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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大時代

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大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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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什麼是道德?


幾千年以前,是沒有道德這一說的,大家都憑著自己的心意去做事,這時有人做了一件事,另一人會覺得「這事做得不對」——請注意,這個「不對」就是是非的開端,就是好壞的伊始,就是道德誕生的先機。

有人認為某件事不該這麼做,那麼他一定是覺得了這件事應該怎麼做才對——這就產生了道德。


為什麼會覺得不對呢?比如說殺人。有一人殺了人,就會有人其他人來報復,這樣下去,整個社會就會低效。


一個平穩運行的社會應該是高效低成本的,這一條需要我們牢記。


我們常說,存天理滅人慾,舊社會的道德是違背人性的,那麼仔細想想,那些仁愛友善、孝順師長的道德違背人性嗎?恰恰相反,它們是最貼近人性的。

為什麼墨家講究的是兼愛,而儒家講究的是孝悌,其次才是推己及人?因為這是人性,人一定先愛自己,才能愛最親近的人,才能去愛旁人。要讓自己去平等地愛所有人,成本太大了,太不實際了。


所以道德是怎麼來的呢?


道德正是先賢們從那麼多個「不對」和「應該」里提煉出來的,它符合了人性里美好的、基本的特性,而許許多多個道德加在一起,那就是禮。


所以禮法是不成文法,它是把符合人性美好的東西提煉出來的,是符合每個人的自身需求的。


儒家說「克己復禮」,這個「復」字就告訴了我們,它是在「恢復」而不是「制定」。

恢復是修補,制定是無中生有。


孔子是反對無中生有的。


春秋時期,孔子的某位老師,鄭國的子產大夫,鑄刑鼎,所謂「刑鼎」,就是把刑法刻在鼎上,形成成文法,規定了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


成文法是統治階級自己制定的,強制你必須做什麼,不能做什麼的東西。是對統治階級有利的規定。


這就是無中生有的弊端,誰來規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誰都規定不了,只能根據時間長河慢慢提煉,慢慢領會。

所以每當我們翻閱《論語》,我們能看到這本書里儘是「仁」和「君子」,我們能看到這裡面說了很多能歸屬為「仁」和「君子」的人和事,卻發現不了一個對「仁」和「君子」的定義——這是很有趣的,我們每當打開教科書,總會發現各種各樣的定義,可是這裡面孔子卻「滑頭」地不去定義。


不去定義好嗎?好極了。


法家脫胎於荀子,荀子認為性本惡,所以需要強制,所以禮法變成了成文法。


成文法就規定了你的行為舉止,方方面面。

穆罕默德可能是偉大的,但現在很多僵化的教徒卻只能按照《可蘭經》行事。


清朝思想為什麼僵化?因為《弟子規》也是這樣的,「其為人也孝悌」一句話引申出一個人對父母師長君主方方面面需要做到的僵化的行為。


「弟子規」,那是「規」,規矩規定規範。


有哪本儒家典籍用「規」這個字的?


但是在清朝之前呢?


我會告訴你,清朝之前的儒家,已經發展到一個空前的黃金期了。


二 明朝的殉國究竟值不值得提倡?


我們談明朝,經常會津津樂道於明代殉國者實多,為歷朝之最,卻沒有太多人發現,明朝叛國者也是歷朝之最。


這就有趣了,這是為何呢?


