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为什么要写信给毛主席？

○我为什么要仓促写这封信呢？是听说15日即要闭会了，想将我接触到的各种材料反映给毛主席

○口头上是在强调工农业并举，事实上是忽视两条路走路的方针，盲目地扩大基本建设，过多地调走农业劳动力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有相当范围的饥饿危险

○对外贸易出口过多，并且一度在国外采取倾销政策，这样做是不对的

○争先恐后地放卫星，以少报多，以劣报优，甚至以无报有，这样的浮夸风气是普遍的

*本文节自彭德怀1959年7月-8月间出席庐山会议期间和会后所写的笔记，只对个别文字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并划分了段落，余均保持原貌。

1959年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是为了将我接触到的各方面材料，如各地群众来信和军队内部的反映；同张闻天、周小舟谈话；小组会的讨论；庐山食堂的议论；《内部参考》；特别是中央印发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关于贯彻执行1958年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草案）》；《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分析》（载1959年6月29日《宣传动态》）以及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经过阅读与同志们交谈，加以初步分析，形成的概念，反映给毛主席。

我国自1958年执行总路线以来，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跃进的方法，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是合适的。但是大跃进的速度，究竟宜有多大呢？是一年翻一番，两年或三年翻一番，或者是四年翻一番呢？经过第一个五年（1952年—1957年）和1958年大跃进的实践和努力证明，一年翻一番是绝对不可能的。两年翻一番，也是有严重困难的。1958年至1959年上半年，这样高速度的建设是难以继续持久的。苏联采取五年计划、即五年翻一番，这样的速度，要求国民经济的发展，每年平均递增14.87%。根据苏联经验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论述，每年平均增长13%至14%，这是最低速度。我国比苏联可能要快一点，因为我国的条件比苏联当时所处的环境要好些，人力也更强大得多。究竟能快多少呢？如四年翻一番，每年平均递增18.93%。如三年翻一番，每年平均递增26%。我国工业建设应当努力争取在三至四年间翻一番，如果这样做是可能的话，就可提出四年翻一番，争取三年或者三年半完成。似此，既紧张又留有余地，避免大马鞍形。争取高速度的发展经济计划，没有一个比较合乎实际速度的标准，计划工作就不能不是随波逐浪的被动形势。这是工业方面要有一个标准，在农业方面也要有一个合适的标准。我国解放以来，总起来看，农业每年平均能够递增5%到7%就很不错了。这是就现在条件和逐步改善技术措施来说的。至于将来农业机械化、水利、肥料条件大大改善后，也有可能比现在增产速度要大得多。

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中和某些个别政策上是存在着求成过急‘左’的倾向的。不平衡的现象相当普遍的存在，如不迅速加以纠正，将要动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继续发展和巩固。特别是当前工业和农业关系的紧张局面，事实上农业远远落后于工业。这不仅将要影响到城市和农村的主副食品；而且会影响到轻工业原料；影响到国内市场和物资出口；影响货币回笼，也就是周转率缓慢，以致影响财政收入和货币信任。有同志说：「财政有结余，没有问题！」根据事实分析，财政不是没有问题，财政问题是在严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中潜伏着。要想财政真正没有问题，是建立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相对平衡的基础上；进口物资和出口物资相对平衡的基础上；国内市场相对稳定的基础上；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相对平衡的基础上。只要上述哪一方面失去相对平衡，发生严重不平衡现象，就会要影响市场、影响财政收入、影响基本建设投资。如果超过市场回笼货币收入时，不仅会影响财政收入，而且会影响货币贬值。「财政没有问题」的乐观主义者，不愿意研究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中潜伏着的财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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