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的四次大改地名

文史 05-18

新中國成立後的四次大改地名

現下，一場聲勢浩大的地名普查工作，正在全國範圍內推進。此次地名清查的核心主旨是「文化保護」。其實呢，自1949年以來，中國已有過4次大規模的地名更改潮，原因各有不同。

第一次：取消了一批被認為帶有華夏文化優越感的地名

1951年，政務院下發文件，要求清理「帶有歧視或侮辱少數民族性質」的地名。隨後，相當數量被認為具有華夏文化優越感的地名被取消，如歸綏更名為呼和浩特、迪化更名為烏魯木齊、景化縣更名為呼圖壁縣、懋功縣更名為小金縣、鎮南關更名為睦南關……基本上，地名凡含有「綏」、「化」、「平」、「鎮」、「宣」這類彰顯中央王朝、華夏文明影響力所及之字眼者，都被更改了。

這場更名運動，本意是好的（理念不論）。但具體到某個地名，是否有充足的必要更改，卻很值得商榷。比如，雲南宣威縣，被認為有「宣揚大漢天威」之意，遂被更名為榕峰縣；但是呢，宣威縣的前身是雍正五年（1727年）所設宣威州，已沿革200餘年，當地百姓也已非雍正時代的土司之民，實無必要更改。且隨意更名，也破壞多年來聚附在地名上的品牌資源。至1959年，因「榕峰火腿」海外出口不利，經國務院批准，榕峰縣又改回了宣威縣。

此一時期，清除帝國主義侵略及封建迷信色彩，也是地名更改的一大方向。最著名者，莫過於「額菲爾士峰」被更名為「珠穆朗瑪峰」、「外喜馬拉雅山」被更名為「岡底斯山」。

第二次：受《漢字簡化方案》影響章法混亂

1956年，《漢字簡化方案》出台，又有大批地名隨之更改。因為漢字簡化本身乃是作為「漢字拼音化」的一種過渡手段，故當時在更改地名時，並未考慮歷史、文化傳承方面的問題。

較為典型者，如「璦琿」被更名為「愛輝」，只簡掉了兩筆，但卻割斷了該地名與1858年《璦琿條約》等重要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繫；至2015年，「愛輝」已被好幾代人使用習慣了，卻又改回了「璦琿」。其他很多更改，也是章法混亂。如「邠縣」更名為「彬縣」（筆畫反而多了）、「大庾縣」更名為「大余縣」（理由是「庾」字生僻，但「大庾嶺」卻又不改成「大余嶺」）、「沔縣」更名為「勉縣」（理由是「沔」字生僻，但該縣之來歷「沔水」卻又不改）、「鬰林」更名為「玉林」（「鬰江」、「鬰南」當時更名成了「鬱江」、「鬱南」，獨獨「鬰林」非要更名為「玉林」）……

第三次：「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紅」

1966年，一場更大的、深入街道巷陌的地名更改風潮襲來。在北京，張自忠路被改成「工農兵東大街」、趙登禹路被改成「中華路」，佟麟閣路被改成「四新路」。紅衛兵們認為，「城區四個區是首都的心臟，應該『紅滿城』，擬將西城區改為『紅旗區』，東城區改為『紅日區』，宣武區改為『紅衛區』，崇文區改為『紅光區』。海淀區大專學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為『文革區』。……」北京市委當時的口號是「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紅」。但紅色地名不夠用，在「學毛著胡同」、「防修胡同」、「滅資胡同」……都用過了之後，就只好採用一種省事的辦法，從東單二條到前炒麵胡同，按順序被更名為「瑞金路頭條」至「瑞金路三十條」……

北京不是個案，各地都出現了「地名一片紅」的狂熱，造就了大量的重名同音地名。地圖、公章、招牌、路標、公文、出版物等不可能緊跟運動的步伐迅速更改地名，造成了辦事找不到人、信件無法投遞等諸多混亂。所以到1974年，北京市委將絕大部分胡同改回了文革之前的名稱，只保留了14條沒有恢復。

第四次：追逐經濟利益，成功者少

1979-1986年間，中國搞了「第一次全國地名普查」。這次普查，動用10萬之眾，歷時7年，除糾正文革期間的地名亂象外，還獲得了陸地地名550餘萬條，沿海島嶼、海域地名2萬餘條。普查結束後，自國務院而下至各縣市，成立了「地名委員會」。

新一輪的改名風潮自80年代末開始，延續至今。

這一次的動機是「發展經濟」。然而，大多數地名更改，沒有產生明顯的經濟效應，反引起無謂的爭議。比如，1987年徽州地區更名為黃山市，市內太平縣又更名為黃山區，給遊客造成很大的困擾，也抹煞了「徽州文化」的存在；1988年灌縣更名為都江堰市，轄內與青城山利益相關者即相當不滿；2001年，為打周恩來故居之牌，江蘇淮陰市更名為淮安市，但當地此前本就有一縣級淮安市，結果遊客去了後被「大淮安」「小淮安」弄得暈頭轉向，找不到周恩來故居。有些地名的更改，甚至可以算作笑話。比如，河北完縣，其前身是金代之完州，寓意山河完固，本是佳名，奈何有外商認為「完」寓意「完蛋」，遂於1993年更名為順平；遼寧鐵法市，以金兀朮曾在該地某山調兵遣將之傳聞為由，竟將市名更改為不倫不類的「調兵山市」，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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