要討論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去考慮一番明朝的儒家思想風氣,回到第一大段的那句話:「一個平穩運行的社會應該是高效低成本的。


什麼樣成本最低?那就是趨近於平衡態。


儒家追求的是讓少部分人擁有極高的道德感,大多數人像普通人一樣生活。因為大多數人是達不到那種極高道德感的。這樣是君子社會,相比較,小人並非道德水平低下,而是用來稱呼「做不了君子」的人的。


所以明朝的理學風氣下,那是希望每個人都有高道德的社會。它逼著所有人都成為君子,它要求每個人都有極高的道德感。


這種風氣最終導致的,就是很多本身就成為不了君子的人,反而會淪陷。


所以說明朝殉國的人數歷史上第一,叛國的也是第一。


這樣的社會風氣是不穩定的,如此不穩定的社會風氣,帶給我們的只有「平日袖手談心性,臨事一死報君王」。


所以明朝該亡。


三 關於明朝的專制


很多朋友有誤區,總是把「明朝社會風氣自由」、「明朝皇帝好」和「明朝好」混為一談,甚至三位一體,其實笑掉大牙了,這三個命題中,第一個和後兩個本身就是始終對立的。


明朝確實是很專制的一個朝代,它專制到什麼程度呢?


它沒有相權干擾(廢丞相),沒有外戚篡權(后妃必自民間選),沒有宦官干政(軍權牢牢抓在手中)。


因為它已經是皇權發展到極致的產物,它吸取了秦漢唐宋元歷朝歷代的弊端,只要你皇帝想集權,皇權就能立刻拿到手。


魏忠賢?相比於唐代動輒廢立皇帝的宦官,魏忠賢只是一條依附於皇帝的狗。


所以明朝從一開始,就是一套非常專制的制度。它不給任何權力流出開口。


所以說明朝專制,是沒有錯的。


有人說,既然專制,為什麼還會有洪武之治、永樂盛世、仁宣之治?


專制與否和昌盛與否本身就不是相關命題,民主國家印度比專制國家迪拜窮得多,很多所謂的民主只是一層破皮。


而明朝自由主義風氣抬頭恰恰是在國運稍有頹勢的時候——


土木堡之變。


明英宗聽信宦官王振的慫恿御駕親征,結果被也先扣留,史稱「北狩」。


土木堡之變後,誰的話語權變大了? 是文人,是文官集團。


這之後文官開始逐漸登台,弘治皇帝孝宗被譽為一代明君,因為他不做事,文官們在內閣商議好,他點個頭就是,說得不好聽一點,這叫「聽話」。


正德則恰恰相反,正德是皇帝的個人主義和文人的自由主義之間的第一次鬥爭,他一點也不「聽話」,所以明武宗評價很差。


而在這時,誕生了一個大人物,他叫王陽明。


某種意義上來說,王陽明是明朝滅亡的一個根源,因為他的心學「出入於佛老」,讓更多的士人開始務虛,「平日袖手談心性,臨事一死報君王」,只會扯皮,沒人干實事了,怎麼會不亡?


但話說回來,這樣的明朝為什麼就不能亡?——這恰恰是很多朋友沒有想到的,如果這樣的明朝亡了之後會變得更好,為何不亡呢?


這是下文,我們接下來會談到,轉回王陽明。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王陽明的心學其實更多是內聖而非外王。修自身,這是什麼?那就很明顯了——個人主義。


正德皇帝沒有兒子,楊廷和迎立藩王的兒子繼承大統,這時楊廷和堅持要這位新皇帝(即「嘉靖」)尊正德皇帝的父親為父親,而嘉靖堅持要只認親生父親為父親。


雙方僵持不下,史稱「大禮議」。


如果我們稍微留下一下就會發現,支持嘉靖的那些文人,大多是王學(即心學)門人,甚至頭號人物張璁也與王陽明交友過密。


所以這場大禮議其實是新生的陸王心學與老牌的程朱理學之間的抗衡。


但不管誰贏誰輸,這一次大禮議,確確實實埋下了伏筆——文官集團的力量越來越大了。


雖然嘉靖牢牢控制了四十八年,但到了萬曆年間,文官集團已經可以和萬曆抗衡了。


這也是一定會發生的,幾千年來的專制在明朝達到了頂峰。就像上面說的事物的兩面性,所以反抗也必然隨之誕生。


王陽明帶來的個人主義使得明朝風氣變得極為自由,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只有唐和明是有晚期的。


晚明自由主義風氣,一方面把明朝推向了滅亡,另一方面也確然會成就新的輝煌。


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大時代即將到來。


四 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大時代


很久以前我一直不明白,為何明朝晚期能在出了王陽明後,又接連出了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許許多多在中國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人物。


這是我之前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憑什麼晚明就能出這麼多思想史上的超級大人物?


