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比「三起三落」還傷心的一段往事
前不久,中央電視台等聯合攝製,反映青年鄧小平領導百色起義、龍州起義,創建紅七、紅八軍等歷史事實的８集電視連續劇《紅岸——鄧小平在１９２９》,也首次真實豐滿地表現了鄧小平和結髮妻子張錫瑗的情感生活。
張錫瑗1907年生於河北省房山縣良鄉鎮。1925年，張錫瑗在保定第二女子師範畢業後來到北京，認識了李大釗、趙世炎等中國共產黨早期重要領導人。當時的北京，因為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傾向國民革命，直系吳佩孚的勢力已被肅清,馮玉祥又邀請孫中山北上，所以政治環境比較寬鬆。當時國共合作已經實現，共產黨在北京可以以國民黨的名義活動，處於半公開狀態，因此北方的革命運動也迅猛開展起來。為配合孫中山北上，中國共產黨發起了國民會議運動。來到北京的張錫瑗，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積极參与國民會議促成會的召開，從事各種革命活動並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
1925年下半年，張錫瑗由中共北方黨組織選派，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這裡，張錫瑗和鄧小平相識。那時，鄧小平22歲，張錫瑗20歲，她活潑、爽快、性情溫和,對人很好,長相則是「少有的漂亮」。當時,鄧小平和張錫瑗在中山大學只是同學、同志、戰友,他們之間的關係還沒有發展到戀人的程度。中山大學的學制是兩年，但鄧小平學習不到一年，就因革命形勢的需要提前回國了。
1927年7月初，鄧小平來到武漢，在中共中央任秘書工作，負責中央文件、交通、機要的記錄等。為適應工作的需要，他改名鄧小平。汪精衛發動反革命政變，國共合作破裂，國民革命失敗。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這就是著名的「八七」會議，鄧小平作為中央秘書，參加了這次對中國革命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會議。
張錫瑗於1927年秋經蒙古回國。回國後她參加領導了保定的鐵路工人罷工運動，這次罷工的籌劃領導工作，自始至終是在張家進行的，因此連張錫瑗當時只有8歲的小弟弟都印象很深。此次罷工後，張錫瑗到了武漢，在武漢中央秘書處工作，老同學相遇，既驚且喜，他們這回真是並肩戰鬥在一起了。
不久，中共中央遷往上海，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張錫瑗也到了上海，而且,就在鄧小平下屬的秘書處工作。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情趣和緣分，他們相愛了。1928年剛過年不久，鄧小平和張錫瑗結婚，鄧小平不到24歲，張錫瑗不到22歲。為了慶祝這對年輕的革命者喜結良緣，中央的同志們特在上海廣西中路一個叫聚豐園的四川館子里辦了酒席。周恩來、鄧穎超、李維漢、王若飛等都參加了，共有30多人。
鄧小平和張錫瑗結婚後和周恩來夫妻同住公共租界的一幢小樓，周恩來和鄧穎超住樓上，鄧小平和張錫瑗住樓下，霍步青和朱月倩夫婦在中央軍委機關工作，這三對夫妻編在一個黨小組，同過組織生活，一周一次，但為了安全，地點是經常變換的，那時6個人的平均年齡也就是20剛出頭，是個年輕又堅強的戰鬥集體。在上海從事秘密工作，戰鬥在龍潭虎穴，隨時都有生命危險。但為了革命大業，鄧小平和張錫瑗這對年輕夫婦，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鄧小平回憶說：「我們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艱苦,那是吊起腦袋在幹革命,我們沒照過相,連電影院也沒去過。我在軍隊那麼多年沒有負過傷,地下工作沒有被捕過,這種情況是很少有的,但危險經過好幾次,最大的危險有兩次。
「一次是何家興叛變，出賣了羅亦農。我去和羅亦農接頭，辦完事，我剛從後門出去，前門巡捕就進來了，羅亦農被捕。我出後門看見前門一個扮成擦鞋子的特科人員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後來羅亦農被槍殺了。
