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筆寫出「五四」潮的羅家倫，後屢任大學校長，極力反對學生運動

文史 05-14

五四運動以後，羅家倫漸漸接受了胡適的影響，認為學生謀求救國應以學術研究為途徑，而不是大搞學生運動。當時胡適提出為避免受政府控制，將北京大學遷往上海，羅家倫也在志願書上籤了名。1919年10月，因「五四」而停刊的《新潮》復刊，羅家倫接替已出國留學的傅斯年任主編。當年12月1日，羅家倫在《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進化》中否定了自己不到一年前的看法。

1919年5月4日上午10點鐘，北京大學外文系學生羅家倫剛從城外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回到北京大學新潮社，準備和大家一道去天安門遊行，同學狄福鼎推門進來，說：「今天的運動不能沒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學推我們北大起稿，你來執筆罷！」羅家倫見時間緊迫，也不推辭，就站在一張長桌旁，匆匆起草《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羅家倫後來回憶，起草宣言時，「像面臨緊急事件，心情萬分緊張，但注意力非常集中，雖然社裡人來人往，很是嘈雜，我卻好象完全沒有留意。寫成後也沒修改過。」（羅家倫《黑雲暴雨到明霞》）

一筆寫出「五四」潮的羅家倫，後屢任大學校長，極力反對學生運動 羅家倫《黑雲暴雨到明霞》

宣言寫成，立即交北大教員李辛白辦的老百姓印刷所印刷，原計劃印5萬份，結果到下午1點，才印了2萬份，馬上拿到街頭散發。這份宣言是這樣寫的：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上要求并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遊行，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舉了！

今與全國同胞立兩條信條道：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這是「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明白標出了『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八個字的口號，這是最顯著的愛國目標。」（羅家倫《國立北京大學的精神》）

當天學生遊行到東交民巷時，被外國使館的警察攔阻不許進入。於是學生推舉出四名代表入內向各國使館遞送聲明書，羅家倫是代表之一。

一筆寫出「五四」潮的羅家倫，後屢任大學校長，極力反對學生運動 東交民巷使館建築

第二天下午3點，學生全體大會在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各學校3000多名代表參加，通過了上書大總統和教育部、同時通電罷課的決議。當時羅家倫在北大學聯負責總務和文書，他在會上報告說，學生運動成功地爭取到了商人和新聞界的支持。會上他被推為北京學生界代表，往南京、上海等地的大學聯絡，曾在上海參加全國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

據胡適回憶，「五四運動」這個名詞也是由羅家倫最早提出來的（胡適《紀念「五四」》），他在1919年5月26日的《每周評論》第23期上用「毅」的筆名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五四運動的精神》，文章指出五四運動的精神是「學生犧牲的精神」「社會制裁的精神」「民眾自決的精神」。

羅家倫雖然在五四運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他對運動的態度一直是很矛盾的。在1919年1月發行的《新潮》創刊號上，羅家倫發表了《今日世界之新潮》，一面熱情地讚揚十月革命：「這次的革命是民主戰勝君主主義的革命，是平民戰勝軍閥的革命，是勞動者戰勝資本家的革命！總而言之，以前法國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後俄國式的革命是社會革命。」同時又表示了對俄國式革命進入中國的憂慮：「（這個潮流）若是傳到中國來，恐怕就可慮得很；因為中國的普通人民一點知識沒有，兵士更多土匪流氓，一旦莫名其妙的照他人榜樣做起來，中國豈不成了生番的世界嗎？」他的看法代表了當時一大批激進知識分子對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又期許又懷疑的心態。

五四運動以後，羅家倫漸漸接受了胡適的影響，認為學生謀求救國應以學術研究為途徑，而不是大搞學生運動。當時胡適提出為避免受政府控制，將北京大學遷往上海，羅家倫也在志願書上籤了名。1919年10月，因「五四」而停刊的《新潮》復刊，羅家倫接替已出國留學的傅斯年任主編。當年12月1日，羅家倫在《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進化》中否定了自己不到一年前的看法：「我從前說法國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俄國的革命是社會革命，是錯誤的！」羅家倫這種轉變看起來突然，實際上是他矛盾心態中一方戰勝另一方的結果。1920年「五四」周年紀念，羅家倫在《新潮》2卷4號上發表《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的成功失敗和將來應採取的方針》，全面檢討了五四運動的得失，肯定了五四運動的成功之處在於：（一）思想改革的促進，（二）社會組織的增加，（三）民眾勢力的發展，並說：「總之五四以前的中國是氣息奄奄的靜的中國；五四以後的中國是天機活潑的動的中國。五四運動的功勞就在使中國『動』！」但總的來說，羅家倫認為五四運動是一次失敗的運動，「罷課」、「三番五次的請願」、「一回兩回的遊街」，都是「無聊的舉動」，是在「毀壞學者」，「學生的優點固然是一律表現出來，但是弱點也一律暴露出來了！」他指出了如下三點：（一）學生萬能的觀點，（二）學術的停頓，（三）落於形式的窠臼。對去年積极參与「五四」表示懊悔：

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讀了幾年書，而去年一年以來，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監視，忽而被謗，忽而亡命……全數心血，費於不經濟之地。設使我以這番心血，來完成我所想譯的三、五部書，我對於中國的文明，比之現在何等貢獻？偶一回頭，為之心酸。

因此轉而提倡「以思想革命為一切革命的基礎」，「專門學者的培養，實當今刻不容緩之圖。」

一筆寫出「五四」潮的羅家倫，後屢任大學校長，極力反對學生運動 羅家倫（前排左三）與梅貽琦等在清華大學留影

羅家倫後來屢任大學校長，其教育宗旨就是著力培養專門學者，極力反對學生運動。如他任清華大學校長時，就主張：「要做到沒有一個經過嚴格考試而進清華的學生；也沒有一個不經過充分訓練，不經過嚴格考試，而在清華畢業的學生。」在當時動蕩的環境中，這種作法並不得人心。1930年5月，清華大學學生因為中原大戰的爆發，發起「驅羅運動」，羅家倫被趕下了台。

一筆寫出「五四」潮的羅家倫，後屢任大學校長，極力反對學生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