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擺小攤，不但沒有城管，而且還能賺個滿堂紅！
都說武大郎可憐，其實不然，在他老婆潘金蓮紅杏出牆之前，他的生活水平可是一直都是小康水平：租得起臨街兩層小樓，平時酒肉不愁。這是因為，他一沒被收重稅，二沒有衙役踢攤子，日子過得平靜悠然。
在明代小說中，並非只有這一個宋代小販形象。馮夢龍《醒世恆言》第三回《賣油郎獨佔花魁》同樣講到一位南宋臨安城裡的賣油小販秦重，說他靠賣油竟能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把三兩銀子的本錢變成了十六兩銀子。
或許有人說，這只是小說家言，不足為憑。但在宋代史料中，並不難找到現實的例子。南宋人洪邁的《夷堅志》中便講述了一位小販的發跡史：「吳十郎者，新安人，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居於舒州宿松縣，初以織草履自給，漸至賣油，才數歲，資業頓起，殆且巨萬。」一個小販靠織草鞋和賣油，才幾年時間，就家財巨萬，暴富之迅速，令人瞠目。還不止一例，宋人筆記中，南宋初期臨安著名的小販宋五嫂、李婆婆等也是靠著經營飲食攤發家致富的。
宋朝社會商業發達，在名畫《清明上河圖》中就有各種各樣的攤販，無論橋頭、城牆邊還是街道旁，剃頭的、賣甘蔗的、賣菜的、叫賣各種小吃的，應有盡有。
那麼在宋朝，一個做小買賣沿街擺攤叫賣的小販，如何能過起幸福的生活呢？
想要買賣好做，首先不能總遭遇沒事找事的城管，商人的正常經營必然離不開政府的人性化管理和支持。
在唐代及以前，商人只能在規定的地點即設有圍牆的坊市內從事交易活動。坊市閉門以後及開門之前，無故行走者將受到被打20鞭子的處罰。
到了宋朝，由於商業活動增加，城市布局已打破了唐代坊市界限，城鎮和鄉村集市均可隨處擺攤開店，營業時間不受限制。政府不但不予干涉，甚至明令保護。
乾德三年，宋太祖就專門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來不得禁止。」由於朝廷的保護，城市小販更加活躍，「大街買賣晝夜不絕」。
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同樣會遭遇今天相同的問題：商販侵街，影響市容交通。為此，宋朝政府設立了相當於現在城管的「街道司」。街道司雖然也有維持城市的衛生、整修與日常秩序的職責，但絕不會成天驅逐小商販，鬧得雞犬不寧。
雖然小販侵街佔道問題屢禁不止，但朝廷為顧及小販的生計，一般不主張輕率粗暴地懲處小販。如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開封府請撤民舍侵街者，上以勞擾不許」。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朝廷集思廣益，絞盡腦汁，最後終於找到了解決的辦法：在街道兩旁適當距離，豎立「表木」，作為禁止侵街佔道的紅線。紅線之內，允許設攤、開店，侵出紅線之外就要受罰。
《清明上河圖》里的虹橋兩頭就立有四根「表木」，橋上兩邊，小商販開設的攤位，都在「表木」的連線之內，中間留出通行的過道。這樣，既照顧了商販的生計，又不至於妨礙公共交通。
更難得的是，宋代皇帝擴建皇宮和出巡都要顧及商販的經營和市民生活。如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想擴建宮城，擔心影響東京(開封)市民生計，便派殿前指揮使劉延翰等人去了解民意。
劉延翰等人當然不會搞什麼聽證會，也沒有鋪天蓋地宣傳這次民意調查的重大意義，但所得到的民意結果卻是實實在在的。最後宋太宗「以居民多不欲徙」，打消了擴建計劃。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宋仁宗出巡。儘管當時街道狹窄，宋仁宗既未下旨拆遷，也沒有詔令封路，而是命「侍從及百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其道中」，「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宋仁宗這等親民作風，也為他身後贏得了「仁」的謚號。
想致富，首先要有高利潤。在宋人的筆記中，有經營為「逐什一之利」、「逐什百之利」的記載，所以一般認為宋代商業的平均利潤率為10%左右。
但是，這只是平均利潤率，很多商品的利潤率遠不止於此。讓我們看看東京籠餅的價格軌跡是怎麼樣的一種情況吧。
據《春渚紀聞》記載，宗澤在宋高宗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出任東京留守時，讓自己的廚師按照市面上的規格製作了一批籠餅，經過測算，得出每枚籠餅的成本為6文錢，而根據宗澤的回憶，他在宋哲宗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初到東京時，每枚籠餅賣7文錢。
初看元祐六年每枚籠餅利潤僅1文錢，但事實並非如此。由於北宋後期開封糧價一路上漲，相隔38年後，建炎元年的糧食已是天價。
根據史料記載，宋哲宗執政後期物價一直上漲，到宋徽宗繼位後更是物價暴漲，不可收拾。
《宋史·食貨志》記載了東京在宋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米價為「石二千五至三千」。
宗澤就任東京留守正值靖康之難後，金兵初退，東京物資奇缺，物價飛漲，儘管宗澤使用鐵腕手段抑制物價，到建炎三年米價仍維持在每升四五千的水平，已是宣和四年的100多倍。
因此，元祐六年的糧價應遠低於建炎年間的水平。
米價漲落是糧食價格乃至整個物價起伏的風向標。而糧食價格是決定籠餅成本的主要因素。結合物價上漲幅度，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元祐六年一枚籠餅的成本可能不到建炎元年的一半，也就是說，成本不足3文錢，其毛利率超過了60%。
這還不算利潤最高的生意。南宋初期，社會上流行著這樣一句諺語：「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著行在賣酒醋。」這裡的「行在」就是臨安(杭州)。由於開酒店最賺錢，因而臨安酒店林立，時人有「青樓酒旗三百家」之說，其中不乏小販經營的小酒店。即便以下層人民為主要顧客的所謂碗頭店，利潤率在50%以上也相當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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