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非洲是一種「新殖民主義」嗎？| 現場

西方主流敘述常常鼓吹「中國在非洲」是「新殖民主義」，中國人對非洲人有嚴重的種族化的言行和甚至制度實踐，這種意識形態言論背後多少內含著西方的道德優越感和國家利益競爭的戰略需要，但由於西方話語的霸權地位，這種主流敘述流傳甚廣，甚至波及國內，無形中左右著國內媒體和言論的導向性。在話語權的角逐間，我們如何認知和抵達「真實」？

2016年5月10日，香港理工大學教授應用社會科學系嚴海蓉教授受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邀請，在清華大學做了一場題為《中資企業在非洲：勞工和種族化敘述》的講座，試圖澄清近十年來關於「中國在非洲」的各種意識形態論述，為當代中國人了解非洲提供更為真實的導引。

香港理工大學教授應用社會科學系嚴海蓉教

嚴海蓉及其合作者實地調查數十個非洲國家，結果表明：其一，「種族化在中非交往中不是單向的、單元的；也不是中非之間雙向的、二元的；而是包含著西方主流的、有多方社會行動者參與的複雜圖景」。其二，確實有部分在非洲的中國人在話語層面上有「種族化」非洲勞工的問題，然而在企業制度和管理上，非洲中資企業卻並沒有西方在全球南部國家所常有的「勞工種族化」。

種族話語

「黃種人」在南非是如何從「黑人」進化成「榮譽白人」的？

談論種族化問題，自然先說明何謂「種族化」。嚴海蓉指出，「種族」的概念與近代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密切相關，它絕不是一個自然的範疇，而是近代走向全球化的歐洲資本所主導的政治經濟權力發明的一個範疇，「種族化」則是用「種族」這一範疇來製造、歸納、解釋以及合法化社會差別和等級，「種族化話語」是特定社會結構的產物，它通過政治組織來完成，因而具有意識形態效果。

「種族」這一概念具有虛構性，並且與更廣泛的政治-經濟-社會進程有著密切的互動關係。全世界有很多例子，例如英國歧視加勒比工人、美國鄙視墨西哥裔美國人等。在美國的移民史早期，愛爾蘭人被看作是低下的種族，於是他們被歸入「黑人」；而早期的墨西哥上層階級的移民，則被美國納入「白人」的行列。

更意味深長的是華人在南非的「色變」。17世紀開始，華人開始在南非開普敦開拓，在19世紀後期，華人作為黃種人，被劃入「黑人」的行列並遭受著與黑人相似的不公待遇，而在20世紀初，華人待遇有所好轉，勉勉強強成為「有色人種」，以和黑人稍有區分，1950年代以後，由於日本人發達了，開始在南非投資，這些黃種人就被封為「榮譽白人」，以顯示他們的「尊貴」身份，1980年代以後，台灣人也發達了，同樣開始在南非投資，這些華人同樣被封為「榮譽白人」。然而，1994年以後，隨著「黑人賦權」進程的日益展開，黑人在南非開始享受各種各樣的特殊優待，在南非的華人又開始爭取成為「黑人」了。

中非交往的種族化

中國僑民在歧視非洲人嗎？

對於中非交往中的種族化問題，嚴海蓉通過實地調查表明，中國僑民實際上並沒有條件在非洲製造公開的種族化話語，這與華人在非洲並沒有佔據主導權有關，也與中國政府不能容忍種族化行徑有關。更為重要的是，中非交往之間的種族化既不是單向的，也不只是中非之間的二元關係，而是一開始就滲透著各種西方勢力及其權力話語。

例如，對於西方精英來說，他們擅長於把中國人描述為新殖民主義時代的統治民族，中國人是最壞的僱主，中國管理層有族群中心主義，不僱傭當地非洲人，因而妨礙非洲當地的發展，等等，這些論述影響廣泛，特別是在非洲媒體基本上依賴西方來獲取新聞資訊的條件下。誠然，有些華人管理層和工人在非正式場合也常常流露出種族偏見的言論，例如有華人管理層在受訪時曾說出這樣的話：「You can take them out of jungle, but cannottake jungle out of them」（「你可以把他們帶出叢林，卻不能把叢林帶出他們的心靈」）。加之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的主流話語也滲透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自然而然地把西方等同於先進，把非洲等同於落後，因而難以避免地產生對非洲人的種族化心理。

