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黑人男孩遭到性侵後選擇忍氣吞聲？
近日，針對阿非利卡·班巴塔（Afrika Bambaataa）的孌童指控牽動著許多非裔美國人的心。在這樣的行為戕害天真孩童的身心同時，指控更將矛頭指向了黑人社會的偶像人物 —— 一個通常被視為 hip-hop 教父的男人。與比爾·考斯比（Bill Cosby）的強姦醜聞相比，兩起事件在指控罪名的大小和涉案明星影響力這兩方面都有顯著不同。但是，兩者為全美國黑人社群敲起的警鐘是同樣響亮。
性侵害理應是一種與膚色無關的社會病（social malaise），雖然數字證明白人男性成為犯案者的 可能性更大。多年來，諸如伍迪·艾倫（Woody Allen）、羅曼·波蘭斯基（ Roman Polanski）以及布萊恩·辛格（Bryan Singer）這樣的好萊塢大腕都曾被控孌童，這些指控令人深感不安。我本人也是兒童性侵的受害者，從13歲起開始便遭受一位頗有威信的神職人員騷擾。在我看來，比起班巴塔受到的指控，社會對猥褻孌童案的橫行持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現實才更加觸目驚心。尤其當被侵犯對象是年輕黑人男孩時，我們的社會似乎刻意選擇視而不見。
針對班巴塔的指控爭議焦點在於紐約州的規定訴訟時效。雖然紐約是自由和進步政治的中心，但它針對兒童性侵指控的 限制性條款卻是最多的 —— 甚至跟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馬州不相上下。受害者只能在滿23歲以後才有權上訴，並且指控在公共機構（比如學校、看護所）受到侵犯的兒童，還需要在事件發生90天內強制籤署一份 「上訴意圖書」 。
羅納德·薩維奇（Ronald Savage）是土生土長的紐約人，就在本月初，他成為了第一個控告班巴塔性騷擾的人（之後至少又有3個人作出了同樣的控告）。為了引起人們的關注、推動廢除陳舊的法規，他與我們分享了他的故事。 「我認為規定訴訟時效對於受害者來說不公平，」 薩維奇接受《每日郵電》（Daily News）採訪時說道， 「我花了這麼多年才能夠把這件事說出來，而這項規定卻讓我感到很狼狽，很羞恥。」
承認受到侵害，對一個孩子而言需要付出的代價不僅是精神、情感上的創痛 —— 還有時間。從一個受害者的角度來看，限制性法規就像一樁表面證據確鑿的案件（prima facie case） —— 但法律保護犯案者的力度超過了受害者。
班巴塔的控訴人也使得公眾得以深入了解慘遭猥褻、強姦或性侵的年輕黑人男孩是如何在沉默中忍受煎熬的。這不是一幅美國社會整體、尤其是美國黑人社群經常被迫去應對的畫面。我們的媒體傾向於把性侵受害者定義為 「白人」 、 「女性」 ；而且在猥褻和強姦的話題上，主流論調也常常建立在異性的基準範式上 —— 這就使得人們覺得 「男對男」 式的兒童性侵害鮮有發生。而即使發生，人們也只會給加害者貼上 「變態」 的標籤，僅此而已。
至今，一個佔據社會主流位置、被認定為異性戀的男人（身份甚至可能還是傑出的成功人士）猥褻小男孩，仍被視作是一件 「不太可能發生的事兒」 。這種錯誤的認識同時也說明，在一個榜樣難尋的社會，黑人男孩面臨的處境更加混沌。
2013年，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研究發現，年輕的黑人男孩 —— 不論性取向如何，在成長過程中往往感到巨大的壓力，夢想成為一個 「擁有高度男性化外表、全副武裝抗擊種族主義和社會壁壘」 的強有力的黑人男性。而他們這種想要變得更強硬、更有控制力、情感更加堅韌的社會壓力，也在成長的過程中被不斷加重。可與此同時，他們又生活在一個經常將非裔美國男性視作透明的社會，因此站在受害者的角度，要承認受到這種最私密、最激烈的侵害，他們所受的負擔簡直無法想像。
