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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石:為什麼日本人不如中國人自信?

張石:為什麼日本人不如中國人自信?



摘要:(微信號ID:ipress)日本的群體文化的特徵,使日本的文化具有非常強韌和高效率的特點。但是這種集團文化也有其致命的弱點,那就是獨立的個人難以確立,自我認知不足,個人能力難以充分發揮。

作者:張石,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資深媒體人,著有《川端康成與東方古典》、《寒山與日本文化》等。


國立青少年教育振興機構(東京)2014年9~11月,對中國、日本、韓國、美國4個國家的7761高中生進行了意識調查,今年8月28日發表了調查結果。這個結果顯示,認為「自己是不行的人」的比例,日本最高,為72.5%;中國為56.4%;美國為45.1%;韓國為35.2%。而在回答「自己是否有普通的能力」這一提問時,回答「有」的中國和美國學生都超過9成,韓國為67.8%,日本停留了在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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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調查進行過不只一次,每次調查的結果都差不多,而且這可能不僅是高中生的問題,如果調查成人,結果也會差不多。為什麼日本學生沒有中國學生有自信呢?這當然與社會環境和教育等都有關係,但是我認為最主要是由於文化的不同。


▍討厭「一枝獨秀」的日本人


日本人不喜歡在集團中「一枝獨秀」的人,在學校里,學習成績特別突出,往往會成為被人欺負的對象,人們不認可一個人的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本人有才能,而是認為這是集團「共同協助」的結果,甚至在國際賽場上的世界冠軍們也都是這樣認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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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許多國家的選手都獲得了金牌。他們在奪冠軍後,面對記者談自己的感想時內容各異,側重點也有所不同,但是日本選手的側重點只有一個,那就是「感謝」,對所有的一切都感謝,感謝教練,感謝家庭,感謝聲援的觀眾,感謝冥冥上蒼……


奪得兩塊金牌的「蛙王」北島康介下場第一句話就是「感謝」。他說,沒有周圍的人支持培養他的人們,他不會有今天的成績。獲得70公斤級女子柔道奧運會兩連霸的上野雅惠得金後說,因為有各種各樣支持我的人,我才有今天,我覺的這是獎勵給那些支持我的人們的金牌,我要向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獲得63公斤級女子柔道奧運會兩連霸的谷本步實奪金後,滿眼含著熱淚望著會場聲援她的觀眾說,我只有無盡的感謝。獲得男子66公斤級柔道金牌的內柴正人得金後說:這並不是我一個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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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蛙王」北島康介

從冠軍致謝的小細節,可以看到日本文化的一個特徵。日本是個強調集團性的社會,而從文化心理上來說,日本人並不認為人是世界的主體,也不認為個人是集團的主體。他們認為,人應該是世界與自然的補充,而個人應是集團的補充。


這在日本是一種常識,沒有這種常識的人,在日本是難以成功的。日本在選拔人才時,能力是次要的,首先要看你有沒有進入日本集團的人必須具有的常識。


在一本書中,讀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日本大學畢業生參加某公司的就職考試,題目很奇怪也很簡單,只是要用毛筆在一張書法用紙上寫出自己的名字。


這個應試者不由得在心裡暗暗叫苦,都什麼時代了?還考這種玩藝?同時他也後悔自己平時沒好好練習毛筆字。他垂頭喪氣地拿起了毛筆,並把書法用紙拉了過來,這時他感到這張紙有一面很光滑,而另一面卻有些粗糙,於是他把紙翻到了光滑的一面,認認真真地寫下了自己拙劣的字體。他很羨慕和他一起參加考試的一位同窗,這個同窗在大學的時候參加過書法俱樂部,寫得一手好字。這個應試者想:我的同窗肯定是考上了,而我是徹底完蛋了。可是,考試的結果完全和他預想的相反,那個寫得一手好書法的同窗落了選,而他這個對書法一竅不通的人卻合格了。原來這個考試並不是以書法寫得好壞作錄取的標準,而是故意把書法用紙反過來放,試驗考生是否能夠注意這個細微的常識。 如果誰沒注意到這一點,就要落選。

