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貧則見廉富則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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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畫像
墨子，名翟，我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社會活動家，創立墨家學說，並有《墨子》一書傳世。主要內容有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天志、明鬼、非命等十項，以兼愛為核心，以節用、利民、尚賢為支點，是中國古代官德修養的重要思想體系之一。
思利尋焉，忘名忽焉。修身思想是墨家思想體系中的主要組成部分，在《墨子·修身》中，墨子強調：「君子察邇而邇修者也。見不修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墨子認為，賢明的君主治理天下，必定明察左右、招徠遠人；君子能夠明察遠近，提高自身的修養。君子看到左右之人非但不能修養品行，還要詆毀自己，就反躬自問，這樣他們的抱怨和詆毀之言減少，品行也得到修養提高。有良好道德修養的人，貧窮時要表現他的廉潔，富足時要顯示他的義氣，生時被人愛戴，死時為人哀悼，這四個方面不可虛假，而且要反身自問是否有虛偽之處。存在心底的是無盡的愛；自身的舉止行為是無限的謙恭；出口之言無限的善良。能夠使存在於內心之愛體現於外錶行為，一直到年老，還堅持不懈修身的，大概只有聖人才能做到！
「志不強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雄而不修者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墨子指出，意志不堅強的人，他的智慧就不能充分發揮；講話不守信用的人，他的行動就不會果敢；有雄心而不能持久，以後一定懶惰。水源渾濁則流水不清，行為不可信則名譽必損。名聲不會輕易得到，樹立名聲不能取巧。君子的言行是一致的。那種只是想著牟利，不顧名譽，這樣可以為天下賢士的，是從來沒有的。
愛民不疾，民無可使。墨子說：「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為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尚同之說而不可不察。尚同，為政之本而治要也。」他認為：凡是要使百姓與統治者同心同德的，如果不關心百姓疾苦、為百姓造福，百姓就不能受統治者驅使。所以，統治者必須切實愛護自己的百姓，以誠信仁愛之心對待他們，首先帶領他們過上富貴的生活在前，用嚴明的法律進行監督、懲罰於後。如果這樣施政，即使百姓想與統治者不一致，也將辦不到。現在天下的王公大人、士君子們，如果心中確實將在國中實施仁政，追求做賢明的施政者，對上要符合聖王之道，對下要符合國家百姓之利，因此對尚同這一主張不可不予以審察。與民同甘苦是施政的根本和統治的關鍵。
夫尚賢者，政之本也。墨子還系統論述了「尚賢」的思想。墨子把使用人才上升為治亂興衰的根本國策。「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巳。」墨子認為，在天子、諸侯等統治者施政於國家的時候，沒有不把尊敬賢者、任用能人參政作為國策的。因此國家擁有賢能之士增多，則國家就會被治理得很好；賢能之士很少，國家就不會安定和諧。因此，當權者必須把選拔賢能作為重要事項，招攬更多賢能人才為自己國家所用。他強調：「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倘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如果治國順利時，賢士不可不選用；治國不順利時，賢士不可不選用。想要師法堯舜禹湯治國之道，就不可以不崇尚賢能。所以，重視賢能的人，就是治國理政的根本。
墨子還指出：「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意思為，古時聖王為政，任德尊賢，即使是從事農業或手工、經商的人，只要有能力的就可以選拔任用，給他高爵，給他厚祿，給他重任，給他權力。另外還要根據德行任官，根據官職授權，根據功勞定賞。衡量各人功勞而分給祿位，所以做官的不會永遠富貴，而民眾不會永遠貧賤。有能力的就舉用他，沒有能力的就罷黜他。在這裡，墨子把「賢」作為選官的唯一標準，其身份、地位、職業等等社會因素都不可影響人才的使用。並建議舉公義，避私怨，要量才而任用，量功而分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