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烦恼的「工农兵学员」生活
作者：何申
１９７３年的秋天，在我眼里是一个充满阳光的季节。历时５载的插队生活，为我换来了一次读书的机会。这一年我２３岁了。
按正常就学年龄算，这时的我本应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了。但此刻我两手老茧一脑袋高粱花，才刚刚走出塞北大山沟。那真是看哪哪都新鲜，绝对是土老帽儿进城。
冀中平原的初秋好似与盛夏没有多大区别，乱哄哄很热闹的保定火车站外小饭馆很多，卖一种面叫钢丝面，从名字就能觉出那面一定很硬。我买了一碗，端到手看全是碎头儿。我问：全保定面条都归您这领导吧？女售货员大婶恶狠狠瞪眼：宁（你）这是省（什）么意思？没见过面挑（条）儿？我说：见是见过，可这全是面条「头头」。对方转怒为喜，说有意思有意思，就换了一碗新面，倒是长了，可想咬断还真不容易，不如吞了那碗碎头头，省了嚼。
终于成为河北大学中文系的新生。我很感慨，这一切实在来之不易。在此之前，１９７２年初，我从乡下回天津过年时，一时心动，给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写了封信，表示自己很想念书。写时也没抱多大希望，不料正月初六接到电报，让我速来县城体检。我很兴奋，冒着大雪赶路，体检后就回村里一边劳动一边等待。一等等到盛夏，也不见消息。那日我正给猪打预防针，忽听到人家被录取的开春时早就入学了。我抓住一头大公猪就摔，它死命挣脱，我脚下一滑，一头就撞到猪圈的石头墙上，血就流出来。于是，第一次求学，终以「头破血流一场空」而结束。
本来就不想再碰第二次了，额头的伤疤不时地提醒着我。后来我亦知没录取是因为政审过不了关，而这是很难改变的因素。但１９７３年的春天却传来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好消息：这年恢复高考。于是，希望之火又被点燃。我本来功课自小就好，下乡后又没少被抽到县里帮助写材料，文笔也练得不错，是县里有点名气的「秀才」。只不过我是「老初二」，个别课程当初没学过。为此，劳动之余，我开始了「恶补」，常是收了工去８里地外公社中学找人请教，后半夜才回来，天亮又要下地干活。终于熬到７月，全县３００多考生在热辣辣的天里连考三场，我考了个头一名。河北大学中文系唯一的一个名额，到了让我给争来了。当然，好事多磨，这期间还有许多沟坎，比如体检差一点就没过关等等。但不管咋说，我如愿了。
此时河北大学用的是原河北省委的两个院，校舍破破烂烂的，全无在天津的昔日景象。入学头一天，辅导员（班主任）拿着稿子站在黑板前讲有关事宜。他外形臃肿，口齿不清，全无大学老师形象，与县乡干部站在一起也算不上是利索的，更谈不上精干。日后得知他是从农村来的带干生（干部带薪读书），后留校。大概运动中坐下了毛病，不拿稿不讲话。不过，当时他讲的话还有一点内容让我心里一热。他说你们不是一般的学生，你们是要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下来我找他，他问你有何感受。我说感受挺深一时说不出来，但眼下我的行李没到，看能不能借我条被子。他满口答应。但到了晚上，天已大黑了，同宿舍的同学都入睡，我却还坐在上铺的草垫子上发愣。原来班主任不光感动了我一下，还戏耍了我一回。从邢台来的同学递过一条褥子，这回我是真感动了。忙到操场上拣了块较干净的砖头，垫在书包下当枕头，身上盖着路过天津时从家中带来的单人蚊帐，就入睡了。我的行李走的叫「联运」，即汽车火车联运，应该说很不错，从县里（没火车）可直接运到保定。只可惜太慢，入学后将近一个月，我才盖上被子。这期间我再未找过辅导员，我发现他面对我们这一大帮人有些发蒙，我不忍再给他添麻烦。
