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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蘭之行:貧民窟里沒有百萬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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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華人的命運,總能觸動我們的神經,總能衍生出愛國與背棄,民族尊嚴與國家地位等諸多話題,當然也免不了諸多的爭議。近日,對於半世紀前發生的嚴重排華事件,印尼政府終於打破禁忌,印尼總統佐科下令在全國各地尋找1965至1966年間排華事件中遇難華人的墳冢。此舉可以理解為,這是印尼政府順應民意和文明的潮流,釋放的善意,或許還可以理解為這是中國崛起的另一種解讀。



作者:孫炎


棉蘭之行:貧民窟里沒有百萬富翁

明清以降,中國閩粵兩省大量失地農民下南洋謀生,這些農民多是文盲,被「賣豬仔」到南洋,有的只是一把子力氣,但他們卻在在異國他鄉頑強地生存了下來,苦苦堅守,終於紮下根並造福東南亞社會,但這並未為他們換來政治上的權利,每次政治風雲中,他們往往成了受害者。印尼是海外華人最多的國家,也是屢屢發生嚴重排華事件的國家,棉蘭則是華人比例最高的印尼城市,華人占當地總人口大約20%,雖然歷史已成雲煙,但當我去印度尼西亞的棉蘭市探望華人朋友時,心裡仍不免就帶有幾分沉重。



初入棉蘭


有人說,初到一個地方,飛機降落時看看下面的燈光–如果正好是晚上–就能知道這裡的繁華程度。飛機到達棉蘭市上空時,我透過舷窗向下望去,並沒有燈火通明的感覺,這可是印尼第三大城市的星期五晚上!


下了飛機,我馬上領教了印尼人聞名世界的低效率。一共也就百來號人入境,居然要排很長時間。好容易輪到我了,誰知那人看了眼我的護照和入境登記卡,就揮手招來兩個傢伙,對我說:「你,跟他們走一趟!」

我稀里糊塗地跟著進了大廳角落的一間辦公室。他們只是想訛點兒錢嗎?華人又因為習慣於「破財免災」而成為他們的重點「關照」對象,我一點不擔心那絕對是吹牛;但我沒有任何違法之處,也就踏實許多。惟一有點心虛的是,申請簽證時,我隱瞞了共產黨員和前軍人身份。但這些他們應該不會查到吧,何況我隱瞞只是不想有麻煩,並非肩負特殊使命。


正琢磨呢,進來兩個穿白制服的警察,指指椅子示意我坐下。心平氣和地說,這兩人態度還不錯。他們用英語問我要住在哪裡,我說那個地名太長,記不下來,但接我的朋友應該就在外面。他們讓我去叫來。


我小跑出去找到華人朋友,她丈夫進來和警察嘰哩咕嚕說了陣兒印尼語,氣氛馬上和諧起來。一個警察還用生硬的漢語說:「中國人,好!」


於是我被「當場釋放」。剛出門,朋友就湊過來小聲問:「他們向你要錢了嗎?」我說沒有,想了想,又補充道:「可能是還沒來得及!」


朋友夫婦陪我取了託運行李,還跟那個印尼工人打了招呼,顯然他們認識。我們剛要離開,另一個印尼人跑來,比划了一個喝酒的動作,就要查我的箱子。我知道作為穆斯林國家,印尼禁止帶酒入境,但沒在意–反正我沒帶!朋友丈夫卻猛衝上去使勁攔住那傢伙,後來幾乎跟他扭打起來,同時大聲招呼他認識的工人。後者晃晃蕩盪地走過來,說了句什麼,那傢伙才悻悻而去。朋友告訴我,箱子只要打開,他們總能找出毛病,不留下票子我們是絕對走不掉的。

上了朋友的車,我總感覺路不夠寬,燈不夠亮,兩邊的房子也不夠高,總之與我想像中的大城市相差甚遠。車開了好一陣兒,我問還有多久能到市區,朋友6歲的女兒大聲回答「我們就在市中心啊」,然後大家都有些尷尬。