非洲精英階層大部分受西方主流話語的熏陶，也會把中國僑民視為難以同化的異類，並且處在以白人為最優良的種族序列中的較低端。更有甚者，非洲國家的一些政治精英往往通過在野黨來煽動對中國人的敵視（儘管這些在野黨上台後就會迅速向華人頻頻示好），西方媒體也趁勢鼓噪而上，將在野黨的煽動視為「非洲人民」的呼聲，因而加劇了這種敵視。同樣，非洲工人也自覺不自覺地利用種族化來謀求自身利益，例如，儘管大部分非洲工人受雇於規模較小或利潤率低的中資企業，他們可能通過種族化中國僱主或中國人來抱怨低工資低待遇，或對反華的政治動員作出積極回應。

勞工種族化

中資企業在壓榨非洲勞工嗎？

種族化話語落實到生產關係層面，便是勞工種族化的問題。歷史上的勞工種族化，以美國的黑奴制度為典型，當代的勞工種族化，則是將勞工在日常生產結構中的地位與種族化話語相關聯，以維繫勞工分工和職業等級結構。而嚴海蓉認為，勞工種族化的最重要目的，在於獲取超過一般利潤率的「超額利潤」。勞工種族化主要是僱主強加給非白人勞工的，通過儘可能地壓低非白人勞工的工資，製造更惡劣的勞動條件，以便獲取更高利潤；種族化也是白人勞工對其他勞工的戒備和排斥，因而種族勞工化不僅是至上而下強加的，也生成於工人之間，於是勞工團結的想像被勞工種族化的想像所替代。

西方世界的勞工種族化的例子數不勝數，例如，即便是在21世紀初，美國加州食品行業中的白人每小時工資也比拉丁裔工人高出近3.5美元。然而，在非洲，中資企業儘管也存在種族化問題，卻與西方企業的種族化有顯著的差別。

中國公司並沒有通過「種族化」額外壓低非洲勞工的工資，以獲取超額利潤。以尚比亞銅礦業為例，尚比亞工人或有抱怨中資銅礦公司的低工資，然而這主要是由於這些中資企業本身是中小企業，無論規模還是利潤率都無法與西方跨國資本相比——嚴海蓉在這一語境之下，把跨國資本稱作「capitalism from above」，而中小企業則是「capitalism from below」。在後一種情況下，中國的中小企業和非洲本地企業在利潤上的差異無幾，所以難以提供非洲本地人所預期的「外企」能提供的高工資，也因此被西方媒體指責：中企的工資低。何況，在非洲的中國員工也不一定比同類的非洲工人高。然而，西方在非洲的跨國資本，即便可提供非洲勞工相較於本土企業更高的工資，它們依然可以榨取「超額利潤」。

與西方在發展中國家投資不同，很多中國人或中國公司去非洲，主要不是因為非洲勞工更廉價，而是希望開拓和利用非洲的市場機會。例如，在非洲的中國人大概有一半居住在製造業最為集中的南非，但2014年南非製造業工人平均工資是同時期中國國內的平均工資的兩倍還多。

另外，在非洲的中國人相比於西方人更缺乏權益、制度和文明上的優越感。西方人往往自以為他們無論政治和勞工權益，都遠超過非洲人，而在非洲的中國人則並不那麼自信，他們甚至認為非洲一些國家的勞動制度要強於中國，比中國政府更看重勞動制度是否得以嚴格執行，有些非洲國家的工資和福利標準還高於中國。

西方媒體往往指責在非洲的中國企業和中國人自我封閉，與當地社會不往來，但實際上，中國僑民比較融入當地，較少「種族」隔離，他們的居住地也甚少有Chinatown（中國城）。個中緣由，在於中國人或受社會主義平等觀念的影響，較少帶有種族偏見，或因中國本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無論經濟和政治上都並沒有明顯的自我優越感。

嚴海蓉及其合作者的研究建立在對非洲的詳實調查的基礎上，事實上，他們在數十個非洲國家對中非僱主和僱員做過450個左右的訪談，對非洲十個國家2000名大學生和教職員工進行問卷調查，而這還只是實地調查的一部分。通過調查得出的上述結論，儘管意在挑戰西方主流關於「中國在非洲」的意識形態話語，但他們也指出，隨著中非各個層面的關係日益密切，也隨著中國日益深入地納入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未來是否會加劇話語層面上勞工種族化的問題，是否這種「勞工種族化」話語會落實為制度實踐，這一切都有待進一步觀察。

本文為獨家原創稿件，文：戍安，編輯：禽禽，未經授權其它公號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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