中文系七三级只一个班，大班，８６个人，黑压压把个大教室坐得满满的。那真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俊的丑的老的少的，年龄大小差距能有十好几岁，乡音亦有十来多种，男女各占一半。其中最显眼的是十几位穿军装的部队学员，红领章帽徽绿的确良衣服，很吸引女同学的眼球。部队学员的又分驻保定３８军和其他部队的。来自３８军的全部是部队首长的子弟，名义是代培，但实际与我们一样，也是从头到尾学了三年。学员中我和两个女生是天津知青，姓王的女生与我同来自承德，后一直在一个小组，较熟悉，另一位则接触少。有意思的是，直到毕业离开学校，我们班有不少同学特别是男女之间都没有说过话。这其中的详细原因说起来至今让我不大清楚，但问题表现得很明显，就是出现了严重的不团结现象。那时候社会上还打「派仗」，保定是重灾区，打得省会都搬到石家庄了。可惜就这一个「派」字，终使我们三年大学生活变得关系紧张全无和睦。日后想起悔恨不已。如果不是必须经过这段磨励才能分配工作，我半道肯定要溜之大吉。那三年间一个想法是常出现的，即这个破学，真他妈的（原谅粗野一下，不然难表那种心情）不想念了。
河北大学在天津时，校舍（马场道）与我家很近。物理楼的楼顶在冬季的傍晚常落下成群的乌鸦，黑压压的，景象有人说壮观，但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却留下了一团可怕的阴影。现在河大迁到保定，傍晚的冀中平原升起缕缕炊烟，没有乌鸦，但阴影却悄无声息地又出现了。
班里分成两派的最初原因，直到今天我也没有闹清楚。本来秋天入学后，学校里的课程安排非常正规，加上老师多是从天津随学校而来的老教授老讲师，师资雄厚，讲课的水平高，同学们学习热情也很高。据知情者说，文革以前，天津各大学中，河北大学中文系的声望最高。我们很有幸遇到了这些从运动中苦熬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并愿意从他们那里很好地学到些知识。记得初时学习还很紧张，上了一天课，还有晚自习。讲古典文学时，有些书只能在阅览室里能看到，比如《聊斋志异》，那儿只有一套，故要提前去排队。有些才开禁的外国名著，也是限时间借阅的。一本厚厚的《复活》，只容你看一天。常见星期天时，有人就躺在宿舍上铺从早看到晚，连饭都让旁人给捎回来。可惜那股子学习精神，日后还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那时我在班上的功课应该说还是不错的，这首先得益于我小学中学在天津念书还算扎实，而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同学，文革开始时尚未小学毕业，学的东西有限。此外我还有个奢想，就是毕业后能留校当个教员。我喜爱古代诗歌，觉得只要备好课，我也能讲。种种原因，使我学的既不费力，又很快乐。大学生活的美好时光，似乎真的已降到了我的头上。
１９７４年的春节，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原因不仅在于我插队五载终于上了大学，从此将有一个国家干部的身份和固定工作，还有另一桩喜事，是我的女朋友第一次随我回天津过年。需要略作解释，我在插队的最后一年内，搞了个对象，也是知青。她不是天津知青，家在东北，来这儿投奔亲戚的。有一次，我们刚好同被县里抽去参加巡回报告团，从县东巡到县西，结果就熟识，偷着相好了，后来瞒不往又被众人所知。其实这不奇怪也没什么不好意思，当时我已经不小了，而且也确有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的打算，故此，就得找个媳妇，没媳妇哪来的家。我的对象除了个子稍矮，容貌佼好，能说能干，在女知青中也算是拔尖的人物，比我小两岁。提前说明，后来我俩没成。没成也对了，我属虎，她属龙，结合了也是「龙虎斗」，谁都不得好。不过，当初我俩是确实好，就是都属虎也愿意。尤其是我，虎背熊腰精力过剩，已经到了那个年龄段了。
我从小没少看戏，我恨陈世美，可怜秦香莲。入学后，都老大不小，彼此就问可有对象。别人都说没有没有，我却实话实说有，还把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其实我的对象此时还在乡下插队，前程未卜，或许我大学毕业了她还没出来呢。但我想人要讲良心，不能做无义之人。这么着，实际上也是防止自己做出对不住她的事：班里那么多女生，也都到年龄了。
