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是一個工作努力的人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你要把藝術的道理給搞清楚，藝術是怎麼回事，你作為一個藝術家，或者說你想成為一個以藝術為生的人，你到底在這個社會上是幹什麼的？你和社會發生一種什麼樣的關係，社會為什麼要給你工作室或者給你房子住，給你工資或者給你飯吃。你用什麼東西可以換來這些東西，我覺得這些事實上是美術學院教育過去缺失的。
從知青到藝術家
衛鐵：你喜歡動蕩環境，然後深入到動蕩環境中去。是這樣的嗎？
徐冰：我其實不喜歡太動蕩的生活，但命運它就讓你動蕩。當時我們在畫室畫畫的時候，一個女模特會看手相，我們同學都讓她看，最後她給我看，說你這個人顛沛流離。我的同學都不相信，因為我的業務很好，而且當時我是唯一一個已被確認留校的。事實上，她說的話向一個讖語，驗證了我後來的生活。在美國十八年的生活，差不多就是在這種遊走的狀況中。我被威斯康辛大學邀請作為榮譽藝術家之後，我去了一個很小的小鎮，在那裡學習西方手制書技術，這鎮子小的你在地圖上都很難找到，是印第安人的地區。我倒是挺喜歡住在那裡，因為它是真正的美國本土文化的地方。在那，可以了解這個美國是怎麼回事。但那時我其實已經有很多的國際上的展覽邀請，我又始終拿中國護照，旅行很不方便。
搬到紐約最早是在東村，東村是美國早期的前衛運動的一個發源地。我去的時候，當時像金斯堡這些人，都還活著。有時候你在街上，會看到他買點心什麼的，都是很有意思的。在那塊差不多有六年的時間。我搬去那的時候，其實那還沒有太怎麼樣。但是我搬去以後的幾年之內，美國年輕藝術家和從世界各地來的藝術家都搬來紐約。紐約是這些藝術家的一個聚集地，像很多電影人、作家、詩人、音樂人都在那塊。每一個去那的人，實際上他都有自己特殊的背景，每一個人都帶去一些這個地方本身沒有的東西。就是說你帶去的東西有意思，而且對別人有啟發，別人就會開始關注你。
我們正好趕上了一個西方提唱多元文化的時期。這個時期，西方的策展人在尋找藝術家時，也願意尋找有邊遠地區文化背景，同時又在西方的中心城市生活的藝術家。所以我們這樣的藝術家就特別符合他們的需求。那時就是很多很多的展覽，走到哪，都是這麼一幫藝術家，什麼古巴的啊，西班牙的啊，各個地方的藝術家。中國的幾位在國際上有影響的藝術家，是由於趕上了這麼一個多元文化的潮流，使我們能夠有機會，來展示和發揮我們的才能。當然我們也提供了非常有意思的作品。我記得那時候非常地動蕩，任何時候兜里都揣著機票，這個展覽布置完以後，然後馬上去下一站，基本是在這麼一種生活中度過的。但是對我們來說，其實是一個了解和學習和進入整個的國際當代藝術系統和關係的過程。
徐冰（後排左三）與老師同學合影
衛鐵：為什麼成千上萬的知青里，會有一個人最後在西方成為一個有名的現代藝術家？
徐冰：事實上有很多知青最後都非常出色，從事各個領域，也有很多出色的藝術家。我覺得我在西方的工作，到最後，我認為我可使用的武器和我可以發揮的部分，恰恰是我在中國時候，或者說在「文革」之前，甚至我在「文革」期間，或者在後來當知青插隊的經驗，改革開放以後和西方當代文化的這種觸碰的經驗。這些東西都可以作為我們的營養，使用在我們後來的創作中。
衛鐵：那做知青的時候您在做什麼？
徐冰：做知青的時候在做一個非常自由的年輕人，如果你現在讓我說，這輩子哪個階段最有意思，當然從我很小的時候，幼兒園的時候，我朦朦朧朧覺得那個時候應該是我比較幸福的。另外一個階段就是我做知青的時候，這三年時間，我覺得我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在健康程度上，是最好的，最正常的，因為它和自然很近。
衛鐵：我看過您一張在知青時期的照片，完全是樂著的，是高興的，讓人很意外，為什麼在那樣的年代，您是那樣的精神狀態？
