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的殘疾人在德軍居然擊落11架美英空軍的飛機
「我當時不僅是未成年人，而且還是作為殘疾人參戰的」
和很多「二戰」老兵一樣，哈帕赫的回憶也是從「父母房屋」（德語稱作「Elternhaus」，意為「由父母建立的家庭」）開始的。
他的父親是1894年生人，20歲時被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曾到過比利時和羅馬尼亞。戰後他選擇學習牙醫，並讀了博士。「二戰」開始時他已經45歲了，還是被再次征入軍隊。作為一名大齡老兵，他沒有參加在波蘭的軍事行動，而是被派到波蘭參與對佔領區的管理工作。西歐戰役結束後，他又被派往法國和比利時執行同樣的任務。
在派駐比利時的那段期間，父親和他的比利時房東一家結為朋友。這種友誼保持了兩代，至今哈帕赫與那個房東的兒女仍然有聯繫。哈帕赫在過81歲生日時還收到了來自比利時的賀卡。
父親在戰後開了一間牙醫診所，1975年死於腦疾，去世時的歲數和哈帕赫現在的年歲正好一樣，也是81歲。說到這裡，哈帕赫摘下了眼鏡，開始擦拭不知不覺流下的老淚。我想，遠離社會中心的老人們在生命暮年更容易向逝去的親人傾注感情，這一點可能是人類的共性。
情緒平靜下來以後，哈帕赫接著說：「一個家庭傳統的接替，最典型的表現就是職業的傳承。我爺爺就是給人看牙的，我父親也是牙醫，我在戰後又接了父親的診所。」
我插話道：「在中國也是這樣，職業信譽的最有力證明就是『祖傳』。當醫生、腌鹹菜、修指甲、做菜刀……全都是這樣，代代相傳的手藝才讓人信得過。」
哈帕赫會心地一笑：「現在這座城市還有哈帕赫博士的牙醫診所，但那個哈帕赫不是我，而是我的小兒子。」
「我是獨生子，」老人繼續說，「家裡還有3個姐妹。我的大姐長我4歲，在戰爭後期她也進了『空防助手』的隊伍，負責操縱探照燈，而且還加入了納粹黨。當時有個『聰明人』給我們出主意說：入黨吧，還是入黨好，戰爭要是打贏了，戰時入黨的人就有了以後謀生的政治本錢。要是打輸了呢，也就不會有人再去問這件事。德國人嘛就講究個『生涯設計』，這個說法打動了姐姐，並導致了她的入黨。
「姐姐的決定讓我也動了心，我也跟著遞交了入黨申請。不過，艾森斯的納粹組織還沒來得及處理我的申請，德國就投降了。這一場陰差陽錯，造成了我和姐姐在戰後完全不同的命運。我後來順利地走上了學牙醫，讀博士的道路，而姐姐因為當過納粹黨員，上大學一概遭拒。在『生涯設計』上的失誤造成了她一生的遺憾，直至最後去世。」
我感嘆道：「這種錯誤是很難避免的，當時德國有多少人具備獨立判斷政治的能力啊！」
哈帕赫補充說：「特別是當時的孩子們！孩子們是最容易追隨社會主流價值觀的。直到德國徹底失敗之前，我都把納粹的領導和民族的希望聯繫在一起，根本想像不出失去了『元首』的德國會是個什麼樣子。
「我們這兒距離威廉斯哈芬的海軍港只有50多公里的路程，從1934年6月30日『海軍上將格拉夫斯佩』鐵甲艦下水開始，人們光是從這個軍港身上就能看出德國的備戰景象。1939年4月1日，「提爾比茲」戰列艦下水時，希特勒親臨現場剪綵，這對我們這些小地方的人來說可是天大的喜事。老百姓從四面八方湧向威廉斯哈芬，到那裡去夾道歡迎希特勒的車隊。那次我也跑去了，就是為了看一眼希特勒，當時我才11歲，全體德國人都在為希特勒重振經濟的成就歡呼，我當然也跟著歡呼。從戰後到現在，我一直對我的上一代人不滿，他們是經過『一戰』的，是知道兩百萬德國軍人是怎麼死的，但他們沒有告訴我們應該從那場戰爭里學到什麼教訓，獨裁政府滅絕了他們的一切判斷力。