奇迹出现时，是在我入学一个月左右的某天早晨。那时我才刚刚有被子盖并因此睡得很香，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我愣了，是个女孩，美丽的女孩，即我的对象。这让全宿舍的人都惊讶并争相看，我则大吃一惊，问你怎么找来了。随后得到的是更大的惊喜：她也上学了，是中专，与河大只隔一道墙，站在中文系的楼顶，她的学校尽收眼底。在此借用当今年青人用的时髦的话：我幸福得要晕过去了！
可以想象，人生最艰难的一个阶段眼看就要过去了。两（她二年）三年后，我们相继毕业分配工作，结婚成家，就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如果在先前，这绝对是不敢想的。但现在不光可以想，而且基本条件已经具备。所以，这一年寒假我带她回到天津，我的父母及所有家人，都为我们祝贺。那是自文革以来让我们最为欢乐的一个春节。
可是，不愉快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１９７４年的春风尽管与往年一样，在冀中平原甚至感到初夏已经提前来了。但一场政治风波却搅得校园许多学子心里发凉。「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那次运动的名称。学校很快就不正常上课了。我和两个同学分到的任务是写批《三字经》文章。很可笑，偌大个大学图书馆竟找不到一本《三字经》。没办法，只好找位老教授一句一句地背诵，我们记录，再听他讲解。有意思的是，本意是写批判文章，但听下来，却觉得人家《三字经》的一些内容写得很精彩，还富有道德伦理。年青人记忆好，我很快就能背诵个差不多，批判文章则写到爪哇国去了。好在运动时一天一个令，过了一阵有了新精神，任务也就不了了之。
班里本来就有矛盾，运动一来就分了两派。可笑的是，两派的领头者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３８军自然是一拨儿，而其他部队又是一拨儿。由此地方学员也分两拨儿，较多数跟着后一拨儿。究竟是因为什么闹起又为何闹到这种地步，我到今天也不甚清楚。当然，我也不想弄清楚。因为我上学的目的简单明了，就是将来能有个工作。在学校里为啥事争个高低，对我没有一点意义。开始，我是散兵游勇。我这人跟谁都能和得来，没有跟谁特别好跟谁又不好的习惯。随大溜也行，一个人也行。暗地里戗戗的事，人家也不跟我说，我也不爱打听。同时，我自己挺忙，课余除了打球看书，我还有个对象呢，怎么也得会一会逛街逛商店啥的。后来待到发觉身边的环境有点可怕时，班里矛盾已经大到就差动手武斗了。
想彻底回避很难做到。我爱打排球，还成为河北大学校队的二传，参加保定大专院校的比赛，还得了冠军。３８军学员中的几个人也爱打排队，同在校队，关系自然不错。于是在众人的眼里，我就成了他们那一派的。对此我也不在乎，爱哪派是哪派。按说这一派日后因有工宣队支持，毕业后分配得都不错，除了留校，就是分到省会一些大单位，可我却没落着丁点好处。实话实讲，论功课成绩和当时特别看中的写作能力，我在班里是名列前茅的，毕竟我在乡下那些年里，一直是报社的通讯员，还在文化馆搞过文学创作。「学员上讲台」讲古代诗歌时，班里也选的我。但我最终是哪来哪去。又回了我插队的承德地区。不错的是没分我回县，而是分到地直单位。为何会得到这点「优惠」？我还是知道的。临毕业的头年冬天，我们到基层搞「实践」，在一个县报道组写稿。随我们小组同去的有一位年轻男教师，他喜欢搞创作，我也喜欢，比较谈得来。回来后他就在系里负了责任，待到承德组织部门来学校了解毕业生情况，是他作的介绍。我敢肯定他为我说了好话。他是个好人，河北大学１９８０年校庆时我去了，与那位老师见了面，一晃分别２０余年，我们都见老了。
２０００年３月，我来京参加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期间与几位同学相聚，这时大家早已冰释前嫌。大概喝得高兴了，说起往事，有人说我你那时是立场最不坚定的，所以分配时根本没打你这一份。还说了些具体的事。我愕然，已全不记得。但也不后悔。我回到山沟里说来也是福分，这里没有繁华，缺少舒适，却有生活的磨励以及与乡村的接触，由此我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并成为当今写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曾有同学说当初谁也想不到全班最出名的会是你。我笑道我容易吗？你们在大城市住楼房逛商场时，我正钻山沟里爬山涉水呢。这不是假话，我回承德后在地区工作，经常下乡，全区二百多个乡镇，我差不多跑了个遍。我还要驻村里当工作组，吃派饭一吃小半年。