徐冰：我覺得這個是和性格是有關。對我來說，任何回憶，留下的都是比較美好的東西。那個時候，我其實是可以不插隊的。可是我有點積極，而且我也覺得挺浪漫的。我選擇了北京最苦的一個縣，就是延慶縣，而且在延慶縣又選擇了最窮的一個地區的最窮的一個公社。很辛苦但是會很高興，因為你就是為辛苦而來的。
衛鐵：是回憶起來很美好，還是當時那樣你真的覺得美好？
徐冰：當時呢，你根本感覺不到美好不美好。實際上你會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正常的狀況和生活，因為整個社會的環境、整個國家的提倡和我們自己的追求，其實都是命定了讓我們必須要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中生活。你覺得這是合理的，所以你是認定的，而且你是樂意去接受的。我在那個過程中學到和了解了許多東西。說實話那個地方是非常非常窮困的，它的生活狀況呢，差不多是有點像……像非常原始的狀態，有些地方有點像那種母系氏族社會的感覺。我在「愚昧作為一種原料」中提到過。
在紐約的艾未未、徐冰、謝德慶
衛鐵：你當時是不是辦黑板報、辦報紙？
徐冰：我這個人一輩子不管到哪都是辦黑板報的，因為沒有什麼別的能耐。但是這一點，我可以發揮得挺好。我父母是在北大，北大是「文革」的重災區，「文革」的時候，我們家就變得很倒霉，父親成黑幫了。那個時候講究血統論，就是說你父母有問題，兒子也就是有問題。所以我為了證明自己的價值，就儘可能發揮自己所長。那個時候講究「拿起筆做刀槍」什麼的，只要誰會寫字，誰會畫畫，就屬於一個有用的革命工具。我對政治不敏感，但是呢，我喜歡把那些大標語、大字報給做得特別工整，或者給裝飾得非常漂亮。我對字體很敏感。我工作加倍努力，因為我想通過這個，證明自己是一個對革命事業有用的人。這有點像古代寺廟裡抄經的人一樣，洗刷與生俱來的污點。我後來的作品，很多跟文字有關係，而且我確實對文字有點敏感，這是有原因的。
文字、字體包括中國的書法，實際上它帶有很強的政治和社會的含義。比如說人民日報社論、人民日報副刊、重要的話或者是馬恩列斯毛的話，要用什麼樣的字體，反面人物大概要用什麼樣的字體，其實都是有講究的。這些，讓我們了解了漢字和中國字體更深一層的內容。後來我搞了跟文字有關的作品，很多人挺吃驚的，覺得徐冰書法挺厲害的。我說，其實不是我的書法厲害，是因為在「文革」的時候，有很多的機會訓練自己。我可以把那個大標語寫得特別大；不用起稿，寫得非常快。其實我當時年齡很小的，可是別人看了以後都是覺得是成人寫的。這些東西就是我們在「文革」期間或者說在我們特殊的社會環境中，所經歷和獲得的別人沒有的東西。比如你剛才問我說，這麼多人插隊，你怎麼就成了一個看上去有成就的藝術家。我想，是因為我懂得如何把我的局限性使用好，把它發揮成別人沒有的，唯獨我們才有的一種營養，運用到我們未來的或者是現實的文化建設之中。
衛鐵：從一個知青變成一個美院的學生，這個過程順利嗎？
徐冰：這個過程不順利。當時，我太想上美院。我很早就知道有一個中央美術學院，在幼兒園的時候我就知道，因為我父親他說，學畫畫最好的地方就是中央美術學院，所以就成為了我最初的理想。當時就想，我以後一定要上中央美術學院，而且要成為一個專門畫畫的人。去插隊其實也是和上美院有關係的，因為我覺得如果我留在城裡的一個街道工廠，我上美院的可能性就小。而我作為一個知識青年在廣闊天地里有一些作為，上美院的機會就大。當時美院招生是美院的老師教授去報社啊、文化館啊這些地方去了解哪有表現好、畫得好的年輕人，再把名額分到這個地區。