「1938年慕尼黑協議剛一簽署，人們就覺得不會打仗了，結果一年後德國就開始打波蘭；拿下波蘭以後，人們認為戰爭就此結束了，但第二年德國就開始了西歐戰役；在西歐戰場把法國打垮，把英國人趕回島上以後，人們相信戰爭不會擴大下去了，結果一年後又開始打俄國人……，德國老百姓就這樣一步步地被拖進了戰爭的深淵。」
我問：「您到德國投降時也不過是17歲。作為一個未成年人，您是怎麼被卷進去戰爭的呢？」
哈帕赫說：「我當時不僅是未成年人，而且還是作為殘疾人參戰的。」
我感到很意外：「您的腿那時就有毛病嗎？」
老人拍拍右腿說：「我在很小的時侯患了小兒麻痹症，後遺症造成了膝關節後軟組織攣縮，導致終身的關節屈曲障礙，說白了，就是一輩子的瘸子。按理說，像我這樣的身體條件別說是打仗，在後方還需要別人關照呢。」
「那您為什麼也會參戰呢？」
「我其實不必參戰，但我認為自己也有一份保衛國家的責任，所以就主動報名去當『空防助手』。原本我特別擔心會遭到拒絕，沒想到學校還真得批准了，部隊也真得就收了我！就這樣，作為一個未滿16歲的殘疾人，我在1944年1月17日進入了海軍防空部隊的協防行列，被派到東弗里西亞群島去操作105毫米口徑的高射炮。第二年的4月22日，也就是德國投降前的兩周，我被正式編入了海軍炮兵部隊，變成了一名真正的軍人！」
一個瘸足的殘疾孩子不僅被送到前線，而且還會成為一名正規軍的士兵？這簡直是匪夷所思！聯想到老兵奧克爾在戰爭後期見到的「老頭連」、「聾子營」、「胃痛營」……德國軍隊在「二戰」後期的兵員質量的慘狀已可想而知。
我算了一下問：「這麼說，您參戰的時間總共是一年零三個月。在這段時間裡您打下過敵人的飛機嗎？」
哈帕赫說：「高射炮是『集體項目』，不能說哪個人打下過多少飛機。我所在的連隊總共擊落過11架美英空軍的飛機。同時，我們也付出了3人死亡和10多人負傷的代價。」
我又問：「面對這樣的戰爭代價，您覺得應該怎樣總結這場戰爭的責任呢？換句話說，有些『二戰』老兵一直在主張重新評判戰爭責任，您對此是怎麼看的呢？」
哈帕赫說：「每一場戰爭都存在責任國，但確定責任卻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因為我們很難用『這一方正義，那一方非正義』這樣簡單的方法來界定是非。比如說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敵對的各方都不是絕對正義的。不過，任何一場爭鬥都存在著主要責任方。『二戰』因德國而起，這個主要責任是德國無法推掉的。承認了這一點，歷史的這一頁就要翻過去。我知道現在有一些人總想好好說道說道『二戰』勝利國的責任，我覺得這樣做其實沒有什麼積極作用。面對已經發生的戰爭災難，人們更應該操心的是如何確保悲劇不再重演。所以，彼此清算沒有意義，重要的是要讓後人從這場戰爭的代價中看清一個國家的行為準則，知道今後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做了以後會怎麼樣。」
我說：「向前看的基礎是了解歷史，了解歷史的前提是搞清歷史。德國在這方面總體做的不錯，所以成了『歐洲家庭』的核心成員。您覺得日本有可能在亞洲發揮類似的作用嗎？」。
哈帕赫笑了：「這不可能吧，至少在看得見的時間內。帶動歐洲走向聯盟的火車發動機是德法合作，可誰都知道這兩個國家曾經是上百年的死對頭！德國人在戰後是一點點站起來的，最後達到了和鄰居們目光平視的高度，靠的是什麼？就是認錯、賠償、合作。亞洲要走聯合的道路，沒有中日的聯盟是不可能的，但日本對在中國犯下的罪行都不認賬，又怎麼會做到和中國聯手推動亞洲一體化？要想得到掌聲，僅僅露出笑臉是不行的，還要拿出讓人家歡迎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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