看到這裡我想起了中國的一段故事,這段故事記載在《莊子·外篇·田子方》中,講的是宋元君要選畫師,於是來了許多畫家,他們恭恭敬敬向宋元君施禮並恭恭敬敬站立在一旁濡筆調墨,還有約一半的畫家站在外面等候召見。有一個畫家來晚了,但他非常安詳,也不急著往上擠。向宋元君施禮後,他也不站在那裡等待,而是馬上回到了住所。宋元君覺得很有意思,就派人去看他,只見他袒胸露背叉著腳坐在那裡。宋元君說:行啊,他才是真正的畫師。


這兩個故事在內容上體現了非常不同的文化性格。前面那一個日本的故事,追求的是「同」,也就是要看應試者是否有常識,是否能在細微處和人們保持一致。也許,對一個會寫書法的人來說,粗糙的一面能寫出更漂亮的字,但字寫得再好,只是你個人的事,你要來公司里工作,就要看你在極細微處能否遵守大家的原則,並且還要看你能否意識到這些極細微的原則。只有能夠意識到並遵守這些原則,才能在集團中精誠且精密地相互合作。


而後面的一個中國的故事,追求的是「異」,也就是要挑選的畫師必須與眾不同,別的畫家都在那裡衣冠楚楚,垂手站立,只有後來的那個畫家受揖不立爾後又袒胸露背。宋元君認為只有這樣狷介不羈,充滿個性的人才能完成「弘大而辟,深閎而肆」的「神似而不形似」的繪畫藝術。


中國在古代時就曾為行為怪誕的反常識的天才們留有一定的空間,從魏晉以來,狷介不羈、放浪形骸還被譽為一種文人名士的美德。李白就是一個放蕩不羈的天才,他經常高叫「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他沒有科舉的「學歷」,但還是被唐玄宗低聲下氣地請入了宮中尊為翰林,即使他在宮中喝醉了酒,「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讓太師研墨,讓大太監脫鞋,鬧得太不像樣子了,唐玄宗也只是「賜金放還」而已。


其實中、日的這種文化的不同從古到今並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日本人推崇恭謙委曲,嚴格遵守既成的方式與原則,一個缺少完整常識訓練的人,無論是什麼樣的天才,都將遭到無情的排斥,因此在日本,一個才能平平,卻能做好每個常識性的細節的人的成功率要比一個狷介的天才高得多。我曾遇到過一個日本人,個性盎然,行為怪誕,他在日本發展得很不順利,到了歐洲和美國,成了世界級的畫家和哲學家。他說他如果在日本發展,在任何場合都會遭到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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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日本文化的這種特徵,就是感到不習慣甚至發生文化的衝突。2009年,日本的《朝日新聞》報道說:中國女漫畫家丁冰在當年1月應角川集團holdings的邀請來到日本研修。而她遇到的難題是:與中國集中描寫主人公的漫畫風格不同,日本漫畫將所有登場人物全部進行細緻描寫。角川書店的編輯吉田紗織說,「雖然她在中國很有名,但是在日本還是新人」,不僅故事情節,對於所有的登場人物、背景的描繪方法,她都對丁冰進行細心指導。丁冰說,「感覺此前只愛一個人,現在必須同時愛10個人。」這也可以說是日本的「集團文化」的一種表現。


▍成功必須有「師」


在日本也不乏成功者,甚至得諾貝爾獎的人也在亞洲最多,但是在日本,要想成功必須要有「師」,當然中國的一些學藝也是這樣,但是日本的「師」的意義和中國完全不同。


在中國,我們很少聽說哪個作家是同為作家的老師教出來的,但是在日本則不同,作家也講師弟相傳,如芥川龍之介拜夏目漱石為師;川端康成拜菊池寬為師;三島由紀夫又拜川端康成為師。在詩的領域更是如此,在江戶俳壇,不入師門的人很難成為被世人承認的俳諧師,人們都知道著名俳句詩人芭蕉有十個弟子,被稱為「蕉門十哲」,而在中國,很難說李白、杜甫是哪個師父教出來,就是有的詩人對前輩客氣客氣,稱前輩是「老師」,在實質的創作中,中國文學中也沒有「師弟相傳」的傳統,文學是最具個性的,沒有完全定型化的,可以代代相傳的技藝,對別人的模仿只是拾人牙慧,不會得到創作的真髓。