我是很晚才跟美術界有一些關係。我被調到縣文化館搞創作，創作搞得不錯，以後又調到中國美術館改畫，就是為了提高參加全國的美展。我在美術館改畫的時候，我去上廁所，在路上我就聽到一個人說美院招生的事。我一聽這個事，膽子變得大起來，我就說我可以上美院嗎？他說你是誰，我就介紹，我是知識青年，我畫畫也不錯。反正跟他聊了一會，最後他說：徐冰，你畫得不錯，但是你還年輕，你先在農村好好乾活吧。我一聽，心裡挺涼的。但是我又琢磨，他怎麼知道我叫徐冰啊。我想，肯定是市美展辦公室已經介紹了我的情況，從那以後我就認定了，美術學院一定得把名額分到延慶縣來招我。
後來招生就開始了，北大、清華其實有很多我父母他們的朋友，什麼醫學院、外語學院都去招生。最後我母親給我打電話，說你呢，什麼學校都得上，就是為了離開農村。我沒聽她的話，因為我覺得我只要是上了任何一個學校，我想當職業藝術家的希望就徹底破滅了。我就等著美術學院來招我。但是最後招生工作都結束了，美院還是沒來。後來有一次避雨時，聽幾個人在那說北京話，我以為是美院終於來了呢。最後他們說，是電影學院招攝影的。美院沒戲了。那我就說是畫畫的，我把畫給他們看，當時他們就決定要我去電影學院。我的材料就被送到縣招辦，最後這個時候，美術學院才來人。美院和電影學院的孟老師交涉以後，還是把我讓給美術學院了。後來孟老師說，我畫的其實已經不錯了，說我們電影學院不需要畫得這麼好，所以我覺得還挺好，我挺感謝他的。
後來考試通知來的時候，我正在地里幹活呢。考試時間已經過了幾天了，因為在山裡，只要一下雨，那個山路就斷了。我特別著急，當時我連住地沒回，放下鋤頭就往北京的方向走。下雨，郵路、車都斷了。最後在路上，遇到管知青的工宣隊，工宣隊讓我搭他們的車到美術學院。我當時戴著個草帽，穿著背心，一副知青的樣子。最後到美術學院時，考試已經過了。當時是一個軍代表，他說已經考試過了怎麼辦啊，要不你先寫一篇文章得了。我當時又急又累，我說我實在寫不了，要不我晚上寫一篇文章，明天給你帶來。我能不能先考個畫畫，他說好，那你就先考創作吧，後來我就一個人在那考創作。不管怎麼樣，我單獨考了兩天，走的時候，我說我特別希望看一下別的考生的畫，因為當時心目中美術學院是一個非常高端的藝術的地方。後來，他就讓我打開一個教室，看了一下。每個考生一個牆面，我交的那些作品也都在那裡。包括我們當時辦的刊物啊，我在農村畫的頭像啊，速寫什麼的。
我看了以後，心裡挺踏實的，我在這裡算是很好的。後來他說你回去等吧。這一等就等了半年時間，弄得我很著急，不知道怎麼回事。考完試以後，我覺得我會離開農村了。但是我還是回去繼續幹活，因為我挺珍惜在農村的日子，有點繼續享受一下辛苦的感覺。但是，一天一天過去，半年過去了，這半年之中，中國發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說「四人幫」被粉碎了，大學高考恢復了。後來呢，美術學院就討論，我們這批學生的去留問題。因為藝術學院的招生一個一個招來都很費勁的，後來就把我們做77級入學了，入校以後就給我分到版畫系學版畫。
衛鐵：那如果當時沒考上你會繼續考嗎？
徐冰：如果沒考上，往後的幾年，肯定是每年都考中央美院。就像後來很多年輕人一考考五年，最後終於考上了。
衛鐵：你提到當時是最美好的時光。這一生你覺得最不美好的時光是什麼階段？
徐冰：最不美好的時光啊，現在看來，差不多還是「文革」的時候。確實是，因為「文革」的時候，家裡就很倒霉，我父親很早就被揪出來，成了「走資派」了，家裡的情況就都改變了。
衛鐵：你有沒有一個自我克服的方法？
徐冰：事實上，我們周圍的同學都是家裡有問題的，因為都是北大子弟，我從小是北大幼兒園，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初中，北大附中高中。最後我們去插隊呢，也是這批同學。北大「文革」時候鬧得很厲害，周圍的同學家裡不是「走資派」，就是「右派」，或者就是什麼反動學術權威、特務、地主、資本家。那個時候，我父親被關牛棚了，有時候我在街上走，就能看見我父親被批鬥。我家附近有一片樹林，一群黑幫來這樹林拔草。其中就有我父親，他有肝病，勞動時每個黑幫發一個小板凳，這個小板凳他不坐，他用這個小板凳頂著肝部，可能是因為肝疼吧。我姐姐由於家裡成分不好，她在初中還沒有畢業，因為上一屆去雲南兵團的人數不夠，就從還沒畢業的人里找一些出來，就把她補上去了。她十六歲就去了雲南插隊。一個女孩子，在那兒一下子待了八年。我們家當時東一個西一個的。