朋友的家就在市中心,這一帶的燈光仍舊不亮,一層大門全都緊閉,顯得冷冷清清。


之後很久,我才慢慢了解到棉蘭夜色不夠闌珊的原因:


棉蘭的治安不佳,家家戶戶都用鐵欄嚴防死守,晚上也不大外出,因此夜裡還燈火通明的場所自然就少。棉蘭的高樓大廈不太多。富人擁有帶院子的大別墅。比較富的人多半購買聯排別墅那樣建築中的一個單元。很長的一幢樓,被隔成一個個大約4米寬的「單元」,縱深基本是12米。你可以買一個「單元」,也可以買下兩個然後打通。樓高一般三四層。不太富的人也買這種「單元」,只是樓房比較破舊,通常只有2層。


獨門別墅再豪華,「聯排別墅」再氣派,都不能像高樓大廈那樣營造出鑽石般的璀璨效果。更何況,這裡還有很多夜裡只有點點螢光的貧民區!

棉蘭之行:貧民窟里沒有百萬富翁


朋友家住在富人區,站在樓上,就能看到旁邊貧民窟里的孩子們。



貧民窟里沒有百萬富翁


富人真富,窮人真窮!這是我對棉蘭最大的感受。

棉蘭的市容一般,但窄窄的馬路邊時不時會出現一幢漂亮的大別墅;但你還在回味別墅的氣派豪華時,拐個彎,眼前可能就是一個貧民區。開始我覺得當地政府太不顧及城市形象,但後來想,窮人因此能安穩住下,不用擔心因為影響市容和官員政績而被趕得四處跑四處藏,也算幸運吧。


我住在富人區,但旁邊就是貧民窟。站在四層露台上俯視,是一片破舊低矮的小房子,多數用很多塊破鐵皮橫七豎八拼湊而成,很多連窗戶都沒有,只是大洞上方搭出塊鐵皮。房屋之間是窄窄的土路,還有幾個垃圾堆,老能看到幾隻瘦雞和幾隻瘦貓在上面找食兒。真不知道在這個離赤道只有3度,旱季暴晒、雨季潮悶又經常停水停電的地方,他們生活在鐵皮房子里是什麼滋味!


有一天,大雨過後,這裡積出幾個水坑,孩子們匆匆跑過,污水濺上他們的小腿。孩子們穿著校服,讓我稍稍釋然:他們至少還能讀書!但是,印尼中小學校只有周一至周五的上午有課,學生要想多學知識,只能花錢上補習班或請家教。這是窮孩子很難奢望的,因此,想靠知識走出貧民窟並非易事。


那他們將來只能靠體力謀生了。


他們可以駕著三輪蹦蹦車在街上載客掙錢,腦補一下這場面是不是很熟悉?與蹦蹦車一樣成為街頭一景的是小食車,小販蹬著它叫賣水果或者湯麵之類。頂著烈日或冒著大雨在街頭賺錢,確實辛苦。慶幸的是,這些都是合法的,他們至少不用擔心被驅趕、被罰款。


棉蘭的公共交通不太發達,超級便宜的摩托車就成為底層人的一大福音。交上幾百元人民幣的首付,摩托車就可以騎回家。之後每月還有限的月供,一兩年後就能償清全部貸款。「如果這期間因為什麼事兒連月供都還不起,怎麼辦?」我問。「他們有的是辦法!」朋友回答,「有人花點錢把摩托車刷刷漆,當準新車賣出去。賺的錢肯定能把本折回來,沒準反過來還能賺點回來!要是這招不行,他們就從什麼地方買輛特別破特別便宜的還回去,就萬事大吉啦。反正也沒規定車得多新才算數。等他們有錢了,換家店再買一輛!」



我的阿幫們


做阿幫是底層人的重要謀生道路。「阿幫」在印尼語中本意是哥哥,也指地位低下、靠出賣體力為生的男工。司機也是阿幫的一種。在印尼,有三輛車再雇一個司機的,未必是土豪:夫妻上班各開一輛,司機接送孩子(通常至少兩三個)開第三輛!