薩維奇在向一家紐約小報講述他與自殺的念頭苦苦糾纏、飽受無法維持親密關係的煎熬時流下了眼淚。我想，我看到的是一道永遠不會癒合的心靈傷痕。
Q-Tip 和 Afrika Bambaataa ，2011年11月11日，紐約市。 (攝影： Johnny Nunez/WireImage)
班巴塔方面，律師在《滾石》（Rolling Stone）雜誌上發布了聲明，堅稱這些指控 「罔顧事情真相」 、來自 「一個渴望成名的小人物」 ；隨後，薩維奇回應稱他的所為與金錢無關，他只是希望能從縈繞心頭多年的陰暗秘密中解脫。另一名至今不願透露姓名的原告力挺薩維奇，他告訴同一家報紙說， 「我知道羅納德·薩維奇說的是實話，因為班巴塔對我做了同樣的事。」
另一個年輕人哈桑·坎貝爾（Hassan Campbell）也稱班巴塔是 「變態」 ，據他回憶，自己早在12歲時就遭到了他的猥褻。而事發之前，對坎貝爾而言，這位 hip-hop 偶像 「是個父親般的人」 —— 這就是所有指控最令人痛心的地方：作為黑人群體中的傳奇人物，阿非利卡·班巴塔深受人們愛戴，可他似乎背棄了人們的信任。
現年59歲的班巴塔本名凱文·多諾萬（Kevin Donovan），他成長於 「布朗河計劃」 （the Bronx River Projects）時期，曾是一個成功的黑幫大哥。但年輕時的一次非洲旅行使他決定金盆洗手 —— 這件事為人津津樂道。他更名改姓，遠離充斥著犯罪和暴力的生活，投身了音樂和 DJ 事業，組建了現在的 Universal Zulu Nation (UZN)廠牌。他1982年的歌曲《Planet Rock》和1986年的同名專輯，至今仍被視為現代嘻哈音樂、嘻哈文化的奠基之作。 UZN 的分支遍布全球，它傳播的不僅是嘻哈音樂，更有關於賦權、非暴力、社群以及支持原住民權利的信息。
對於遭受大人物傷害的人來說，這就是擺在他們面前的困局。而且以一個孩子的心智，他也幾乎不可能去理解，更不可能去面對如此的 「 雙面人」 —— 外表光鮮、光環遍布，卻干著喪盡天良的勾當。
「黑人性侵倖存者（Black Sexual Abuse Survivors，BSAS）」 是一個 在線援助網路，受害者和倖存者可以通過它分享自己的故事。36歲的德懷特（Dwight）是一名居住在佛羅里達州的音樂人，也是這個小組的線上論壇中的活躍分子。在班巴塔的性侵指控曝出之際，他向我講述了自己的經歷。據他所言，11歲起他就受到一位費城和特拉華地區知名官員的性騷擾。德懷特在15歲那年提出訴訟，起初州政府官員還積極推進這樁官司，但後來就放棄了 —— 理由是缺乏物證。
「作為一名音樂人，我一直對阿非利卡·班巴塔很崇敬，但當我讀到那些控告他的人所講述的故事時，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深信他們所說的都是實話，所以作為一名倖存者，我也終於說出了我知道的真相。」
然而，「真相」 始終撲朔迷離。初次指控以後，班巴塔更加一口咬定這些說法都荒謬至極，並且暗示這是一場更大的、針對他的陰謀的一部分。但由於限定法律訴訟時效的緣故，能夠揭開往事真相的證據或發現已經不可能再成為呈堂證供。事已至此，作為這個社會的一份子，我們必須發問：制定法律到底是為了保護孩子的清白、還是為了縱容罪犯的妄為？
正如美國黑人女小說家托妮·莫里森在她的《最藍的眼睛》（The Bluest Eye）一書中，描寫黑人小女孩在遭受暴力強姦時，說出的那句著名的話：「我們勉強默認、說受害者沒有生存的權利。當然，我們是錯誤的，可這無濟於事。已經太晚了……太晚太晚了。」
愛德華·維科夫·威廉姆斯現居紐約，是一位電視製作人、記者、作家。關注他的 Twit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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