话说回来。学校的生活没有了平静，更没有诗意。在餐厅吃饭时，都是一团一伙的。还好，我和两拨人马都能有些来往。但对有些人却做不到，端着饭碗不知凑到哪一堆去。于是，大家就盼着外出搞「实践」，离开校园。当时我们主要去各地级报社，一个组去一个地方。也怪了，一旦分散开，同学之间的关系就好处了。我先后去过廊坊日报社、沧州日报社，还在石家庄藁城县宣传部和秦皇岛港实习过。每次都要去一两个月，很锻炼人。
不过，好事难成双，祸却不单行。１９７４年的初秋则变成了我的滑铁卢。两件事把我冲得晕头转向。一是到了暑期，我的对象说什么也不去我家了。对此我没有多想，总觉得我们是患难之交，彼此关系不会出差头了。我父亲那时身体很不好，运动把他整得重病缠身。我回家忙着照顾他，９月１日开学，临走，父亲病卧在床，吃力地跟我招了招手，我是强忍着眼泪离开家的。事情就出在我到校的第二天，班里一位某市的女同学找到我，告诉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即我的对象已经变成了别人的对象！
我不相信，说不可能。她讲了她所看到的一切。暑期她去她姑（也许是姨）串门，她姑说同院谁谁家的学生带回一个很漂亮的对象。出于好奇，也由于邻居比较方便，她就有机会看见了那个女的。令她吃惊的是，她见过这个女孩，而且很肯定地说这是我们班一个姓何的同学的对象，以前多次见她去男生宿舍，他俩关系在班上已经公开，咋一转眼变成另一个人的对象？她姑说没准你看差了，兴许长得相似。她就让她姑去打听那女孩姓名，一听果然就是我的对象。而那个男学生，与她是同班同学，好像是班干部。
我的这位女同学太好了，她不忍心我蒙在鼓里，仗义执言，同时又嘱咐我要谨慎从事。我万分感谢她，并表示我会谨慎从事。可话说回来，遇到这种事，就是心再大的人，也难忍受呀！此时我有两个选择，一是到她的学校闹一场，结果很清楚，那所中专学校严禁学生搞对象，她和那位班长，有被开除的危险。二则是我忍了，并由此失掉了她。说白了其实是我把对象让给了旁人。
一番思想斗争后，我的恻隐之心终于占了上风。不管怎么说，大家能出来读书，都不容易啊。凡事还是不要做绝，能饶人处且饶人吧。或许，她会说明那不是她，或许，她会解释清这是一场误会，或许，她会求我原谅……我是抱着这种希望和她见面的。但事情与我期待的大相径庭，她先说她一直在家里哪也没去。没办法我只好把真相点破，她终于说了，她已跟别人好了，不想跟我再处下去等等。
我看出她说的话很坚决，好像早有思想准备。当时我要急，心说你跟别人好也不是不可以，结婚了还可以离，问题是你得先把前一段结束了再进行。脚踩两只船，这算怎么档子事！不过，又很奇怪，我当时没急（还是有思想准备），而是说那好吧，既然如此，咱俩分手吧。好好念书，放心，我不会去你们学校反映的。然后，我们从此真的就各奔了东西。
说老实话，这事她把我坑够呛，让同学笑话不说，还有一点是都知道我有对象，印象老深了，往下我都没法和哪位女同学表示一点心意。在人家眼里，我好像就是过来人。事实胜于雄辩，我是毕业工作两年后才搞上对象的，我可是没有一点对不起她的地方。
打击接踵而来。我才写了信给家，９月１２日就接着电报，ｌ３日下午赶到家，弥留中的父亲见到我嗯了一声，就咽了气撒手人寰。我泪如雨下，觉得对不住他，他在病中看了信（我写信告诉了家里），肯定心情不好，加重了病情。办了丧事，老母一人也无力支撑日子，只好去我大姐家住。待到我胳膊戴着黑纱离津返校时，面对滔滔海河水，我不由长叹一声，唉，真乃家破人亡也！
