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為什麼在中央會議上作檢討?

眾所周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開的，結束了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實現了偉大的歷史性轉折。

但是，會議的召開，一波三折，並不是一帆風順的。華國鋒當時還是中共中央主席，按照華國鋒的「左」的指導思想，能否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呢？所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舉行了至關重要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

本來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幕式的講話中為這次會議和三中全會確定的議題是經濟問題。但是，由於當時黨內思想鬥爭異常激烈，許多重大問題的解決醞釀已久、迫在眉睫，再加上陳雲的仗義執言，所以改變了原定的議程，使中央工作會議變成了解決「文化大革命」及至新中國成立以來若干重大理論問題和歷史問題的會議。會議從11月10日開到12月15日，歷時36天。

會議期間，針對「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尤其在11月27日的分組討論中，將這兩個問題推向了白熱化。胡喬木、萬里、鄧穎超、徐向前、習仲勛等同志在會上發言明確指出，「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討論已經不是一般的理論問題，而是黨內一場嚴肅的政治上鬥爭，我們每個人都應當旗幟鮮明。之後，大多數代表在發言中對主張「兩個凡是」、反對實踐標準的同志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指出「兩個凡是」背離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完全錯誤的。

經過近一段時間代表們的激烈辯論和尖銳批評，華國鋒和汪東興如坐針氈，覺得他們的觀點難以服眾。所以不得不反省他們的觀點和提法。

12月8日，汪東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自己的錯誤作了檢查。13日，又在中央工作會議大會上作了書面檢查。檢查說：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是在我的直接領導下寫成的，其中的『兩個凡是』的提法，我是贊同的，這不僅反映了我當時的思想實際，而且，在以後處理某些問題的時候，自己的思想還束縛在這個框框里，解放不出來。」「在真理標準討論的過程中，我對於它的積極意義估計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一些顧慮，主要是怕因此對捍衛和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產生不利影響。」

13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閉幕會上對這個已經開了34天的會議做了總結。

他的這個講話有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講的是會議成就，第二個部分專門講「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討論問題」，第三個問題是講黨的團結和提高領導水平的問題，第四個部分是講召開三中全會的問題。在他的講話稿中並沒有寫明有這樣四個部分，從實際內容看這個講話就是由這樣四個部分構成的。

他講話的第一部分，同鄧小平、葉劍英一樣，對這個會議給予高度的評價。他以中央政治局和全體到會同志的名義說，大家一致認為會議充分發揚民主，開得很成功。接著他概括會議有四個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這四個方面一是一致贊同從1979年1月起黨的工作著重點從大規模揭批「四人幫」的運動，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二是徹底為「天安門事件」平了反和解決了「文化大革命」中遺留下來的其他幾個比較重要的問題，以及解決這類問題的方針政策；三是討論修改了兩個農業文件，原則上確定了1979年、1980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四是醞釀討論了中央人事問題。

他講話的第二部分中又分了三點來講。

第一點講「兩個凡是」的問題。對這個問題，他作了這樣一個說明，他說：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從當時剛剛粉碎「四人幫」的複雜情況出發，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捍衛革命領袖旗幟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出發，專門講了在同「四人幫」的鬥爭中，我們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需要特別注意堅決捍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的問題。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他講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當時的意圖是，在放手發動群眾，開展揭批「四人幫」的偉大鬥爭中，絕不能損害毛主席的偉大形象。這是剛粉碎「四人幫」的時候，他思想上一直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後來發現，第一句話，說得絕對了，第二句話，確實是必須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沒有弄清楚。當時對這兩句話考慮的不夠周全。現在看來，不提兩個「凡是」就好了。

接著他講：在這之前，2月7日中央兩報一刊還發表過一篇《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這篇文章的主題，是要動員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幫」。但在他的上述思想指導下，這篇社論講了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華國鋒認為「這兩個『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絕對，更為不妥」。他說：以上兩處關於兩個「凡是」的提法雖不盡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於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不利於活躍黨內的思想。他的講話和那篇社論，雖然分別經過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但責任主要由他承擔。在這個問題上，他應該做自我批評，也歡迎同志們批評。

當時到會大多數人對他這麼講基本滿意。當然，不需要什麼高的水平，就可以看出在這篇講話中，他沒有講出當時提出兩個「凡是」的真實情況，也沒有將他的真實思想全盤托出，其中包括不少為自己辯護的言辭，而且對事實和思想的敘述也有很多不合邏輯甚至違反時間進程的地方，如前面發生的事情受後面思想的指導。並且一句不提阻礙鄧小平等一大批人出來的事情，但是大家又認為要他不說為自己辯護的話，把原先自己的真實思想活動都講出來，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一個黨中央的主要負責人能夠在一個大會上說到這樣的程度，承認「兩個凡是」提法不妥，應該做自我批評就很不容易，也就很不錯了。

第二點講真理標準問題，他也講了一個過程。他說：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5月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轉載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由於他當時剛訪問朝鮮回來，有許多事情亟待處理，沒有顧上看。他說，六七月間中央常委先後給他自己談過他們聽到的有關這方面的情況，他才知道對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常委開會時，議過這個問題，認為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好的，但沒有專門去研究。後來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多了，國內外反映也多了，葉帥考慮國務院務虛會開得很好，提議把搞理論工作的同志召集在一起也開個務虛會，大家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充分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一認識，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中央常委都贊成這樣辦。

華國鋒在講了這幾句之後，還說了一句：「中央希望，理論戰線和宣傳部門的同志，在分清是非、統一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團結起來，緊跟中央的戰略部署，為把黨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努力做好宣傳理論工作，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幾句話從原則上講無懈可擊，因為團結無疑是要強調的，何況又加上分清是非這個前提。關鍵還是對於誰是誰非，華國鋒沒有多說一句話，不像是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時講的話。

顯然華國鋒做檢查是很勉強的，但他做檢討這一舉動本身就證明，對實踐標準的討論獲得了勝利，「兩個凡是」的提法也是不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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