在宗教的領域也是如此,中日雖然都有佛教信仰,但是教團的構成方式和教學宗旨很不相同。


日本宗教中有「五山十剎」制度,是指在日本全國禪寺中選出5個規模最大的寺院,然後在它們下面再選10所禪院。這種制度也是仿照中國。中國南宋建都臨安後,依據古印度五精舍十塔之制,在江南禪宗聚集地確定了「五山十剎」。鎌倉時代以後,「五山十剎」制度被日本所吸收。規定了鎌倉的「五山」和京都「五山」。


在日本的五山世界中,有強烈的「師弟相傳」的意識和傳統。分成黃龍派、大慧派、古林派、聖一派、夢窗派、大應派、大覺派等等,學僧一旦從師某派禪師,今後出徒後即使轉籍其他寺廟,其寺廟要屬於同一派係為大原則,要不然就會被看成異端。如五山僧中嚴圓月,在留學元朝時深受中國禪學精神和教團內自由求法氣氛的影響,毅然從曹洞宗轉向臨濟宗,為此他受到了來自他所在日本禪宗教派的迫害,險些被暗殺。同時在日本禪宗中,墨守「師弟相傳」的傳統,對老師的教義僵硬而閉鎖地傳承的傾向比較明顯,但是中國的禪宗教派中向其他教派的移籍則很自由,禪師們也不要求弟子墨守自己的教導。


如曹洞宗開山之祖洞山良價,雖終歸宗於雲岩曇晟門下,但他並不拘泥於一家,而是廣采博學。他曾先後向五洩山靈默禪師、南泉普願、溈山靈佑、雲岩曇晟等問學。據《景德傳燈錄》記載,有一次他為雲岩設齋忌,學僧問他:「和尚初見南泉發跡,為什麼與雲岩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亦不為佛法,只重不為我說破。」又因他設忌齋,學僧問:「和尚為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為什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辜負先師也。」洞山禪師在這裡主要是說∶我既不會全部重複一個老師的說法,也不會拘泥佛法字面的意思,只重那不可言說,得意忘言的「不可說破之法」。對於老師的說法,我一半首肯,一半不首肯。全部首肯老師之法就是對老師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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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山良價


在中國,禪宗再興之祖馬祖禪師以後的百丈、南泉、臨濟禪師也都強調:不能把老師的話背個滾瓜爛熟併當做金科玉律。這個例子也可以說明:在中國,成功與否主要靠個人的努力,而在日本主要要看你屬於什麼集團,比如說一個地方大學畢業的學生,不管你有多大的才能,在就職的時候肯定會敗給一個東京大學畢業的競爭對手。


順便提一句,日本確實有很多得諾貝爾獎的人,但是18位在自然科學領域受獎的人中,有12位有海外留學或工作的經驗,其中有些人是在海外完成的受獎成果,這一現象也是發人深省的。2014年,美國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日裔教授中村修二教授和兩名日本科學家一起因研發出藍光LED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獲,中村修二是因為原來供職的日本公司對個人發明的輕視及報酬的低微不滿,才赴美國供職,而在他離開日本後的幾年裡,一直和原供職公司因藍光LED的發明處於尖銳的專利糾紛中,為此中村修二猛烈抨擊日本對待個人發明的方式,並對其稱之為「失敗的日本教育體系」進行了猛烈的批評。他說:在美國,會為在某個領域有才能的學生優先開闢道路,而日本,優待所有的科目都行的「優等生」,沒有讓突出的才能的得以發展的系統,看到美國寬鬆的教育環境,他對日本很有危機感。


▍日本的集體主義的長處與弱點


中日文化性格的不同也可以從文化人類學上找到根據。日本的文化是「稻作文化」,「稻作文化」的特徵決定了古代日本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水田作業需要治水,建立井堰水路和龐大的蓄水池,只有集團甚至較大的集團才能完成一個生產過程。而同樣以農耕文化為基礎的中國大陸主要是依靠天水作業的旱田(尤其是處於文化中心地位的北方),和「稻作」相比,旱田勞動可以在較小的集團內,甚至個人範圍內較獨立地完成全部生產過程,它不像「稻作」那樣對集團有強大的依賴性。因此,日本的集團功能,遠比中國的集團功能大,因此也遠比中國牢固。