朋友家就有好幾個阿幫。


見面最多的是耶諾。他三十歲左右,不高,皮膚黝黑,像很多印尼人一樣,眼睛又大又亮。耶諾的心情總是很好,不幹活時,不是舒服地坐在大門外的摩托車上和其它阿幫聊天,就是托著舊手機半眯著眼聽音樂。


耶諾的工作是打掃衛生。他挺勤快,總能看到他光著腳、悶著頭擦呀掃呀的。有一次,我回房間,他正在打掃客廳,看到我幹得更帶勁兒了,把地連擦三遍,還用黝黑的腳丫踩著墩布探進冰箱底下去擦。正忙得熱火朝天,忽然門口「咚」的一聲悶響,然後十幾個山竹、番石榴、蓮霧,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從玄關那邊滾了過來,跟在後面追了幾步就懶懶躺下的,是一個榴槤。我和耶諾面面相覷。片刻,拉曼踮著腳走進來,一副心有餘悸的樣子。原來朋友打發他送來一袋當地水果。他見門敞著,抬腿就進,不幸被濕漉漉的地板滑了個結實的狗啃屎。


拉曼稍微白點兒,細條個兒,細長臉兒,還有一縷細細的鬍子。他主要負責跑腿。有幾天,耶諾病倒了,朋友叫他來給我打掃房間。人家老大不願意,清理一下垃圾就準備走。我比划了要他擦擦地,他指了指樓下,又伸出兩個指頭。我以為他是說下去有點兒事,「兩分鐘就回來」。可N個兩分鐘過去後,還不見他的細條影兒。我下樓去找,卻見老兄安坐摩托車上,正美滋滋地抽煙呢,難道他是說「兩袋煙的功夫再回來」!?


那次耶諾得的是登革熱。這種熱帶很常見也很嚴重的疾病,弄不好會要人命的。我很想去耶諾家裡看看他,我真的很關心他的健康,也真的想看看阿幫們的家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不過想來想去,我們畢竟只是見面笑笑的交情,這樣隆重顯得有些不自然。而且,耶諾在家只躺了一周多就回來上班了,我還沒想好去看他的理由,就徹底沒有了理由。


耶諾沒有去醫院,因為他付不起昂貴的住院費和醫藥費。


印尼阿幫的月薪通常是100多萬印尼盾。這個數字聽著很唬人,但摺合成人民幣不過幾百塊。司機算他們中的佼佼者,也不過高一倍左右。


阿幫的工資很低,當地的物價卻一點不含糊。而且,印尼人通常都有三個以上的孩子,他們的妻子一旦開始當媽,就只能在家裡照顧一個又一個的孩子。也就是說,一個阿幫掙的那點兒工錢要養活至少五口人!我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生活的!


但是,他們自己對此似乎並不擔心。他們不喜歡打拚,不熱心存錢,該下班一定要下班,趕上節假日還要享樂一番。開齋節時,我住處旁邊的那個貧民區里,人們載歌載舞,絕對是一派節日的歡快景象;萬聖節時,那個用廢棄廣告布搭成的小攤位前也擺了幾個南瓜燈,雖然他們中應該沒幾個基督徒。像中國底層那樣打兩份工從早忙到晚,趕上節假日很高興有機會加班掙雙倍甚至三倍工資的,在他們中肯定很少。


朋友的司機那達列奧就是這樣。他本來就總是拉著臉,如果哪天我們在外面耽誤了,超過了他的下班時間,他的臉更是「臭臭的」,加班費之外另給小費也無濟於事,氣得朋友說了好幾回「一找到好的就把他辭了」!


