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元年」——民國親歷者的心路歷程
1912年舊金山華僑遊行慶祝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
引言
改用陽曆
民國伊始，尚處於對峙狀態的中國南北方分別改用陽曆，只是開始實行的時間略有不同，光復的南方各省從1912年1月1日起即遵照南京臨時政府的命令改用陽曆，而袁世凱控制的北方省份，則是從舊曆新正才改行陽曆。
曆法關乎正統，晚清以來，又成為文明與否的指標。辛亥年草擬憲法之時，纂擬憲法協理大臣李家駒就以頒歷為中國歷史上大權之一，要求增入正文。而反清人士早就紛紛改用演算法各異的黃帝紀年，以示與清王朝脫離關係。各省獨立後，新政權也多採用黃帝紀年。……12月31日，獨立各省代表會議在南京開會，決定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並於次日起實行。當日，上海軍政分府即電告各省：「現奉孫大總統諭，中華民國採用陽曆，期於一新耳目，與世界各強國共進文明，即以十一月十三日改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日。」要求轉飭所屬，出示曉諭軍民人等一體遵照。
本來清廷也有自1912年1月1日改用陽曆的打算，1911年11月20日，資政院開會討論剪髮、改用陽曆各案，議決以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改為宣統四年元旦，用陽曆而不廢年號。……十月十七日（12月7日）），清廷降旨臣民准其自由剪髮、改用陽曆，著內閣妥速籌辦。可是此時清王朝已經焦頭爛額，於此不急之務，無暇分心旁顧，結果不了了之。陽曆新正這一天，鄭孝胥（1860—1938）記道：「朝廷欲改用陽曆，宜以今日宣布，聞項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辛亥十二月三十日，即1912年2月17日，坐上臨時大總統大位的袁世凱發表布告：「現在共和政體，業已成立，自應改用陽曆，以示大同。應自陰曆壬子年正月初一日起，所有內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陽曆。」署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八日，即壬子年正月初一日字樣。從此，整個中國從法理上進入通用陽曆的共和時代，確切意義的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1
青年學生
1911年12月30日，朱峙三(1886—1967)的家鄉縣署奉令籌備過新曆年，「謂之陽曆『中華民國元年』。宣統辛亥總算終了，滿清氣數二百六十八年已滅亡矣」。如果所記不誤，則在12月31日南京的各省代表會議決定改用陽曆之前，湖北軍政府已經做出了相同的決定。這與相關文獻記載湖北軍政府只是改用黃帝紀元，沿用陰曆，附載西曆為慣用陽曆之預備，在南京臨時政府決定改用陽曆後才隨之改變的說法有些出入，應是最早依據陽曆計算中華民國元年的新政權。當地的寒溪學堂為此扎彩新麗，元旦當天彩旗飄揚，「路人觀者嘆息，謂隨洋人過年，行洋禮矣」。
