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對中國的感情到底有多深？感動

1973年底，經中央批准，人民日報決定在巴基斯坦建立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第一個駐外記者站，同時負責阿富汗、伊朗、孟加拉國、斯里蘭卡等國的報道。經過匆忙的準備，第二年3月4日，老楊和我動身赴任。

我國駐巴使館和巴方對這個「第一」都很看重。幾天後，使館二把手政務參贊便出面為記者站的開啟舉行記者招待會。老楊和我跟著朱參贊站在使館大門口迎接客人，巴方300多人出席，使館大廳和院子里都擠滿了人。第二天，當地一家大報在頭版刊發的消息中，有一句話我至今清晰記得：人民日報第一個記者站建在巴基斯坦，說明巴基斯坦是中國的第一號朋友。

對我們的採訪活動巴方毫無限制，可以不通過新聞局，願去哪裡去哪裡，也可以請新聞局幫著安排。如果是後者，通常是新聞局長一邊請我們喝奶茶，一邊叫來一位書記員，記錄他口授的電文，內容甚是具體：

人民日報的代表某某先生要去你市(地區)採訪，請誰誰機場迎送，誰誰陪同採訪，被指名道姓的大都是地方新聞局的一二把手。這裡要插一句，稱我們為「代表」不是局長口誤，當時巴基斯坦上下都這麼稱呼，或許覺得「代表」更具有他們所期望的政治色彩。

凡這種情況，我們一下飛機就會有兩三個人迎上前來，熱情歡迎，連手提行李都搶著拿。有時還有攝影記者跟著，離開時送上一大疊照片。

要見時任總理布托很容易，因為他差不多兩三個月就要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會後照例有茶點招待。這時獲准近距離採訪的記者便喝著咖啡，吃著點心，把他圍起來，提問多半不那麼嚴肅，回答也相當隨便。這樣的機會每次都少不了中國記者。

在我們駐巴期間，我國不斷發生令人哀傷的大事：周恩來總理、朱德委員長和毛澤東主席相繼逝世，還發生了唐山地震。巴基斯坦也因此一次次被悲痛的氣氛籠罩。在使館設靈堂的那些天，前來弔唁的各界人士排成長隊，在低沉哀婉的哀樂聲中，有低頭啜泣的，有放聲痛哭的，有匍伏在地磕頭不止的。與中國人民共悲的真摯情懷，在任何一個外國都不可能看到。使館人手少，我們也被排班陪祭，一站兩三個小時，氣氛悲愴，令人刻骨銘心，以致日後好多年，我就怕聽到哀樂，不敢參加任何追悼會。

在周總理逝世時，巴方出了一本大型紀念畫冊，曆數他對中國革命的豐功偉績和對巴中友誼作出的卓越貢獻。毛主席逝世後，布托總理在當地最大的報紙上發表一篇紀念文章，文中寫道：相繼辭世的三位中國偉人，是上天派給中國的，他們已使中國有了驚天動地的變化。如今使命結束，上天召回他們，伴隨的也是地動山搖。

巴基斯坦對中國友好可謂舉國一致，發自內心，不受國內政權更迭和國際政治風雲變幻影響。何以至此？兩大因素使然。一，在巴基斯坦人心中，印度既是宿敵，又是現實威脅，只有大塊頭的友好鄰邦中國才是他們國家的安全保障。二，中國給予巴基斯坦慷慨有效的援助。我們在的那些年，許多中國援建的軍工和民用項目正相繼竣工或正在施工，其中最大的一項工程是幫巴方修建喀喇崑崙公路。

這條公路全長1224公里，其中在中國境內415公里，巴基斯坦境內809公里，穿越喀喇昆倉山脈、興都庫什山脈和帕米爾高原，最高處海拔4600公里，是世界上最高的跨境公路。沿途地質結構極其複雜，山體滑坡、塌方、雪崩、落石，隨時會造成慘劇，無情地奪去了數百名中國築路員工的性命。

1978年春節時，陸大使奉命代表國務院赴修路現場慰問中國員工，我隨同前往。當時中國人員近萬，大都來自新疆建設兵團。在這裡，聽到不少令人落淚的真實故事，理解了什麼叫千難萬險。有些地段機器沒法運轉，爆破後的碎石只能靠手搬肩扛，布衣不經磨，每個人便墊個牛皮護肩、胸前掛張牛皮。有人告訴我，當地一位牧羊老人，每逢傍晚看到那些衣衫襤褸、疲憊不堪的收工隊伍，都忍不住難過地流淚，「只有中國拉菲克(朋友)才這樣幫助我們。」老人的這番話，大概每個巴基斯人都無數次地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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