衛鐵：後來怎麼去了美國了？
徐冰：其實很早我就收到過美國的邀請，但是那時候我不想去。因為在89年之前，中國的環境特別好，我是版畫家，在版畫界也有一些影響。我當時總感覺中國的版畫從魯迅那會兒到現在，應該有一個當代版畫的高潮期，所以我就覺得我應該留下來做這個事。而且我有責任做這個事情，所以當時就沒有走。後來，我覺得整個的文化環境和政治環境有變化，你自己想做的事未必能做。再一個，我對當代藝術很有興趣，想了解是怎麼回事，所以我就去了。
衛鐵：當時去美國年紀就很大了，基本上從語言、文字、人文的環境都要做調整，那剛去的時候適應嗎？要做什麼呢？
徐冰：剛去的時候挺適應的，除了語言上不適應，還有一些生活瑣事不適應，比如說你到了月底就得付電話單，或者說賬單這些東西。我有一點不習慣，因為在中國，沒有這些事，生活比較簡單。在那邊你必須直接面對這些瑣事。至於別的東西我覺得好像也沒有什麼，因為我的目的就是要進入和了解當代藝術這個系統，而且試著在這個系統中能夠做一些事情。所以當時跟當知青有一點像，是接受一種挑戰來的。因為我來就是要參與、體驗和試一試的。所有的新的體會和障礙，都可以激發、調動你過去沒有調動起來的一部分。
生活中必然有你沒法不面對的東西
衛鐵：當你回來的時候，在美國已經非常成功了，我覺得很多人都會想問你為什麼回來？
徐冰：我在西方作為獨立藝術家的身份，其實有十八年的時間，最早去西方的時候實際上帶著一個「當代藝術是怎麼回事，為什麼作為邊緣地區的藝術家，就這麼難進入西方主流的藝術系統中」這樣的問題，我有點不信，就想去試一試。最後在那參與了很多，而且深入了解這個圈子是怎麼回事。我覺得中國當前的變化能給我們提供更大的舞台，所以我就決定回來，中國對我來說是一個更新奇更有疑問的地方。
衛鐵：但是環境和土壤都不同，回到中國來做藝術會不會有什麼困惑和困難？
徐冰：我覺得這個有點像二十多年前去紐約的感覺，去紐約你必須要對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進行改造，甚至包括生理的結構；發音都要有變化。你的思維是成熟的，但是你語言的能力、閱讀的能力、交流的能力，都是像幼兒園孩子一樣的水平。有人說，你是不是能帶來一些當代的東西，事實上我認為，當代的東西其實就在我們身邊，就看你怎麼去看到。我回來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怎麼樣能夠對自己有一種新的改變，而面對這樣的一個新的國家、新的工作方式和一個與20年前不同的文化環境。
衛鐵：那你覺得一個東方藝術家的東西，容易被接納嗎？
徐冰：我運氣非常好，到美國以後，我從大陸帶過去一些想法和我的作品，事實上是很快就被美國的藝術群接受。比如說我去大學的時候，當時有一個教授來我住的地方看我的東西，他看了以後，從他眼神里我能感覺到他是很吃驚的。因為在他們印象中，中國其實是沒有當代藝術的，全是一些捲軸畫。因為他是一個版畫家，我當時的作品很多都是和印刷、和版畫的概念有關係，所以他會覺得一個中國的年輕人居然把版畫的概念推得這麼遠，包括天書其實都是一些版畫的語言和概念。包括像《鬼打牆》這樣的作品，其實就是一幅非常巨大的版畫，但是它是使用中國傳統印刷的方法。他就說，你應該讓美國人了解你的藝術，我明天和你去見那個美術館館長，讓他給你做展覽。我當時就直接回了一句話，我說不太可能。我說在美國有種族歧視。他說美國沒有種族歧視。
