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向百姓推銷自己？看看日本天皇就知道了
摘要對江戶時代的百姓來說，天皇遙不可及，甚至是子虛烏有的。
作者：茂呂美耶（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將近三百年的德川幕府即將閉幕時，日本全國各地武裝起義事件頻發，但是，德川幕府的統治歲月太久，老百姓很難接受改朝換代的現實。舉例來說，由於黃瓜的切痕與德川家的三葉葵家徽相似，某些老一代的江戶人甚至不敢吃黃瓜。
「東京御著輦」，明治元年（1868）10月13日皇居二重橋，小堀鞆音（Kobori Tomoto，1864－1931）畫。明治神宮聖德紀念繪畫館藏。
另一方面，現代的日本全國各地都能看到明治天皇巡幸的紀念石碑。其實這些紀念石碑正是新政府苦心推銷明治天皇的存在之證據，亦是天皇制現代國家觀念如何逐步在老百姓之間紮根的路徑。
據說直至明治八年（1875），仍有老百姓稱呼天皇為「天公」、「禁公」，因為在江戶時代，天皇的稱呼是「天子」，皇居是「禁裹」、「禁內」。光看稱呼，現代人可能會誤以為當時的老百姓極為尊崇天皇，然而，換個角度來看，恰好說明了當時的天皇與老百姓之間的距離。
江戶時代的老百姓的真正統治者是各地藩主，而各地藩主的真正統治者是德川幕府。對老百姓來說，「天公」是遙不可及的存在，「禁裹」更是天遠地隔，恐怕只有土生土長的京都人才會具體意識到天皇並非烏有人物。
「農民收穫御覽」，明治元年（1868）9月27日尾張國（愛知縣）熱田，森村宜稻（Morimura Gitou，1872－1938）畫。明治神宮聖德紀念繪畫館藏。
明治八年，徵兵令、學校制度的教育法令都已經頒布，近代國家制度大致成形，但是，新政府還未統一「國民」。說穿了，當時的老百姓根本不明白「國民」到底是啥玩意兒。
新政府的要人當然深知此事。只是，該如何「推銷」天皇，如何呼籲老百姓，新的統治者是京都那位「天子」，而非任何藩主或其他幕府呢？
首先在明治元年十月，天皇進江戶城時來個盛裝遊行。
明治天皇從京都出發，直至江戶，一路上的隨從多達二千三百人；進江戶城時，還分發下酒菜給老百姓當紅包。江戶市民則在街道表演花車、擺放攤位，宛如現代的嘉年華會或大型廟會。
也就是說，新政府將一場本來應該威風凜凜、莊嚴進行的儀式，改頭換面為讓老百姓也能盡情享樂的狂歡節。表演花車、擺放攤位等，於事前就已經安排妥當。
真不愧是推翻德川幕府的人，這完全是心理戰嘛。
而且，明治天皇從京都出發直至抵達江戶這一個月的旅程，不但沿途獎賞各地的孝子、節婦，還施與財物給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和內亂受災者。江戶時代的德川幕府正是以這種方式施仁政，新政府也仿照舊習。
據說，盛裝遊行和進城費用花掉政府歲入的百分之二十。之所以不惜投下巨資，目的全在給老百姓留下「主人交替」的深刻印象。
明治五年～十八年（1872～1885）期間，天皇巡幸了全國各地。巡幸之際，民眾擠在路邊觀看，有人特地小心翼翼地收集天皇下馬徒步時踏過的土壤。
因為老百姓認為天皇踏過的土壤是「聖土」，可以醫治百病。但是，這些都是在巡幸前預先籌劃的演出，是利用老百姓注重世間利益的心理，巧妙地向民眾灌輸「新君主」的形象，順便神化天皇地位，算是一種洗腦式教育宣傳。
明治九年（1876），天皇巡幸東北地方時，新政府還特地讓迎接的農民打扮得乾乾淨淨，村落四處都有手持太陽旗歡迎的兒童。這也是意圖將太陽旗與農民信仰的太陽神，天皇與天照大神[1]結合起來的一種演出。
雖然新政府早在明治三年（1870）就公布了日本船必須懸掛太陽旗，之後又成為陸軍、海軍的軍艦旗，政府機關於節日也會懸掛太陽旗以示慶賀，但太陽旗（日本國旗）真正在老百姓之間紮根的契機正是上述的東北巡幸。
此外，至今為止的《君之代》因聲譽不佳，也在這一年被廢止。作曲者是當時任職英國駐日大使館護衛隊步兵營軍樂隊隊長的約翰·威廉·芬頓[2]。明治十三年（1880），再度由宮內省式部職雅樂課一等伶人（樂師長）林廣守[3]撰定《君之代》。
簡單說來，當時的太陽旗和《君之代》都是推銷新政權的大招牌。真正以「國旗」、「國歌」形象滲透至國民之間，則要等到日清、日俄戰爭時。
【太陽曆與國民假日】
明治政府將明治五年（1872）十二月三日定為明治六年一月一日，從這天起，日本便開始使用太陽曆。
明治六年太陽曆。國立天文台圖書室藏。