武昌起義前，朱峙三已經具有反清意識，並且參加過一些文字宣傳工作，只是沒有加入組織。起義前夕，朱峙三突發重病吐血，在病床上挨過兩天，就於起事次日逃回家鄉避難，同時養病。經過數月將息，病體逐漸復元，見局勢漸趨平靜，便動了上省找事做的念頭，為此託過一些同學的關係。轉眼到了1月下旬，朱峙三眼看消息沉寂，而同學好友紛紛上省，「欲往省謀事。蓋臘月年關，百債待還，不勝憂鬱，守株待兔不是辦法」，於是剪去髮辮，戴上西式便帽，父親又為其「卜牙牌課雲上吉，可就事，無危險」。1912年1月27日，朱峙三終於和已經去辮的好友動身出發，走在街上，縣裡的相識者看到兩人均無辮，驚異駭甚。朱峙三的發矇塾師仍然勸其勿往省，「予以謀生要緊拒之」。
……
這時的武昌流行語，見面問「在革」與否，「在革」系老同志，以前參加共進會者，以「滿政」指清政府，「推倒」為傾覆之義，舊官吏為「滿奴」或「官僚派」，還有「遭打擊」、「討論問題」等等新辭彙。
……
恰在此時，朱峙三的同窗好友、早已「在革」、如今在民政部任職的張肖鵠為朱峙三謀到孝感、黃安兩處書記官的位置。朱峙三權衡之下，選擇同學任知事的黃安。書記官須負責審案，原定必須為法政學堂畢業生，後略通融，各學堂畢業生兼用，知事、書記官資格頗寬。薪水百串文，比在省城政府任職及做報館事均為20元要好得多，而且省城位置變化大，往往一個職位半月即取消。……
朱峙三求職，雖然不無謀生的小算盤，卻不乏更新的大志向。臨行前友人告以到任前須拜訪同鄉會，朱認為「國體俱變，現在何必先訪士紳」，況且「又兼司法，到縣後不能與士紳接近，致滋物議。滿清州縣衙門弊太大，冤屈小民不知多少，其作惡士紳、光棍訟師亦負大半責任。委札下後，予即到任，不拜在省黃安同學也」。希望改變訟師、刁紳、劣監與縣署丁役勾結作惡的積習，開創政治清明的局面。
……
不過，朱峙三對於前清的情事並非不問青紅皂白地一概排斥，「清例，公署人員、刑、錢幕友不與本地紳耆接談」。他延續成例，拒絕士紳說官司，來訪者凡涉及訟事，立即看茶送客，並且贊道：「此制度系前清例，甚好，可拒說官司者」。稍後黃安成立臨時參議會，議員中有好幾位的子侄與朱峙三同學，一般交談無須迴避，若是司法說情，則仍然婉拒。同時又讚賞北京政府通令停止刑訊為善政，孫中山總統令開放疍戶墮民、禁止販賣豬仔、保護華僑，皆仁政也。
……
朱峙三雖然傾向革命，贊成共和，卻沒有正確的政治偏見。他認為黃興倡導的國民捐害人不淺，而彭楚藩烈士之父當街掌摑審檢廳官員，為無理取鬧，不識時務。省上發交該縣旗人200名安置，也能適得其所，沒有賣做婢女者。雖然大張旗鼓地過了新曆年，可是舊曆年關，百姓和職員仍照舊例，即由臘月十九至正月十九，縣官封印，不理民刑案件。「舊俗二千餘年，此不易改變者也。」……
2
前清官員
驟然進入民國，一時間最難以適應的人群當屬前清的大小官員。一方面，退位的小朝廷依然存在，而且正式受到優待，各種衙門機構暫時還在虛應故事，許多實官尚未解除與清朝的關係，至少形式上仍然是清朝的臣子。即便後來各衙門陸續被民國政府接收，小朝廷仍然保持了一些機構。另一方面，清王室早已自顧不暇，除少數近臣外，為數眾多的內外大小官員不可能繼續賴以為生，即使不贊成共和，也要設法在民國政府之下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如果刻意立異，以自高身價，還不免有矯情之嫌。
……
從鄭孝胥主張改用陽曆可見，至少在鐵杆保皇者看來，他實在算不上是清朝的忠臣。或引鄭孝胥日記語「民國乃敵國也」，以證明其與民國為敵，且擴而大之指清遺民均以民國為敵。其實，儘管1911年10月底鄭孝胥從天津開往上海的輪船上已經做好終身為清朝遺老的心理準備，並且一再表明決心，卻視為受官中毒、飲鴆止渴的不得已，頗有些後悔登上清王朝的末班船，以致無法棄船逃生。自視甚高的鄭孝胥一度甚至異想天開地企圖在南北之間作調人，他認為：「余今日所處之地位，於朝廷無所負，於革黨亦無所忤，豈天留我將以為調停之人耶？」這樣的打算，在真正的遺老看來，實在是大逆不道。後來寄居滬上者大都附和共和革命，只有鄭孝胥沒有動靜，坊間猜測其真的要嚴守中立。