但学生生活还要继续。我需深藏内心的伤痛，装作若无其事地去面对未来的一切。在这时，就显出一个人的先天禀性及后天磨炼的结果了。我从小心大，不爱计较小事，日后便形成拿得起来放得下的性格。再有就是自１６岁赶上文革，随着家庭饱经风雨，后又下乡苦熬数年，却也就练得坦然面对艰难与打击。过去有老话讲，叫「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这两样是最不能容忍的。这会儿我虽然没全摊上，也算摊上十之七八。我父身体原先很好，如果不是被运动折腾，他绝对死不了那么早；我的对象虽然还不能正式称妻，可她是我那时未来妻子的唯一候选人，没有差额。我去过她学校，那位班长不可能不知道人家早已名花有主，他若不发动疯狂进攻，我想我那对象也不会主动移情别恋。毕竟我还是个大学生，身高ｌ．７６米，能写文章，能使犁杖，唱得歌曲样板戏，游泳滑冰全在行。有一阵我都奇怪，我怎么啦？就算是我的家庭情景此时不理想，可「买猪不买圈」，毕业以后肯定也回不了天津呀，你受不着啥影响呀……
若是心眼小的，说不定就得说出点啥「反动言论」，或者把那个情敌捅个眼。但我都不干。我从小不光看书，还爱到书馆听书。你看那说书的一拍惊堂木，叫一声诸位呀，大丈夫在世，难免妻不贤子不孝啊……
这对我很有用，我认了，认命了。我去廊坊日报社实习，去大厂县，写文革给人民公社带来的新变化，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吃馅饼，我来了兴趣，不光吃，还要看是咋做的。馅是羊肉韭菜，绞拌好团成一个大球。用一团软面，一点点捧着向上包，包严了，再用擀面杖轻擀，擀成直径小２尺的饼，用大铁铛小火煎，煎得两面金黄，切成长三角端上，皮薄如纸，馅如碧玉，香气扑鼻，口水直流（忍住了）。吃罢问师傅街上怎么买不着。答文革前有的是，现在没肉，也就没馅饼了。我心说这事闹的，敢情新变化就是把肉变没了。但嘴上不敢说，道了谢就走，回到招待所，顿顿熬白菜，更想馅饼不想文章了。
到涿县农村搞「批林批孔」，人家社员问孔老二得罪谁了。我们说他肯定是得罪了大官，要不也不能批他。天冷，大队部里有炉子，没烟囱，没把孔老二批倒，把我们差点熏倒。组长是女同学，邯郸人，吃药说成「吃月」，脚疼叫「撅疼」。她人好，就是慢性子，还爱说。吃派饭进屋就与人家唠磕儿，吃着还唠，我们吃完接着听她唠。有一天我们合计好，进屋上炕就吃，吃完放下钱和粮票就走。没法子，她喝了口粥也跟出来。连着两顿下来，再进屋她一句话也不说，满嘴都是饭。
好像是１９７５年冬天，在藁城县委宣传部报道组写稿，常跟那儿的组长老杨一起下乡。写出稿有时是我一个人，有时和老杨一起去石家庄日报和河北日报送稿，到那儿不行现改。我挺适合干那活，我见生人不胆怯，挤火车汽车也算是高手。有一次从石家庄回藁城，火车站排的队能有二里地长，到前头看看咋回事，戴红胳膊箍的就推就搡。我本来要回去排，可一见那红箍就来气，我就势抓住他说坏了你扭了我的脚，又掏出信封说你误了我的事，信封有红字，什么什么革委会。他就发蒙，先让我进站，又要找地方让我歇。这时火车来了，我说好啦不歇了，嗖地就跑去抢座。
由于每学期都外出「实践」，就让人有个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我的经济条件还算可以，学校给生活费，五个姐姐都工作，就一个老弟弟，谁都舍得给，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就不显手头紧。我那时会喝酒，烟也抽点（都是在乡下练的），遇见机会，也爱醉一把。那次跟老杨去石家庄日报，住下后在院里转悠，见一些青年女工端着脸盆披散着头发从浴室出来。及近，见个个粉面桃花艳丽无比，就勾起心事默默无语。眼瞅就要毕业了，我都虚岁２６了，却连对象也没有。老杨精，说老何（我面老）你毕业到我这来吧，比回承德山沟子强。我说那当然好，不过，我得有个理由呀。老杨说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就有理由了。这正中我下怀，我嘴里说不忙，晚上去忙着请老杨下馆子，吃扒鸡（石家庄有家扒鸡店，得提前排队买，特别好。），吃包子，喝啤酒。啤酒冰牙，也亏了年青火力壮，放现在非拉稀不可。老杨酒足饭饱，拍着胸脯说包在我身上，县剧团女主演，演黛诺的，是我的亲戚，回去你先看她的戏。