我到美國，兩個星期後，就買了一張去紐約的機票，因為紐約是藝術的中心。到那兒以後，其實我沒在那兒呆下來，我不太喜歡當時中國藝術家的狀況，如果誰還想在這兒做一點事情，誰就不懂美國，意思就是說你很土。後來我就到麥蒂森。回去以後，事實上後來做了一個非常大的展覽。那個展覽之後，我體會到在美國只要你的東西對他們的思維是有啟發，是超越他們的思維範圍的，而且是成系統的，他們一定尊重你的工作和你的創造。沒多久我就搬到了紐約，後來他們就說，徐冰你是農村包圍城市。
衛鐵：不管考學還是在美國，當所有的事情遇到困難的時候，您都是怎麼面對的？
徐冰：其實我不太容易感覺到困難，因為我覺得任何的發生的都是該發生的。但是活著就一定有困難，生活中必然有你沒法不面對的東西。比如說在美國時間長了，你可能會想家，或是想北京，其實北京有一種氣氛是會讓人想念的。但是人其實有很多的方法，讓一個東西轉換成另一個東西，讓你過去。比如說開車過一條山溝的時候，這條山溝很像香山那一帶的感覺，我當時就可以感覺到我此時就身處在香山，也就特別滿足，你此刻就回北京了。
我一直是一個工作努力的人。我覺得任何的事情其實都沒有什麼了不起，你只要是每天去工作。在美院上學的時候，別人管我叫「累不死」。大家都覺得徐冰可以長時間工作，就是累不死，每天睡得最晚。而且，在那兒畫長期作業也好，或者是出去寫生也好，我一坐可以坐半天、一天，一動都不動。比如說我剛搬到紐約的時候，我當時有一個個人展的機會。當時在美國美術館能有個人展覽的機會其實並不容易。為準備那個展覽我現在想起來，曾經連續有七天七夜沒睡覺。後來我看過一個什麼節目，就是比看誰可以不睡覺的時間長，好像最後得冠的人就是七天七夜，而且參賽人只是登時間，並不需要工作。我當時是編一個帶子，晚上編這個帶子，白天就去美術館布置裝置。當時對新機器不熟，一邊編一邊試，最後編了一個不長的帶子，竟然花那麼長的時間。七天七夜下來以後，出席開幕式換一件白襯衫，最後人家覺得這個藝術家感覺還挺精神的，其實我是七天七夜沒睡覺了。像這種辛苦，我覺得沒什麼關係。人累是累不死的，但沒事幹煩是可以煩死的。
衛鐵：您能談談您對北京的感受么？
徐冰：我從小在北京長大，一歲半的時候就隨父母來北京。但北京給我的印象是模糊的，很難確定北京和我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我其實很羨慕像從小在一個村莊或是一個明確的老家長大的孩子，哪怕是一條胡同，他知道自己的家鄉在哪。對我來說是沒有的，因為北大的人其實是來自世界各地，或者說全國各地的。它和北京其實並不是一個統一的環境。像我父母他們都是南方沿海的，在家裡的話完全是另外一套語言，在外面爭取接近普通話，結果是南腔北調，他們的學生一、二年級的時候都聽不懂，等到了三、四年級的時候才能聽懂他們的話。我在家裡都聽他們說這樣的話，可是你要讓我學一句他們的話我一句也學不上來。我說話，是有點北京味的，但是又不是地道的北京話。
自由是自己給的
衛鐵：作為一個華人藝術家在美國不會那麼一帆風順，雖然您去的時候已經非常受關注了，但是要讓一個東方的東西在西方的世界裡面受到認可，這個有什麼困境嗎？
徐冰：這個困境是你必須要解決的，你的思維，你的感受，你解決你與周邊的關係的技術，必須和別人是不同的。如果你和別人一樣，你就會進入一個非常不舒服的局面。我比較享受工作本身，如果說你最後的工作結果或者說它是否引起注意和獲得成功，這考慮多了，就會自己給你自己造成很多的困難。你只管每天去工作，事實上你的困難也就不存在。我覺得在中國的智慧中，它有很多地方是非常需要我們今天的人去接受和保留的，這些方法在我們中國人的血液和我們中國人的性格中，就連我們的生理節奏中其實它都是存在著的。但由於西方文化的強勢，讓我們意識不到自己血液中所攜帶的這種優質的東西。