從古代的政治制度中,也能看到這種特徵。中國的科舉制度從隋文帝開皇18年(598年)開始實行,此後,科舉制度成了中國封建社會中、後期的官僚主義的體制重要的組成部分,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對個人主義文化的形成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科舉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在才能面前人人平等」的取仕選材制度,它使無數優秀青年走出貧寒的草廬柴門,走上了仕君輔政,興邦治國的道路。


而日本在接受中國古代諸種制度的時候,排除了科舉制度。日本的官位制,雖然借鑒了中國古代官僚體制,但在發展過程中卻體現了不同於中國的特徵。603年(推古天皇11年),日本實行「冠位十二階」制,此後經過數次的變遷,在701年(大寶元年)成立的《大寶令》和在718年(養老2年)成立的《養老令》中,廢除了「冠位制」,採用品位制,將官職分為一品到四品的「親王位」和「正一位」到「少初位下」的30級官職,並將屬民分為高級貴族、中級貴族、下級貴族和不能成為官人的庶民4個等級。在官位制中,把三位以上稱為「貴」,五位以上稱為「通貴」,「貴」級別的官位,只能由高級貴族擔當,「通貴」則由中級貴族擔當,下級官人無論怎樣努力最高只能任六位以下的官職,庶民是不能任官的,而「通貴」以上的官職,基本上世襲。


可以說,中日兩種文化的「遺傳因子」內化為一種文化心理,在形成中國的「個人主義」文化和日本的「集團主義」文化過程中一直潛移默化地發揮著作用。


日本的群體文化的特徵,使日本的文化具有非常強韌和高效率的特點。這種具有高度協調性的群體性,正是日本人一旦結成群體,就會顯現出強大力量的秘密。特別是尊重「序列」的「縱式社會」的構成方式,使日本的集團具有分工明確,職責清晰,集團中的個人嚴守本分,不僭越,不爭論,盡職盡責,行動起來少有個性的齟齬和摩擦,迅速、準確、高效率地遂行集團目標的特點,但是這種集團文化也有其致命的弱點,那就是獨立的個人難以確立,自我認知不足,個人能力難以充分發揮,這些也都表現在了我們在文章開頭提到的調查中,同時,這種文化心理,也使日本社會中的個人過於依賴群體,甚至認為貶低自己,得到集團的認同才有安全感,這也極大地削弱了個人的創造性和擔負重大責任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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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主黨代表小澤一郎在他的著作《小澤主義》中指出:美國的觀光勝地大峽谷的斷崖深1200米,如果從斷崖上掉下去肯定摔死,但是美國在大峽谷的斷崖上沒有設柵欄,也沒有提示危險的牌子等,更沒有廣播提醒人們注意,而且每年都會有幾名不幸的遊客從那上面摔下去喪生,但是美國仍沒有設柵欄,要是在日本,只要有一個人摔下去,日本媒體就會甚囂塵上地指責管理公園的公共機構,致使風光明媚的勝地圍上剎風景的柵欄,樹起寫著血紅的「警告」字樣的牌子。


這裡明顯表現出日本與美國的不同,日本就是在休假和娛樂這樣十分私人的行動中,也謀求「上面的保護」,如果出了事故,就會反射性地指責「政府幹嗎了?」;而在美國基本上是「自己的安全由自己來負責任」,當然,當自己能力無法保護自己時政府會介入,但是基本上是「自我管理」。


而日本人往往這種過於依賴群體的傾向,也會使整個社會心理出現不健全的因素。


如日本最近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那些被害人和加害者之間沒有任何仇恨,甚至根本不相識,而在加害者被捕後,他們往往供述說,他們加害他人只是因為自己過得不好,不順利,而受害的對象不管是誰都可以。那麼是否可以說,他們生活在難以認識自己的責任和力量的群體中,也難以認識自己過得不好往往責任在自身這一現代個人主義社會最基本原理,正像他們中一些人取得成績時往往要將其原因歸結於集團和群體一樣,另一些人也會在不同的方向上變態地延用這種思維方式,也就是在他們不幸時,會把不幸的原因歸結於集團、社會,因此他們的報復也不會針對特定的個人,這是難以從群體中獨立出來的個人濃重的依賴心理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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