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 自沉昆明湖的再世屈原
1927年初夏，中國20世紀傑出的學術大師王國維，正值其學術生涯巔峰之際，卻在北京頤和園昆明湖自沉棄世。消息甫傳，頓使校內外學界同深哀悼。人們在痛惜他「中道而廢」之時，更競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80年來，猜測、推論，諸見紛陳而時有新見，又因各執一隅而難以定論，遂成20世紀中國文化界一大「公案」。
王國維自沉年代，正值中國社會處於激蕩變革之際。1924年，馮玉祥兵臨北京，遜帝溥儀被逐出宮。1926年，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開始後，北洋系統的馮玉祥、閻錫山先後易幟。北洋政府分崩離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此時，王國維任教的清華校園也失去往日寧靜。
王國維的自沉之舉震驚了清華園，更震動了學術界，人們無不為失去這樣一位卓有建樹的國學大師而感到痛惜。王國維自盡的當日，梁啟超已離開了清華，得到噩耗復又奔回清華，親自參與料理其後事，並為王國維撫恤金一事向學校、外交部力爭。他對王國維之死悲嘆至極，他對自己的女兒這樣評價王國維說：「此公治學方法，極新極密，今年僅五十一歲，若再延十年，為中國學界發明，當不可限量」。當時的青年學者顧頡剛感慨地把王國維的死和同年3月康有為的去世相比較，他說：康長素先生逝世，我淡然置之。我在學問上受他的影響不亞於靜安先生，我既是佩服他，為什麼對於他的死倒不覺得悲傷呢？因為他的學問只起了一個頭，沒有繼續加工。所以學術界上的康有為，三十六歲就死了。「至於靜安先生，確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進步的。他的大貢獻都在三十五歲以後，到近數年愈做愈邃密了，別人禁不住環境的壓迫和誘惑，一齊變了節，唯獨他還是不厭不倦地工作，成為中國學術界中唯一的重鎮。今年他只有五十一歲，假如他能有康氏般的壽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麼高。」現在他竟「中道而廢」，為學術界著想，他的死是一個極重大的損失，說不出代價的犧牲。梁啟超和顧頡剛的話反映了學術界對王國維之死的深深遺憾。陳寅恪的輓聯有著更深一層的感情：「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纍寧與俗同塵。我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贏得大清乾凈水，年年鳴咽說靈均。」吳宓則在輓聯中表達了自己對王國維自沉的看法：「離宮猶是前朝，主辱臣憂，汩羅異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國瘁，海宇同聲哭鄭君。」
王國維死後，家人在他遺物中發現了他死前一日所寫的遺書。遺書條理清晰，考慮周密，足見死者絕非倉促尋死。這與王死前幾日無異常舉止相吻合。但遺書一開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十六字，卻給生者留下種種疑竇，成為70多年來其自沉之因久說紛紜，又難以確論的「謎面」。
對王國維死因，其親屬自始至終諱莫如深。而後世臆測大致又分幾種：
一為「殉清」說。王為清朝遺老，更對遜帝溥儀向有國士知遇之感——王國維以秀才身份，被溥儀破大清「南書房行走」須翰林院甲科出身的舊制，召其直入「南書房」——有此思想基礎和遺老心態，逢「覆巢」之將再，以自殺而「完節」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啟超以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比之，當時的清華校長曹雲祥和羅振玉、吳宓等均持此說。魯迅在《談所謂「大內檔案」》一文中，稱王「在水裡將遺老生活結束」，可見也為此論。但反對此說者認為，王國維與羅振玉、鄭孝胥、陳寶琛輩有別，鄭等效命清室復辟，不惜委身於日本政客。而王國維卻領清華職，心無旁騖，潛心學術。他雖「忠清」，卻不充其鷹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當時就有人說：「你看他那身邊的遺囑，何嘗有一個抬頭空格的字？殉節的人豈是這樣子的？」
二為「逼債」說。當年溥儀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說：內務府大臣紹英委託王代售宮內字畫，事被羅振玉知悉，羅以代賣為名將畫取走，並以售畫所得抵王國維欠他債務，致使王無法向紹英交待，遂愧而覓死。當時報紙還傳，王曾與羅合作做生意虧本，欠羅巨債。羅在女婿（王長子潛明）死後，羅、王已生隙，羅令女居己家為夫守節，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費2000元。王國維一介書生，債務在身，羞憤交集，便萌生短見。此說經郭沫若先生筆播，幾成定論。但從王遺書對後事的安排看和事後其它一些證據表明，王國維生前並無重債足以致其自盡。
三為「驚懼」說。1927年春，北伐軍進逼北方，而馮、閻兩軍易幟，京師震動。有人認為，王國維自殺是怕自己這個前清遺老落入北伐軍手中，蒙受恥辱；又王視腦後辮子為生命，當時傳言北伐軍入城後將盡誅留有髮辮者，所以與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斷。但這種說當時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為不合王國維立身處世方式。
四為「諫阻」說。認為王國維投湖與屈原投江相類，是以「尸諫」勸阻溥儀聽從羅振玉等人主意，有東渡日本避難打算，並認為王、羅兩人最後決裂的原因也緣於此因。
五為「文化殉節」說。與王國維同為清華導師，且精神相通、過從甚密的陳寅恪先是以「殉清」論王之死，後又認為：「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王國維不是為了清朝死的,是為了不可在挽回的中國古文化的消逝而死的.他是一個文人,而且還是一個舊文人,他從小接受的思想就決定了他不會允許這種文化這種制度在他面前消失,他無法理解,他只有選擇死來逃避,這是他的悲哀,也是中國文化的悲哀——最優秀的舊文人自他死了以後就沒有在出現過了。陳寅恪的詮釋在同類者中立即得到共鳴，並在文化界產生重要影響。但陳之觀點，與其說是對王國維之死的解釋，不如說是他以自己的一種心態來觀照王國維的精神。
最後一種觀點是「諸因素」。以一遺民絕望於清室的覆亡，以一學者絕望於一種文化的式微，一介書生又生無所據——當王國維徘徊於頤和園長廊，回想起「自沉者能於一剎那間重溫其一生之閱歷」的箴言，遂「奮身一躍於魚藻軒前」。也許，這就是王國維自沉之「謎底」。
前人論述王國維之死，也看到了從遺書中透出的「內心的恐懼」，但是，王國維所感到恐懼的究竟是什麼呢？值得探究。是因為眼看清室覆亡而且復辟無望而恐懼嗎？這種論調未免過於看低了王國維，這樣一個學貫中西的人，他會把一個王朝的存亡興廢看得如此重要嗎？但他的確又充滿了憂懼，他所憂懼的並不是政治之變革，而是社會之變革。政治變革只是朝政之變化，政權之更替，很多時候只與「肉食者」有關，而社會變革顯然更為深廣，它不僅是政治的，經濟的，也是社會的，文化的，而且一旦颶風飆起，所有人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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