「還有一次，我同周總理、鄧大姐、張錫瑗住在一所房子里。巡捕發現了我們住在什麼地方，要來搜查，我們特科的工作人員通知了周恩來，當時在家的同志就趕緊搬了。但我當時不在，沒有接到通知，不曉得。裡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門,幸好我們特科有個內線在裡邊,答應了一聲要來開門,我一聽聲音不對,趕快就走,沒有出事，以後半年時間，我們連那個弄堂都不敢走。」
1929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派鄧小平去廣西，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領導廣西黨的工作和組織武裝起義。鄧小平告別愛妻，踏上去廣西的征途。
1929年至1930年，鄧小平、張雲逸、俞作豫、李明瑞等發動百色、龍州起義，創立了紅七軍、紅八軍和左右江革命根據地。中央批准七軍前委名單，指定鄧小平、張雲逸、陳豪人、李謙、韋拔群、雷經天、何世昌七人組成前委，鄧小平為書記。張雲逸為第七軍軍長，鄧小平為政委。
1930年1月，鄧小平奉命回上海向中央和中央軍委彙報工作。鄧小平彙報完工作之後，才匆匆忙忙趕到張錫瑗正準備分娩的上海寶隆醫院。夫妻久別重逢，雖感欣喜，但張錫瑗卻難產。後來，孩子雖生下來了，張錫瑗卻得了產褥熱，那時候雖是住在醫院，但醫療條件很差。鄧小平在醫院極其焦慮的心情日夜陪伴著妻子，但非常不幸，幾天後，張錫瑗搶救無效去世，年僅24歲。孩子生下來便放在徐冰和張曉梅家裡,可能因難產的關係,沒有幾天,孩子也死了。
鄧小平奉命匆匆趕回廣西,再次取道香港時,他通過我黨當時在香港的地下交通，找到正在香港建立秘密電台的中央特科工作人員李強，向李強詢問到廣西後如何與上海用無線電聯絡的有關事宜後，鄧小平委託他代為埋葬妻子。
李強回憶說：「鄧小平委託我埋葬他的夫人張錫瑗。那是我第一次認識小平同志。」李強是特科的工作人員，當時黨內有些同志死後，都是由他負責去埋葬的。1930年春天，李強回到上海後，承中央軍委之命，負責安葬張錫瑗。父親自被派到廣西工作後，就離開了中央機關，改為由中央軍委領導。當時的中共中央軍委書記是周恩來。李強回憶說:「我們把張錫瑗埋葬在上海江灣的公墓。墓碑上寫的是假名張周氏，立碑人也是用的假名，在公墓進行登記時用的是原名張錫瑗。當時埋葬這些同志們多用假名，羅亦農用的是畢覺，蘇兆徵用的是姚維常。給張錫瑗送葬的，有鄧穎超同志和她的媽媽，還有張錫瑗的妹妹張曉梅，我們安葬好了以後按當時的規矩進行了祭奠。
1949年，上海解放後，鄧小平一進城，就去查找張錫瑗的墓。因為戰亂，日本人又在公墓那裡動土修機場，許多烈士的墓地都找不到了，羅亦農的墓地也不知下落了。還是李強的記憶力好，在他的幫助下，終於找到了張錫瑗的墓地。當父親和母親兩個人一起前去查看時，發現那裡都被水淹了。於是父親叫人把張錫瑗的遺骨取出來，放在一個小棺木中，和當時找到的蘇兆征的遺骨一起，兩個小棺木，都放在父親他們在上海住的房子樓下，也就是當年國民黨勵志社的那個房子。不久，鄧小平又離開上海，率軍揮戈南下，進軍大西南，直到把蔣介石的最後殘餘趕出中華大陸。
張錫瑗和蘇兆征的棺木，一直放在上海勵志社的舊址里，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1969年，蘇兆征、張錫瑗等革命烈士的遺骨，終於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園。說來事情也是很怪，「文化大革命」最洶湧澎湃的時期，鄧小平被當作全國「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已經打倒，他是就根本無法顧及張錫瑗的遺體安葬。也許當時建立上海烈士陵園的人，一定不知道張錫瑗是誰，看到她和蘇兆征的棺木放在一起，就一起安葬了。如果他們知道這個張錫瑗是鄧小平的妻子，那非但不會將她安葬，而且還不知要懷著多大的階級仇恨來處置張錫瑗的遺骸以示對鄧小平的徹底批判呢。
現在,上海烈士陵園已改名為龍華革命公墓。張錫瑗那塊樸素簡單的墓碑上鐫刻著「張錫瑗烈士之墓」,她在莫斯科時的唯一照片鑲嵌在石碑之上。她和蘇兆征、楊賢江、顧正紅等革命烈士一起,安詳地靜卧在青松翠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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