公布時期是前一個月的十一月九日，老百姓當然會亂成一團。明明仍是十二月三日，突然變成新年的元月一日。對老百姓來說，收入減少一個月份，年末的支出卻提早一個月。
報紙甚至報導，有些老人家以為必須在兩天內做完一個月份的工作而唉聲嘆氣。
新政府為何在明治五年採用太陽曆呢？
按江戶時代的慣例，工資都是一年領一次年薪，政府卻在明治四年廢棄舊習，改為月薪。恰巧第二年是陰曆閏年，多出一個月。當時的大藏省（財務省）為了節省多出一個月份的公務員薪俸，於是想出這個辦法扣掉因閏年而多出來的一個月。
這是當時任職大藏大臣的大隈重信[4]親口說的，應該是事實。
陰曆改為陽曆後，變成一星期有七天的七曜制，第七天的星期日是休息日。並且以宮中的祭祀節日為基準，制定了國民假日。
江戶時代的假日，除了讓員工恢復疲勞，也是祭拜祖先的日子。而新政府制定的國民假日，目的則是讓天皇的存在滲透於民間。
江戶時代的幕府國定假日是人日（一月七日七草粥）、上巳（三月三日女兒節）、端午（五月五日端午節）、七夕（七月七日七巧節）、重陽（九月九日菊花節），以及八月一日的八朔。
八月一日是德川家康進江戶城的日子，江戶幕府將這天定為僅次於新年元日的喜日。不過，對江戶庶民來說，八朔也是祈願五穀豐稔、子孫滿堂的日子，順便在這天送禮給平素深受關照的人。
此外，春分、秋分亦是祭祀祖先的重要日子。這些都是基於老百姓的勞動觀念及信仰而深入民間底層的假日。
陽曆的明治六年一月四日，新政府又公布廢止舊有的五節日和八朔，並以一月二十九日「神武天皇即位日」、十一月三日「天長節」（天皇生日）為新假日。
同年十月，又制定一月三日元始節、一月五日新年宴會、一月三十日孝明天皇節，而之前的一月二十九日「神武天皇即位日」則改為二月十一日紀元節。另有四月三日（本來是三月十一日）的神武天皇節、九月十七日（明治十二年又改為十月十七日）神嘗祭為國定假日。
全部都是天皇宮中的例行公事。
明治十一年（1878）又增添春季皇靈祭（春分）、秋季皇靈祭（秋分）、一月一日的「四方節」[5]。春分、秋分本來是老百姓祭祀祖先的節日，新政府卻將此民俗信仰和天皇的祖靈結合起來。
總之，新政府為了讓「天子」改頭換面為統治者的「天皇陛下」，為了刷新已經習慣崇敬「公方」（幕府將軍）的老百姓舊有觀念，確實絞盡了腦汁。
如此，這些國定假日和節日通過神社、政府機關、學校，逐步地滲入民間。
據說，大正時代時，由於大正天皇的生日是八月三十一日，正是炎炎夏日，不知是誰出的鬼主意，認為天氣太熱對「天長節」有礙，竟然改為比較涼快的十月三十一日。
【華族制度】
江戶幕府最後一位將軍，德川慶喜[6]將政權歸還朝廷（大政奉還）後，誕生了明治政府。但是，各藩治理的領土以及當地的老百姓依舊歸藩主所有。之後，藩主將領土（版）和人民（戶籍）歸還天皇，正是日本歷史名詞中的「版籍奉還」。
明治二年（1869）六月實施「版籍奉還」，藩主成為新政府官員（知藩事），也被允許治理原有的版圖。
此外，藩主和朝廷公卿一樣，都被賦予特殊的「華族」身份地位。「華族」即「貴族」。當時的華族數有四百二十七家。
然而，明治四年（1871）七月，新政府又實施了「廢藩置縣」政策，各個「藩」國均改為「縣」。而且，新政府為了防禦舊藩主糾眾兵變，不但撤銷舊藩主的「知藩事」職任，並規定所有舊藩主都必須定居東京。
廢藩置縣，明治4年（1871）7月14日，紫宸殿代大廣間（皇居），小堀鞆音（Kobori Tomoto，1864－1931）畫。明治神宮聖德紀念繪畫館藏。
六年後的明治十年十月，專門讓華族家的孩子們接受特殊教育的華族學校於東京神田錦町竣工，地皮是天皇給予的，也就是現在的學習院。
華族學校的正門，現在是學習院女子大學正門。
隆重舉行盛大的開學典禮那天，天皇和皇后都出席了。天皇當場授予「學習院」稱號。課程是小學八年，中學八年，第一屆入學的孩子總計一百三十名。
學校是瀟洒的西式建築，鐵制正門氣勢宏偉。
開學三個月前，七月一日的《朝野新聞》在報紙上描述：
「富麗堂皇的鐵制正門花費三千日圓，本以為是外國制的，不料竟是國產品，負責製造的是埼玉縣川口市的工廠。」
看到這則新聞報導的俄羅斯大使，首次明白原來日本也有能製作如此精美工藝的工廠，於是取消巴黎某工廠的訂單，再度委託埼玉縣川口市那家工廠製作俄羅斯公使館正門。
明治十七（1884）年七月頒布「華族令」後，華族制度有了很大變化。不僅原來的朝臣以及大名，只要對國家有功，任何人都能晉陞為華族。
為了明確區別其地位，華族制度分為公、侯、伯、子、男爵五等級。身份是世襲制，子孫也能繼承，職責是保護皇室。