比如說，禪語里有一句話叫「雁渡寒潭而不留影」，這句話是很有意思，就是說任何東西過去了就過去了，對過去的遺憾你不要投入太多的注意，對將來你也不要抱過多的幻想。這些都是消耗，是給你造成困難的因素。你真正需要做的就是——面對眼下和此刻。你把每一個此刻的時段珍惜好了、使用好了和發揮好了，你就是一個非常積極的人生，你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出來。事實上，抱著這種態度的人呢，對他們來講，並不存在真正的困難。
另外就是中國人對時間的概念其實和西方人是不同的，你任何時候的困難都是眼下的，比如說我們今天的麻煩，你明天再回過頭來看就不算什麼，這個期間的大麻煩，你覺得實在是過不去，你把自己放在一年以後，十年以後再回想今天發生的事情，其實都不算什麼。因為一切都在運動中，事情自身隨時都在適應和尋找合適的關係，這是一種生態，事情早晚要過去，而且生活一定要過，是吧？任何生活其實都是好的，任何生活其實都是其他人和其他階段所沒有的。
衛鐵：我覺得藝術家有一個很重要的心性是自由，怎麼樣突破障礙，不管是外界的障礙還是內心的障礙，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藝術家具備的力量，您覺得自由對藝術家來說是怎麼樣的？
徐冰：我們不能夠簡單化地理解自由，因為我們一般理解到的自由就是外界應該給我們自由，或者說外界對我們限制而使我們不自由，或者說教育給我們的局限，而使我們不能夠成為真正的人，真正的成功的人。但事實上，自由恰恰是你自己給的，實際上自由和不自由其實都是你內心體驗到的。在今天任何一個地方，或者任何一個制度下，或者任何一個意識形態的範圍內，其實都是有限定的，都是不完善的。所以，我們不能夠只埋怨周圍的環境，而要學會在寫實環境中生活的方法。我出國的時候，當時離開的時候，其實是有很強的無聊感的，所以那時候就有《天書》這樣的東西。參與文化熱的討論，你會有很多的關於生活和意義的想像和思考。但是實際上呢，你總要尋找一個真正的屬於你的和讓你能夠踏實的生活之地。但是到美國以後呢，我給朋友的信中說，事實上我並沒有找到一個真正的適合於我的生活之地，在哪都是有同樣的問題。
衛鐵：剛才您談到，東方的智慧能處理現實中的困難和內心的困境，能具體說一下嗎？
徐冰：剛才是大概談了這樣的一個想法，事實上東方有很多方法和智慧，它的學問可大了。比如說禪，其實禪這個東西呢，它並不是哲學，它也不是一種宗教，它其實是一種樸素的生活方法。比如說，天人合一，中國人把什麼東西都給變成了四字成語了，實際上這四個字裡面的含義，有時候我們卻忽略了。我覺得你把自己的生活、思維和生理節奏，自然吻合起來，你就會獲得自由，獲得舒服。如果你跟自然或者和周邊總是交著勁，你一定會遇到很多麻煩，或者說是不自由的。
衛鐵：您這麼多年去美國又回來，這種行走背後的驅動力是什麼？
徐冰：這種行走的背後驅動力就是你必須要把時間給用掉，實際上生活的真正命題就在於把時間用掉的能力。這可能就是一個最基本的生活的驅動力和行走的驅動力。
衛鐵：但是這個時間的價值呢？
徐冰：時間的價值就是你自己內心獲得了一種存在的感覺、活著的感覺和曾經為一件事情真實地付出過的感覺。你只有去動做和去工作，你才能夠感覺到這種存在和一種想像中的價值。
衛鐵：每個年代都有夢想的年輕人，雖然夢想各種各樣，您作為一個過來人，對這些年輕人有什麼可以分享的經驗？
徐冰：分享的經驗從大的道理上來講，那就是做事情一定要認真。你做事情認真，做事情才有意思。談戀愛一定要真談，假談有什麼意思。另外一個是，做的事情要有創造性，最好是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情，你才能夠有足夠的熱情和足夠的精力去進入。另外還有一點我覺得很重要，就是說你做的事情一定要對人類有益處。我覺得這是我對自己工作的要求，也可以說是我的經驗。另外一點更具體來說，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背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也都有自己的長處。但是真正需要去做的是，你必須要學會如何把自己的局限性轉換成有用的，別人沒有的，唯獨你才有的養料，或者把它轉化為你的一種能量和元素，幫助你工作，幫助你生活，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衛鐵：那您也知道，夢想其實很容易就放棄了，比如說會遇到各種各樣的事情，但是您當時能堅持住，您覺得實現夢想，堅持是關鍵嗎？
