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巴黎到蒙彼利埃
從巴黎到蒙彼利埃
（乙未閑讀漫錄之三）
賀衛方
這一年的法國之行是旅行激發讀書慾望的又一個例證。我第一次到巴黎已經是16年前了，而且是在冬天。儘管當時巴黎正沉浸在那種即將進入新千年的氣氛之中，但是冬日的天色陰沉，塞納河的流水也少了些許歡快的氣息。五月初，終於又有機會再次遊覽這座城市。此次是應法國公證人高級理事會邀請，與兩位中國政法大學的教授馬宏俊和馬志冰一起考察公證制度的現狀。不過，說是考察現狀，我連歷史也是不甚了了。多謝理事會負責與中國合作的西鳳女士的周到安排，打開了我在知識上的一扇新窗戶。（西鳳法文大名Marylise Hebrard，這中文名字取的，可以做某種酒的絕佳代言人。）不僅如此，從巴黎到地中海岸邊的蒙彼利埃還串聯出一系列有趣的人物和故事。
與蒙彼利埃大學法律系同行合影（左一是西鳳女士）
法律系建築外牆上的瓦萊里語錄
讓我長話短說。蒙彼利埃大學乃是歐洲最早的大學之一，而且由於羅馬教皇1219年發布詔令禁止在巴黎大學教授羅馬法，該校只好專註於神學、哲學以及教會法，加上地理上與義大利和西班牙的毗鄰，蒙彼利埃就成為整個法國的羅馬法教學的早期中心。有機會造訪這所法學傳統源遠流長的大學，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在蒙彼利埃大學法律系古老的方庭里，牆上懸掛著一方石刻，寫著一段有關自然法的話語。仔細看下面的署名，卻是法國著名詩人瓦萊里（Paul Valery），「1888-1892年蒙彼利埃法律系學生」。我想起自己在1980年代就讀過梁宗岱的書《詩與真》，記得梁曾經向瓦萊里（梁譯作「梵樂希」）請教詩，卻未曾記得瓦萊里竟然是這所大學的一位法科學生。這當然給那句名言「許多詩人是法學院的逃兵」增添了又一個例證。
回國後翻箱倒櫃地找出了梁宗岱的《詩與真 詩與真二集》（三聯書店1984），重讀了其中寫瓦萊里的篇章，也包括瓦萊里為梁譯陶淵明詩集寫的序言。確實，瓦萊里在大學期間就不喜歡法律專業，卻雅好數學與文學。拿到法律文憑也就告別了法律職業，成為里程碑式的偉大詩人。梁氏是他接觸到的第一個中國人，他通過梁譯陶詩，了解了中國詩詞的風貌，對於中國古典詩有過頗有啟發性的評論。梁氏留學期間還與來巴黎訪問的胡適有過一面之雅，留法歸來，正是胡適邀請他到北大法語系擔任了系主任。但未曾想，梁氏不久就鬧出了婚姻糾紛，胡適從中協調未果，案子最終打到法院，胡適頗不滿於梁氏的不通情理，為梁氏原妻何潔瓊聘請了名重一時的大牌律師林行規代理此案，不僅如此，胡適還親自出庭充任證人。有趣的是，畢業於英國倫敦政經學院並獲林肯律師會館出庭律師頭銜的林行規律師，當時也兼任北大法律系教授。梁宗岱方面呢，請的律師也是大牌——戴修瓚，又是北京大學法學院的著名教授。我們可以想見，那次審理是何等地轟動士林與市民。我手邊保留著謝泳教授多年前寄贈的1934年《法律評論》合訂本，其中第11卷第12期載有北平地方法院的判決書全文。案件以梁宗岱敗訴告終，不久之後，北大決定不再繼續與梁宗岱的聘約。
後來，西鳳女士來京，幾位朋友一起北京西山的鷲峰山莊吃飯，意外地在那裡看到了林行規先生的塑像，原來這個山莊當年就是林大律師的私人財產，真是無巧不成書。胡適於1932年夏天來山莊避暑，並有詩贈山莊主人，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記下了這首詩，題為「讀了鷲峰寺的新舊碑記，敬題小詩，呈主人林行規先生」，末章節附註「偶效黃山谷體」：
誰創此者？釋子深，
誰中興此？法家林。
五百年中事翻覆，
惟有山水無古今。
我游此地獨心喜，
佛若有靈亦應爾。
建剎養僧修四禪，
不如開山造林福百里。
同行的丁文江也有詩贈林行規。可惜天不假年，林行規1944年去世，卒年62歲。1950年，已經客居美國的胡適見到故友的兒子，當時還屬於北京大學法律系二年級學生的林繼儉，將當年寫給乃父的詩又書以贈之。《胡適日記》1月7日：「林斐成先生（行規）的幼子繼儉（北大法律系二年生）來看我，他談起他去年四月起就告病不去北大了，因為那時學生人人須『坦白』，排日程輪流『坦白』。」
原載「鳳凰讀書頻道 · 賀衛方專欄」，鏈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A0Mjc0MA==&mid=2650236195&idx=1&sn=838b5e0b415e013a83cf9c69b3ffaf07&scene=4#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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