七賢"恰是魏晉風度的化身），聚在一起，談論玄道。

更有趣的是，當時許多上層人士為了抵抗瘟疫，迷信經常服用一種名叫「五石散」的藥物會功效百倍。結果，由於經常服用這種有毒性的藥物，這些上層人士的日常行為也顯得獨具特色。正如魯迅先生所分析的：「吃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了預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又由於服藥時需要以酒為餌，而且藥力必須借酒力發散，因此當時的士人大多有縱情飲酒的怪誕表現。

社會學家認為，由自然災害造成的社會災難必然會對民眾信仰與社會心理帶來深刻變化。面對當時人口大量死於瘟疫的無奈現狀，由於人們基本上束手無策，便往往求助於神怪仙人，這又導致了宗教的極度盛行。實際上在中國早期道教和佛教開始流行時，都是作為一種醫道和長生道而被信仰的。以中國本土宗教道教為例。這種起源於戰國後期的民間宗教，本來在西漢時期已遭到冷落。但到東漢末年，由於「傷寒」疾疫的流行，一些方士便以符水方術為人治病，使道教迅速在普通大眾間傳播開來。佛教也是如此。作為一種外來宗教，佛教最初只在個別貴族中傳播。但到東漢後期，貴族信奉佛教已成為比較盛行的潮流。

值得一提的是，持續多年的大瘟疫還對三國格局的形成發生了相當影響。據有關文獻資料統計，整個三國時代發生瘟疫的次數多達二十二次，這無疑會對三國時期的軍事進程造成影響。這方面，最典型的一個例子當屬著名的赤壁之戰。眾所周知，當時曹操擁有號稱八十多萬大軍，但卻由於瘟疫的影響而造成了軍隊戰鬥力的急劇下降。正如《三國志》所記載的：劉備與曹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即使早曹操兵敗北撤後，也曾感慨：「自頃以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綜觀整個三國時期，類似的事例並不在少數。看來，如果沒有瘟疫的影響，三國時期的歷史將會是另一種局面。（看來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的橋段有些誇大其辭了）

歷史事件往往都是辯證的，有弊必有利。當瘟疫流行期間，一些醫學家紛紛行動起來，通過不斷的探索，總結出了一些有效的防治方法，這些方法都成為了醫學史上寶貴的財富。其中最著名的，當推東漢末年著名醫學家張仲景，他在總結治療疫病經驗的基礎上，寫成了千年名著《傷寒論》，這也是對兩漢時期流行瘟疫的治療方法的一部總結性著作。

張仲景，東漢著名醫學家，南陽郡涅縣（今河南鎮平縣）人，約公元150——219年。他少年時即博覽群書，尤其喜歡醫術，曾虛心向同郡名醫張伯祖學習。經過多年潛心研習，醫術大進，名聲遠揚。漢獻帝初，張仲景被舉為孝廉，建安年間曾擔任長沙太守。

張仲景所處的年代，恰好是天下大亂的東漢末年，戰事頻繁，瘟疫流行。在這場瘟疫中，他家族原本有200多人口，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就死了三分之二，其死於傷寒的達七成。張仲景目睹民間疾苦，立志「勤求古訓，博採眾方」，用自己的醫術拯救百姓。為此，他廣泛收集民間驗方，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終於寫成了16卷醫學巨著《傷寒雜病論》。該書系統地總結了漢以前對傷寒（指各種外感熱性病）和雜病（指以內科病症為主，也包括外科、婦科等方面的病症）在診斷與治療方面的豐富經驗。

《傷寒論》是我國第一部論述多種外感熱性病的專著，共10卷。張仲景在書中提出用望色、聞聲、問症、切脈等4種方法來分析病人所患的是哪種疾病，以陰、陽、表、里、寒、熱、虛、實8種方法來判斷病症的性質和發生的原因。由於在瘟疫防治方面的貢獻，張仲景被尊為我國傳統醫學理論的奠基人之一，有「醫聖」之稱，他的醫學著作被古今醫學界奉為經典。

古代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三次特大規模的瘟疫流行。除了東漢末年的這次之外，另外兩次分別是公元12—13世紀的大瘟疫以及17世紀中葉的大瘟疫。這後兩次大瘟疫，都曾造成了上百萬人死亡。特別是在1232年的大瘟疫中，在50天的時間中，開封城竟出現了「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的驚人死亡率。

古代中國在對抗瘟疫方面有著更為科學的舉措，也湧現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醫學家和醫學成果。明代時，一位名叫吳有性的醫生，寫成名著《瘟疫論》，指出「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這便是「癘氣」。在此理論基礎上，他提出許多治療瘟疫的方法，對當時防治瘟疫很有效果。鑒於瘟疫對社會的巨大影響，古代中國從很早就開始進行了各種預防和控制嘗試，具體措施包括：順應節氣、巫術的精神控制、注意公共衛生、派遣醫生巡診及無償施藥、處理屍體、病人隔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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