徐冰：堅持一定是關鍵，但是你必須有智慧和有方法來與環境發生一種合適的關係，我覺得這些都是和堅持並行的，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處理你與你生活的時代之間的關係。這個所謂成功不成功，或者你生活得愉快不愉快，其實最終都取決於你處理你自己、你的思維、你的意識與周邊關係的技術的高下。
衛鐵：因為有你們這一代人做先例，現在很多的年輕藝術家，對成功是有巨大渴望的。比如說您當時覺得做個美術老師就可以了，但是現在我要做一個最好的職業藝術家，您覺得這種成功的渴望重要嗎？
徐冰：成功的渴望是有一個度的衡量的，我想年輕人必須要有野心和成功的渴望。這個讓你生活變得積極起來，這是需要的。但是對成功的標準其實又是不同的，你成功地組建了一個家庭，而且有非常非常美滿，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人生，事實上這可能比任何事業上的成功都要難，因為它涉及另外一個人。對成功的要求和對成功的滿足感，我想對每個人是不同的。你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達到一樣的成功，或者一樣的成功的方向，這沒必要。
衛鐵：對於現在年輕人來說，您覺得行走有必要嗎？
徐冰：行走一定是有必要的，而且獲取具有反差性的生活也是有必要的，比如說我去紐約參與當代藝術進程和創造，讓我了解了西方當代文化和藝術的內部到底是怎麼回事。但是同時，我真正的收穫在於我更珍惜自己的文化，和更看重我自己本身有的東西。那些東西讓我獲得了一種比照，讓我重新認識它們。而怎麼樣把它們激活，這是我在紐約的經驗所獲。當然我回到中國以後，中國現在的工作和生活，與我在紐約十八年的獨立藝術家的生活和經驗是截然不同的。那個時候我只對自己負責，我的智慧和創造力到什麼程度，我就可以到什麼程度。我現在的工作和整個大的美術界和美術教育界都發生了一種更內在的關係。我回來其實也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儘可能深入到這個國家的內部和這個國家的機制之中，了解這個國家的今天是怎麼回事。它給我提供了與在國際上作為獨立藝術家時，非常不同的一種參照因素，對我的思維有幫助。不管在什麼領域，真正有可能做一點事情出來的人，必須首先是一個思維能力非常強的人。
衛鐵：從世俗上衡量，放棄美國那一切，太可惜了，回來還這麼操心。
徐冰：很多人都是這樣的一個態度，比如像西方藝術圈的很多人，知道我回國了，他們就開玩笑說，哎呀，我們失去了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但實際上我覺得現在回來和我當時去美國其實是一樣的，是一個必需的選擇。因為今天的北京就是當時的紐約，因為它代表了一種最具實驗性的空間。或者說北京是與人類所面對的最要命的問題發生最內在關係的地方。這些地方實際上是最值得工作、最值得投入和最值得生活的地方。
衛鐵：現在來北京的年輕人，是否也應該有您當年去紐約的那種決心呢？