我的印象中,那達列奧只開懷大笑過一次。那次,車剛啟動,我忽然想起忘帶水杯了,忙叫他等等。印尼語中「等」的發音類似「冬菇」,可我一著急連喊數聲「香菇」,弄得他莫名其妙。朋友跟他解釋後,他哈哈大笑了好一陣子。那以後,他一見我就樂,雖然沒有耶諾笑得那麼可愛,還是讓我們看著舒心多了。朋友也再沒提辭退他的事兒。


我正為自己能幫他保住這份工作而自豪呢,卻聽到了他主動辭職的消息,因為他覺得「這活兒太辛苦啦」!

棉蘭之行:貧民窟里沒有百萬富翁

耶諾(右)和隔壁阿幫(不是拉曼)在聊天,中間站著的是華人朋友的親戚。



那些揮汗如雨的華人們


以前我總不理解,當年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中國人背井離鄉、千辛萬苦地下南洋;來到棉蘭,我有點明白了。噴發的火山在吞沒房舍的同時,也造就了大片沃土,加上充足的雨水、充沛的陽光,這裡的植物想長不好都難。而且一年能長多茬,根本不用考慮四季農時。


有一天,我搭朋友的車出城,兩邊是大片綠油油的農田,可朋友卻說:「這裡的人基本都進城做工去了,這些是他們胡亂(!)種點自己吃的!」這樣的地方,對我們那些臉朝大地背朝天、盼雨水如盼甘露的同胞來說,簡直是天堂!何況,近現代的中國,還有頻繁的戰亂與動蕩。還有一點也要看到,當地人長期生活在這樣優越的環境中,生存的壓力很小,也就懶於花力氣,懶於動腦筋,這給華人留下很多發家致富的機會。


棉蘭在19世紀末還是個小村子,後來從種植業開始,逐漸發展起來,現在已經成為集製造業、種植業和碼頭運輸業於一身的經濟中心。棉蘭的發展,這些華人和他們的父輩祖輩功不可沒。


離棉蘭不太遠的多巴湖,美麗異常;馬達山也是著名的景點。市區里的大清真寺被稱為北蘇門答臘最美的清真寺,氣派、精緻,而且免票。清真寺附近是建於1888年的蘇丹王宮,由義大利人設計,融合了馬來、伊斯蘭、印度和南歐等多種風格。清真寺和王宮周圍集中了不少背包客旅店,但據說很多人第二天就打包逃走,因為清真寺大喇叭一天五次呼喚信徒做禮拜的聲音實在太大了,而且從清晨4點多開始!中英風格相融的張亞菲故居前幾年剛開放。張亞菲是百年前印尼著名的華商,創辦了很多企業……


但總的來說,棉蘭不是旅遊城市。更何況,我來這裡本來就不是為了遊山玩水,而是為了了解當地華人的真實生活。


印尼排華是繞不開的話題。不少印尼人,尤其是窮人,總認為是華人搶了他們的錢。所以,每每遇到社會動蕩,總把矛頭指向華人。歷史上政客們也常常製造事端,轉移矛盾。長此以往,華人對本地人也心存戒心,我想坐坐當地的公交車,朋友馬上說:「華人,尤其你這樣連印尼話都不會說的中國人,千萬不要坐公交車。那是給最窮的本地人坐的,他們不喜歡我們!」


的確,在印尼,華人基本沒有淪入最低層的,有房有車的很多,有豪宅有名車的也不少。但是,印尼華人遠遠不像人們想的那樣都很有錢。


我第一次去大排檔,接待我的是一個華人婦女。她黑黑瘦瘦,但手腳麻利,一刻也不閑著,連擦汗都只是急急地抹一把。我一直以為她是印尼人,直到她自然地跟我說起漢語。那時我還納悶:不是說印尼華人都很富有嗎?怎麼還有這麼辛苦的!