為什麼以前出一個都要幾百年?明末這麼緊鑼密鼓地出現?


後來我想通了。


原因就在上面。


因為這是中國歷史上發展到明朝以來最專制黑暗的時代,也是思想積蓄最全面的時代。


按捺不住就會噴薄而出,最終衝破黑暗。


所以我從不哀嘆明朝滅亡,明朝該亡。


自由主義導致務虛,務虛導致明亡,明亡後這些人一定會反思,反思後會在務實和務虛中產生真正的大思想。這種大思想會作用於下一個自由主義土壤上,生根發芽,開啟新的憲政。


所以鼓吹明朝是要不得的,明朝內閣本身就不是君主立憲制,但明朝晚期的自由主義土壤會給華夏文明帶來極大的光輝。所以必須要明亡一次,才來從外部改造這個社會。


所以王陽明導致明朝亡了,然後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開始反思。


黃宗羲,明亡後寫出《明夷待訪錄》,這是儒家史上最高級別的提綱挈領式的文字,全書很短,卻震古爍今,屬於務虛類的至高,「天下為主君為客」這七個字一出,照亮了華夏五千年歷史。


王夫之,明亡後寫就《讀通鑒論》與《宋論》,這位痛斥了宋明以來文人的清議習性,極為推崇務實,腳踏實地、實事求是,最終閃耀了湖湘學派,曾國藩、毛澤東均由此始。


顧炎武,明亡後寫來《日知錄》,後人評價「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這是真正的經世致用的學問,開啟後世樸學先河,以務實為第一要義,真正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方案。


務虛提綱挈領,務實腳踏實地,這才是大時代光輝。


因為自由主義的土壤已經在那裡了,所以真正總結出弊端的務實和務虛一旦植根於這片土地,那麼可預見的是,我們將迎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大時代。


可是我們都知道,這個大時代是不存在的。


原因我們都知道,歷史給我們開了一個玩笑,就在我們中華文化內部即將完成最重要的轉型之際,這個缺口被堵上了。


顧誠先生《南明史》有言:「明清易代,是中華民族內部一個落後的人數不多卻又是驃悍的滿族上層人士勾結漢族中最反動的官紳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漁翁之利,竊取了農民大起義的勝利果實。歷史進展的事實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據。中國在明朝中期以前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中期以後在科學技術等方面已經逐漸落後,但是直到明朝末年中國同西歐國家之間的差距並不大,被大順軍推翻的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檢統治時期還是孜孜於引進西方科技,特別是火器和歷算,不少士大夫也拋除畛域之見,注意吸收西方的新知識,儘管他們的目的是為了挽救行將滅亡的明帝國。清朝統治的建立是以全國生產力大幅度破壞為代價的,穩定後的統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稱之為康雍乾盛世。正是當中國處於這種『盛世』的一百多年裡,同西方社會發展水平的距離拉得越來越大。


明朝該亡,那是歷史進程中中國最專制的時代。


可是明朝滅亡後,不該是那個更加禁錮思想,把一切都變成「規定」一樣的僵化朝代。


顧頡剛有言:「清代三百年,文獻不存,文字獄禍尚有可以考見者乎?曰:有之,然其嚴酷莫甚於清初。


本來明朝滅亡後,我們迎來的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大時代,沒想到卻面臨的是思想上最陳舊的黑暗時期。


最後說一句,專制與否和昌盛與否本身就不是相關命題。


倒也不妨丟一個問題:新的時代,來臨了嗎?


我的答案是:現如今是一個正在蓄勢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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