徐冰：我覺得決心很多人都有，而且積極的年輕人其實都是不怕吃苦的。我總結過去的很多從世界各地去紐約的年輕人的經驗，為什麼他們不能夠在紐約獲得他們要的東西，很重要的一點是，他們不能夠非常客觀、非常平行地看待這個文化。比如說大陸去的藝術家，或者說大陸的美術學院畢業的藝術家，都是要成為嚴肅的、追求品味的藝術家，我們要搞的藝術都是純正的、真正的藝術。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美國的文化之中，它表現出來的是一種街頭的、流行的、庸俗的或者說是波普的，或者說是商業的文化。這是我們過去的教育非常不喜歡的一部分。可能在你舊的意識中，你總是認為，我要抓到西方文化中更有價值的東西，或者說我在想像西方的當代藝術時，有一種更有價值的東西是北京沒有的。可事實上，你必須要態度和努力穿透這層你討厭的東西摸到這個文化中真正有價值的部分。到什麼時候都必須有一種全新的態度來面對今天在這個地球上工作的人的成果與新的關係。所有的舊概念都可以重新辨別。比如今天在中國，到底哪一部分人真正地在起作用，或者說對中國的未來、對中國的現實真正具有洞察力和有洞見，我想可能不是思想家，不是領導，也許是農民企業家或者是真正參與到中國這個社會進程之中具體操作的這一部分人。
衛鐵：現在在美院做副院長，您最想跟美院的年輕人分享什麼，最想跟他們說什麼？
徐冰：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你要把藝術的道理給搞清楚，藝術是怎麼回事，你作為一個藝術家，或者說你想成為一個以藝術為生的人，你到底在這個社會上是幹什麼的？你和社會發生一種什麼樣的關係，社會為什麼要給你工作室或者給你房子住，給你工資或者給你飯吃。你用什麼東西可以換來這些東西，我覺得這些事實上是美術學院教育過去缺失的。我們有先生講藝術史怎麼會事兒，我們也有先生講技法，但是這兩個中間我覺得缺了一個環節。我有時候在想，別人花錢買我的作品，或者說讓我在很好的美術館做展覽，是什麼原因？我的東西價值在哪呢？其實物質的作品本身只是一堆材料，實際上比我在材料上或者是製作上精美的藝術家多得很。但是我想也許是通過我的作品，傳達了一種有價值的思維角度，或者說有價值的看事情的方法。別人買的或者別人願意花錢的，是這部分價值。實際上它買的是一個作品背後所提示的一種有啟示的思想。所以作為年輕藝術家，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你要搞清楚你可以交給社會什麼，而社會才能回饋於你什麼，你才能成為一個以藝術為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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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賈樟柯、趙靜編著《問道》
LCA 整理 轉載請提前告知
※每一個看過她們作品的人都有一種想濕身的衝動
※她是教我做人的第一個女孩，可能也是最好一個
※你是第一個鄙視我的人，也是最後一個！
※宇宙中必存在著另外一個人，而這個人與你長的一模一樣
※我，就是這樣一個人！
※作為一個潮人，這就是我喜歡做的事情
※喵星人神同步的動作，一看它們就是一個被窩的
※一個人唯一能控制的是自己的脾氣
※你珍惜一個人，一定是感動過；你放棄一個人，一定是失望過
※做一個像「鹽」一樣的人
※理髮師，我想要一個這樣的髮型
※一個想和你過一輩子的男人，是這樣的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城，住著一個不可能的人
※你一個人，也要好好的
※我真的可以是你心中某一個可以第一的人
※我只是習慣一個人了
※單身，是你一個人的事
※一個人是不是真的喜歡你，就看這一點
※愛一個人那麼難，失去一個人卻這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