……
與惲毓鼎將清亡歸咎於變政截然相反，鄭孝胥認為導致革命的根本原因是清廷反對立憲。他對孟森等人說：「革命黨魁，君知其為何人乎？景皇帝為君主立憲之黨魁，反對立憲者，孝欽也。有孝欽反對立憲於前，遂有慶王、攝政王偽飾立憲於後，乃成瓦解土崩之局。故革命黨魁非他，即孝欽是也；慶、攝助而成之，亦其次耳。」認為庚子後清廷實行假立憲才導致革命的結局，因而屢指慈禧為革命黨魁。
退位詔下，在鄭孝胥看來，清朝已經滅亡。辛亥除夕，他在日記中寫道：「北為亂臣，南為賊子，天下安得不亡。」並且完整抄錄了退位詔書和優待條件。然後咬牙切齒地寫下一段話：「干名犯義，喪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種族耳，何足以列於世界之人類乎！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今日之謂也。……夜，聞爆竹聲甚繁，於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畢。」如此惡毒地仇視革命，較清朝的皇族老臣有過之無不及。
壬子新正，鄭孝胥記為宣統皇帝退位後第一年，承認清亡的事實，不像頑固不化如升允，仍然用宣統四年，同時也不承認民國的合法存在。他告訴賀年的日本人士「受吊不受賀」。對於民國，他一開始就處於對立面，當面向同盟會員表示：「吾不能自欺其良知。寧使世人譏我之不達，不能使後世指我為不義，故反對革命之舉耳。」可是對於清室，他也充滿怨恨。屢屢告人「孝欽後初反對立憲，庚子後乃為假立憲。慶邸、攝政王承其宗旨，遂成革命之局。然中國人無真面目，作偽乃其天性，自今以往，當有假統一、假共和之現象，拭目以觀之可矣。」
……
由於和清室及官場的淵源並不深，鄭孝胥雖然自認為執守臣節，在親貴官僚們看來不過是過客，沒有資格忝入遺老之列。張勳復辟時，鄭孝胥上諭見召，卻為青島、上海的復辟黨所排擠。民初像鄭孝胥這樣本來與清室關係不深而以遺老自認者人數有限，而且往往各有盤算。
鄭孝胥的行事，也並非愚忠那麼簡單。民初的時勢使其可以借遺老之名自高身份。在前清官員當中，僅就日記所記內容而言，像鄭孝胥這樣密切關注民初時政者幾乎絕無僅有。張勳復辟之後，所謂禪讓的格局已經破裂，民國政府與遜清王室的關係日趨對立，清查復辟，驅逐清帝出宮，國民革命推翻北京政府，建立國民政府，用共和革命的眼光重估辛亥政權鼎革，看法自然大異。鄭孝胥不諱言以民國為敵國，也只是表明不與之為伍，尚未到漢賊不兩立的地步。
3
紳士
惲毓鼎（1862—1917，字薇孫，一字澄齋，河北大興人，祖籍江蘇常州，光緒十五年進士）是不肯改用新曆的，壬子新正，他焚香謝天，東北向遜位的宣統小皇帝行三跪九叩禮，依然服清朝衣冠，並且函告友人：「改歲之後，別是一番世界。弟唯枯坐書齋，與古人唔對，不復問門外事矣。」……