公爵、侯爵是舊朝臣和大名，新添加的伯爵、子爵、男爵則為建立明治政府有功者。之後，連軍人、高級官僚、商人等也成為華族，尤其甲午戰爭之後，政府更胡亂頒授爵位，令花店賺了不少錢。
明治二十二年（1889）十月一日的《東京日日新聞》報導，皇太子寬仁親王（日後的大正天皇），將於十月五日進學習院上學。
對此，學校方面以及某些華族人士提議應該提供一個特殊座位，但據說，傳達天皇意志的宮內廳表示，如此做的話，在教育上對皇太子不好，於是一切依照舊例，並不因為對方是皇太子身份而給予任何特殊待遇。
自此開始，直至今日，天皇家的孩子、皇族的孩子進學習院上學便成為一種慣例。
二次大戰後的昭和二十二年（1947）施行《日本國憲法》，華族制度才被廢除。
【書生風俗】
東京成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之後，地方城市的青年也爭先恐後懷著青雲之志進京。
薩摩藩（鹿児島縣）、長州藩（山口縣）、土佐藩（高知縣）、肥前藩（佐賀縣、長崎縣一部）出身的青年，大多會利用各種門路與已經登上顯赫高官職位的前輩攀關係。明治新政府的中心人物正是這四藩的人，因而這四藩出身的青年可以仰賴鄉親關係擠進政界官場。
其他藩國以及東北地方的青年，由於藩主和前輩錯過了維新之功，進京後，只能尋求以技能出人頭地之途。
大批來自四面八方的地方城市青年湧進東京的結果，便形成了一種特殊文化風俗，正是日本歷史名詞之一的「書生風俗」。
為了接納這些地方青年，東京出現了許多學生宿舍或讓學生寄宿的人家。本鄉和神田聚集著各種學校，這些青年多半住在學校附近。
家庭經濟不好但肯上進的青年，運氣好的話，可以寄宿在官員或富商家裡，主人提供學費和吃住，讓青年一面求學一面幫忙做家事及雜事。用現代話形容，主人算是一種慈善家或贊助者，有些「書生」甚至可以出國留學。
論素質，論學力，當時的「書生」和現代的大學生均有天地之別。他們可以說是走在時代最尖端的精英。
坪內逍遙（Tsubouchi Sho-yo-，1859－1935）的小說《當生書生氣質》插畫
坪內逍遙（Tsubouchi Sho-yo-，1859－1935）的小說《當生書生氣質》插畫
舉例來說，明治二十年（1887）的東京帝國大學的地方出身學生，法學系佔79%，醫學系佔84%，文學系佔75%。這些精英正是日後左右日本國家去向的政府官僚。
只是，像東京這種大都市，雖然具有讓年輕人登龍的可能性，但同時也隱藏著各種強烈刺激官能的陷阱。這點在現代也一樣，從地方城市進京的年輕人，若缺乏堅毅的大志，恐怕會宛如跌入一座大迷宮，暈頭轉向地在原地轉圈子。
西餐、肉食普及之後，率先享受流行的人正是這些「書生」。在吃茶店邊喝咖啡邊閱讀的風氣也是這些「書生」帶頭造成。此外，東京更是日本全國的言論機關核心，年輕人可以自由發表言論，甚至可以糾眾組黨起事。
「書生風俗」一直持續至昭和時代初期。戰前，日本有不少富裕人家都有讓「書生」寄宿的「書生房」。
當時的「書生」很容易辨認，通常在開襟傳統和服里又穿一件立領白襯衫，下半身配一件下裳的「袴」，腳上是一雙高齒木屐，走起路來鏗鏘鏗鏘作響。如果懷中再抱著幾本洋書，那真是會迷煞許多情竇初開的少女。
（本文原標題：《推銷天皇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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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Amaterasu-Oomikami，女神，今日日本天皇的始祖，也是神道最高神祇，日本民族的總氏神。
[2] John William Fenton，1831－1890。愛爾蘭出身的英國軍樂隊員。
[3] Hayashi Hiromori，1831－1896。幕末、明治前期的雅樂演奏者。
[4] Okuma Shigenobu，1838～1922。佐賀縣出身。第8、17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第30、32任內務大臣，貴族院議員。早稻田大學創校者。侯爵爵位。
[5] Shihousetsu。目前的「四方拜」（Shihouhai），宮中一年最初的儀式。
[6] Tokugawa Yoshinobu，1837－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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