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宰相張居正之裁革冗官

明朝初年，政事簡略，風俗淳樸，因而官員所設不多，中葉以後，政務趨繁，加之吏治日趨腐敗，官員數量漸增。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六月，詹事霍韜上《修書陳言疏》指出：「天下武職，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員，今增（至）一千七百餘員。由二萬而八萬，增四倍矣，由二百而一千七百，增八倍矣。」「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年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守日紊，數亦難稽……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蓋已逾十萬矣，是職員極冗，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官員的增加，對於應對政務趨繁有有利的一面，但又往往是人多不干事，甚至妄生事端，此外，財政開支也與日俱增，加重了國家與社會的負擔。於是裁革冗官，成為明中葉後政治生活中不斷議行之事。如明孝宗即位後不久即下令汰傳奉官，罷右通政任傑、侍郎蒯鋼、指揮僉事王榮等凡二千餘人。又如嘉靖年間，明世宗曾鑒於「今天下諸司官員比舊過多」，「宜致百姓艱窘」，命大臣桂萼「會官查議裁革」。並於嘉靖八年至十年間，陸續裁革了部分文武官員。但由於種種原因，這種裁革官員的活動並不能順暢進行，均是隨裁隨復，甚而越裁越增，直至萬曆初年，這一問題依然如故。於是裁革冗官成為張居正改革弊政的重要舉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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