後來我看到,這樣辛苦掙錢的華人其實有很多。他們在悶熱潮濕的菜市場里,揮汗如雨地賣著胡蘿蔔、土豆,以及番石榴、木瓜;他們在風吹日晒的露天排檔里,炒菜、做飯、擦桌子、收錢……而且,印尼華人多數是夫妻一起出來打拚,孩子通常也不像印尼窮人那樣多。說到底,印尼華人的經濟實力,來自他們能吃苦、能打拚而且會做生意的傳統。


而且,不少華人都告訴我,印尼最富有的不是華人,而是有條件進行權錢交易的官員。印尼官員中華人極少,因為長期以來他們根本不被允許從政,也因為華人對政治一向漠然,歐美華人,即使無人限制,多數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但管賺錢做學問。



林老伯和羅姐


那天,我發現附近開了家「北京餐廳」,就好奇地過去。門口那個中年人應該是華人,但聽不懂中文,只好招呼來一位老伯。老伯對我這個地道的北京人很有興趣,我對他也一樣,於是三五除二消滅掉那碗滷麵,和他攀談起來。老伯的普通話不好,但很努力很有耐心,說不明白時就在一張收據上認真地寫。


老伯姓林,和多數棉蘭華人一樣祖籍福建。他父親17歲時,聽從印尼回來的同村人說在那裡賺錢容易,就跟著來了,先在一家布店當夥計,後來娶了個二代華人姑娘,奮鬥10年終於有了自己的布店。不幸,1947年,這家店被「印尼人里的右翼」搶光。也是在那一年,老伯出生了。


那以後,林家布店重新開張。1960年前後,政府嚴禁華人在農村經商,華人損失慘重。再後,印尼對華人實行極端同化政策,華人要改印尼姓起印尼名,從1967年至2000年,全境的華文學校都被封掉,華人講華語都是違法的。兩代人的華語被耽誤了,「我兒子就不會講華語!」老伯指指門口那個中年人。


說起1998年的排華事件,老伯說,棉蘭比首都雅加達好些,混亂主要在郊區,很多華人的家或店鋪被搶,但殺人放火的較少。他們住在城區,受到的衝擊小一些,因為「印尼人在各個路口為我們守著,我們給他們錢」。我費了好大的勁兒,終於弄明白這些印尼人並不是為錢來的,「我們給他們工作,對他們很好,他們知道,所以來保護我們。錢是我們後來才給的,為了感謝他們。」問起多數印尼人對華人是友好還是敵視,老伯揚揚頭,乾脆地回答:「當然是友好的多啦!要不然我們怎麼能在這裡生活呢!?


羅姐是另一家餐館的老闆娘,已經五十開外,可所有的人,包括年輕人,都稱呼她「姐」。


我第一次去她的小店是一個中午。知道我從大陸來,她特別熱情,認真地教我怎麼用印尼語說「多少錢」、「結帳」和「再見」,又端來半盒蛋糕讓我嘗,說是當地特產,走時還一定要我把沒吃完的帶回去。


幾天後,我打算去這個小店吃晚飯,剛剛五點,卻見她在鎖門。「你們今天有事兒不做生意啦?」我問。她卻說她的店天天都是五點收工,「我們得休息啊」。後來我發現,印尼餐館多數都是這樣,或者只賣早餐和午餐,或者只賣午餐和晚餐,而且多數周末兩天乾脆關門!


那天,我問起一個困擾很久的問題:「我去過越南,當地人又瘦又小。印尼也是熱帶國家,為什麼人們卻這麼高大?」「因為我們會享受啊!」羅姐自豪地說,「我們會吃,也會休息!」「那你覺得在這兒生活得怎麼樣?」我問。「很爽很舒服!」她大聲說道,拖著長調,有些誇張,但看得出絕對是真心感受!


多少個世紀,印尼華人經歷過數不盡的起伏坎坷,但畢竟,社會在進步,他們現在的生活安定多了,他們的前景也廣闊多了。祝願這些海外同族,能夠在為生計打拚的同時,也能「很爽很舒服」地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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