惲毓鼎一類人最多的活動，是利用民初的結社自由，組織名目繁多的各種團體。他先後在順直公益會（會長馮國璋）任協贊員，在社政進行會任會長，在江蘇公會（會長陸征祥）任評議員，在順直學校國民捐聯合會任正理事，在教育統一會任理事，在順天二十四屬聯合會任副會長，參與五族共和合進會、中國學會的活動。又以「孔道式微，且有議廢祀典者」，特與同人發起孔社，「專壹維持聖道，闡明正學」。在重新興復的醫學研究會為名譽總會長。又發起中華醫學會，舉辦中國學報，任總編輯，作為來賓出席民權監督黨的會議，還參與一些從前清延續下來的團體活動，如旅京公學教育會、醫學研究會，並在順直學校兼課，忙得不亦樂乎。翻看自己的日記，惲毓鼎大概也覺得開會太多，眉批道：「紀念會，歡迎會，追悼會，歡呶不已；評議會，秘密會，茶話會，絮聒不休。終年昏昏沉沉，忙忙亂亂，跳跳搭搭，烏煙瘴氣，不知所做何事。」
惲毓鼎雖然忠於清室，反對革命共和，有時「夜夢與人論國亡之恨，失聲大哭，不能止，痛詈執政之誤國。既醒，淚珠猶被面也。余於故國之思，頃刻不忘，雖在歡場，偶一觸及，則惘惘如有所失」，但對於民國的所作所為卻並非一概抵觸。他對一些舊日的陋習不以為然，如清季士大夫喜赤膊盤辮，雖大庭廣眾亦然，太不雅觀，「剪辮易服後，能湔除此習，未嘗不佳」。當朝官均以清朝衣冠為恥之際，他自詡仍服往日冠服，可是不久就發現很不方便。如至大舞台觀劇，「上流社會人垂辮者唯余等一桌而已」，所以自4月27日起束髮作道裝，5月21日，又剪去髮辮，並且自我開脫道：「此辮與我相守五十年，一旦截之，不無戀戀。唯上流社會人俱已濯濯（唯商界中人尚有存者），余既不能杜門自守，不免馳驟於酹酢場中，日受刺激，只可降心從眾矣。」
尤為奇怪的是，惲毓鼎以他人所說「身處今日，貴有舊道德，尤貴有新知識，否則將無以自立於社會中」為至理名言，不僅從來喜歡梁啟超的文字，還好閱看《東方雜誌》等刊物，「固以自助，亦以策勵子侄」，甚至對革命黨人的《民立報》大加讚賞……
與思想追求相符，惲毓鼎的行事也不能以守舊一概而論。他反對廢除中小學堂讀經，鼓動教育會向倡導其事的教育部提出抗議。可是對於南北志士提倡國民捐，他雖然不甚贊同，卻許為盛舉，而且擔任順直學堂學生國民捐聯合會的臨時主席。他更像是在努力做一個合格的民國公民，而不是不食周粟的遺老。
……
惲毓鼎雖然社會活動繁多，內心卻並不情願，覺得「新立之會林立，大率皆為己之學，言國家言國民，特幌子耳」。與不少講官相似，惲毓鼎也是屬於自視甚高而不得志的一類。1911年10月1日惲毓鼎49歲生日當天，已經去官的他為自己定的座右銘是：「達則為良相，窮則為良醫。用我則施之政事以濟一時，不用則垂為學說以濟百世。」其所嚮往的還是從事醫學，尤其是發揚光大中醫……
在醫學研究會全體會員大會演說時，惲毓鼎詳盡闡明了自己對於中醫的看法和抱負：「中國古聖賢醫學，實能兼西學之長。凡生理解剖、實驗化學，《內》、《難》、長沙、孫真人皆詳其功用，而六經氣化之說，精細分明，確有憑據（此等處皆引經說以證明之），無分毫影響，斷非西醫所能夢見，蓋其程度尚不足以語此也。……吾輩如能以西人研究科學、心理學、算學之心思眼光，研究《內》、《難》、長沙《千金書》，必能契古聖之心源，發前人所未發，中國醫學將有大放光明之一日。否則，我不自求，泰西明達者流漸知《內》《難》諸書之可貴，以深銳心力代發其藏，而華人反師西人以求中醫之微言大義，豈不大可恥乎？此實吾黨之責也。」所說確有見地。一個世紀過去，中醫的存廢問題至今眾說紛紜，不能適當解決。如果當時能夠用其所長，惲毓鼎本人及中醫的命運或許都會有所改變。
本文出自《走進新時代：進入民國之共和元年——日記所見親歷者的心路歷程》，有刪節。原文載於《辛亥革命與百年中國》第4冊。作者桑兵，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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