剧团的演员哪有长得差的，何况还是主演。我就去看，说老实话，唱啥都没顾上听，光顾看了，那不是一般的漂亮，而是相当漂亮。但也就是因为太年青漂亮了，反倒让我起了疑心：这么漂亮的女孩还能芳花待主？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过两天我又去看戏，这回踩着锣鼓点上来的黛诺变了，个矮了，岁数也大了，肯定比我大不少，不是先前那个了。支棱着耳朵听旁边人讲，这个唱得好是Ａ角，那个长得好是Ｂ角。我本来也没意思听戏，悄悄就出来了。我估计老杨说的肯定是Ａ角，他准觉得我个大面老，Ａ角个小面嫩，两下一将就，就能将就出五六岁的差距。我心说我也不是找不着媳妇，没必要一上来就找个抱两块「金砖」（老话讲女大三，抱金砖）的。后来一忙活，这事也就不提了。
春去夏来，忽然就闹起「哪来哪去」的「革命举动」。还就有人（不是我班的）慷慨激昂发言要回农村当农民，毕业后不要工作了。开大会他在上面发言，我心里骂哪冒出这么个二，麻子不是麻子，你是坑人呀。果然，会后还要人人表态，真是要命。不错，这回我们班的反应出奇地一致，都不吭声。我是比谁都怕这一手，人家回农村好歹都有家呀（同学多数都来自农村），我回去啥都没了，等于二次插队。我就私下说，要知道哪来哪去，还不如当初不来呢，白搭多少工分呀。真是万幸，这个「革命举动」在我们班没动起来。
放暑假了，我三呼万岁，可熬出头了。回天津，是７月２４日，几天以后，就唐山大地震了，在防震棚里住了一个多月。９月中旬回到学校，操场上全是防震棚，住在里面等待，棚外空地，就见各系毕业班男女同学之间在匆匆「摊牌」，即时间有限，彼此有没有「意思」抓紧讲明，不成再碰下一位。可惜我们这么大一个班，这种情景几乎看不见。后来听说也有，但很少，而且匹配成功的更少。天津姓王的女同学到了来找我了，可跟那事无关。我俩一个组，经常一起回津返校的，有人还以为我俩有戏，其实我早就知道她和我班一个部队学员搞上了。但她找我干什么呢？她很为难地说你还记得咱俩上次一起从天津回来买车票吗？哎哟！我这才想起，那次到了车站，她看东西我排队买票，是她拿的钱。天津到保定，６．１０元。事后我就给忘了。我赶紧还钱，连连道歉。从那以后，但凡有别人垫钱（一般也不让垫），我都立刻就还，免得忘了让人家为难。
我和她都不想回承德，商量着往廊坊分，廊坊离天津近。我家里为此还托了人，管分配的工宣队说你等等，有名额就给你。按当时的政策，如果有廊坊的学生去承德，承德就可以少过去一个。怎么就那么巧，电子系一个廊坊女生跟承德男生搞了对象要去承德，真的就有一个名额。但这事需要拿到毕业生分配通知单以后再操作。我记得很清楚，我和王同学一起拿了通知单，到院里她看了一眼就哭了，上面写的是到围场县组织部报到。而我的是到承德地委组织部报到。很显然，我分得比她好，我分到地直，她分回了曾插队的县。
一时间，一股血涌上来。在此之前，我俩都知道廊坊有一个名额。我说：我回承德了，你等着去廊坊吧。
行李早就装好，雇车拉到车站。告别了同学，又看看热浪滚滚中的保定府，我心里暗叫一声再见了，我的河大；再见了，我的工农兵学员生活。说完又想不对，怎么叫再见呢？难道还想真的「再」见一次？不可能，我也不想见。那该怎么说呢？白学了三年汉语，竟找不出个合适的词。在北京倒车，连夜北上，夜风呼呼刮进车厢，望看窗外黑黑的大山，我忽然乐了，想起来了，应该是，塞北啊，我他妈的又回来了。
天明到承德，在地区招待处大院防震棚里（组织部办公室）拿到派遣单，上写承德地区「五七」干校。怎么是干校？我还没当过一天干部，咋就去了干校？这过程也太快点了吧？但不能讲任何条件，也没法讲，拿到单子也就不见人了（又地震啦？），只能服从分配。问明方位，顺着一条大河往市外走，走了１０里，满目都是白菜地了，也就找到了干校。报了到，晚上就睡在校园的菜地里（防震棚，有床），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粪肥气味。
第二天很晴朗，风和日丽。我认出这是塞北的秋天。吹哨集合，每人发一把镰刀，然后就往后山走。后山有一沟筒子坡地，种着玉米，都熟透了，金黄色。活儿是收棒子，不用教，又掰又砍，我干得很熟练，好像回到了生产队。干到歇息时，躺在棒秸上看着蓝天，我忽然问自己：我是才念过三年书吗？
责任编辑谢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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