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 | 我是這樣從精神分裂症手中搶回了我的哥哥

「

我永遠對他敞開懷抱，

也隨時準備卸下重擔。

」

我打算殺了我哥哥。如果他再靠近父親的房子，我就準備打開背包拿出匕首把八寸長的刀刃插進他的胸口。我一邊數著腳步聲，一邊在腦海中演習。

一，二，三。

那是2011年的秋天，我二十五歲，人生一片黑暗。Joshua發病已有一年，但我們仍然無從得知他到底發生了什麼，只知道這個病完全改變了他對我們一家人的看法。在他眼裡，我們不再是他摯愛的親人而是兇手，怪獸和戀童癖患者。他認為我們的父親是催眠師，對他下了詛咒。他出現在我父親位於穆斯柯卡河邊的別墅前準備復仇，這個地方離多倫多有兩小時車程。

「我只是來聊聊，」Joshua說著向前走了一步，「如果你能讓我進去……」

我把背包扔在地上。心中默數：「一。」這一路走來，我背負著不屬於我的壓力。二。我早已變成了我哥哥的監護人：我曾試圖挽救他的人生，也已經準備好卸下這個重擔。

我們從小接受的是來自母親的家庭教育，未曾走出家門。從小我就知道我的哥哥名字Joshua背後的含義——希伯來語中的耶穌，我的救世主。

16歲的時候，我的哥哥簡直就是我的偶像。一個優秀的跳高健將，他跨越了很多障礙。他成績好，朋友多，他能讓朋友們，尤其是女孩們開懷大笑，這對我來說都是難以想像的事情。我是個安靜而內向的小孩，十三歲時進入公立學校，我的哥哥就是我的保護神。當一個惡霸連續欺負我三個月並威脅要殺了我的時候，我告訴了哥哥。他開車帶我到了那個人的家，讓我在車裡等著，他去和那個人的父母聊了聊。十五分鐘後他離開了，那個惡霸再也沒有找過我的麻煩。

圖片從左至右：新墨西哥州國家公園白沙灘，1993；家中聖誕早晨，1994；猶他州野營，1992。

唯一讓Joshua一蹶不振的事情是2002我們父母的離婚。結婚三十年後爸爸媽媽突然有了無法調和的矛盾。有一段時間，家裡的氣氛令人感覺身處冰窖。爸爸在鎮里買了個房子，媽媽依舊留在鄉下，外婆搬來與她一起生活。Joshua跟我來回換著居住。我變的更加內向而Joshua變的煩躁而刻薄。最讓父母生氣的是，高中畢業後他無所事事了好幾年，當過店員，也去過澳洲。

然後，Joshua的傷口隨著時間癒合了。他搬到了西部英屬哥倫比亞地區的一個小城上大學。他追隨了父親的腳步學習音樂，成為了一個滿心抱負的作曲家。他被選為校學生會主席。他外向而富有冒險精神，曾因在猶他南部山區野營兩個月被國家廣播電台採訪。我去看過他幾次，我們一起去健身房，去泡溫泉，去遠足。那是第一次我們像兩個大人一樣相處，探尋腳下的小小世界。我看著中間藍藍邊緣白白的天空，感覺我們像在一個穹頂下生活，它保護我們遠離一切煩惱，彷彿我們戰無不勝，無所不能。

「發生了點事情，」Joshua在郵件中告訴我，他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他覺得有東西或者有人在控制他的生活，處處為難他。「大概會越來越糟。」他總結道。

那是2010年8月6號，Joshua27歲，剛剛搬回位於溫哥華島上的阿姨家，離開了加拿大的西海岸。由於工作，旅行和一些重複的課程，他四年才拿到兩年制的學位。畢業前幾周，他告訴我他為終於離開學校而開心不已。他的朋友來看他，他們很快就要一起組建樂隊。「我覺得這次我肯定能在音樂上搞出些名堂。」這是早前他在一篇名為「做一個搖滾明星」的日誌里寫下的話。

後來一直支持他的父親不再資助他。那兩年經濟不好，爸爸也很吃力。Joshua可以一個人在野外生存很久，但在現實世界對他來說是個可怕而不友好的地方。他只能苟延殘喘地活著。他做過洗碗工，賣過咖啡，但任何工作都無法持續一星期。阿姨最後只得讓他離開。

他告訴朋友：「我覺得自己快瘋了，我覺得我的神經系統出了毛病。我不能清晰地思考，只能不停地哭泣。」後來他告訴我，有一次一個流浪漢向他吹煙圈，從那時開始，從他聞到那個味道開始，一切變的不對勁了。

父母把他接回了家。他回到媽媽的家裡後，我們一起坐在童年的家的樓梯上。我問他發生了什麼。

「我也不知道啊兄弟。」他看起來迷茫而困惑。「肯定跟那陣煙味有關。那個人想要把我帶入毒品和犯罪的世界裡。」

「好吧，」我說，「但那跟父親又有什麼關係呢？」

「你聽著，Alexander。」他的口吻突然變得十分冷漠，他很久沒有直呼我的大名了。「我不直到他有什麼目的，也許他只是嫉妒我的音樂事業。」

我皺著眉點頭，然後換了話題。

後來，我把偏執，妄想，漫走等關鍵詞提供給坐在電腦前的媽媽查詢，當網路顯示是精神分裂症的時候，我們都笑了。精神分裂症簡直就是瘋子的代名詞。我哥哥才不是瘋子，他只是需要回到生活的正軌。

Joshua睡下後，我和媽媽坐在門口，我說：「他大概三十歲才會明白這一切是怎麼回事。」

她緩緩地點頭，沉浸在悲傷中。

2010年十月，Joshua在母親的家門前

我們預約了一個多倫多的著名心理醫生，他會在我們當地的心理診所與我們視頻會議。重點是，兩個月後的十月末，他才見到我哥哥。

在那之前，Joshua和媽媽，外婆以及我一起生活。他選擇住在我們童年玩耍的封閉的樹屋裡。樹屋雖小但有他需要的一切：床，暖氣，插座，海報還有小時候我們塗在牆上的野草。大多數情況下，他很晚才到廚房，很快地吃完然後就回到樹屋。夜晚他會播放奇怪的音樂，陌生的節奏和曲調和我猜不出姓名的女歌手。

有一次，我和媽媽正在廚房聊天，Joshua走了進來說：「你們在討論我嗎？」

樹屋在1994年秋天完工

「親愛的，我們很擔心你。」媽媽回答。

「我允許你們談論我了嗎？我說可以了嗎？」

「沒有。」我回答道。

他轉向我。「你在幫媽媽說話嗎？」

我陷入了沉默。

「親愛的——」媽媽說。

Joshua轉身說：「現在你開始幫他說話了？這算什麼？你們打算聯合起來對付我？他一邊說一邊飛快地走出了房子。」

「這太糟糕了，」我說。母親並沒有回答我。

預約的當天，我的哥哥並沒有讓我們參與進去，甚至拒絕我們帶他前往。他開著媽媽的雪弗蘭自己去了，比估計的時間晚了一小時回到了家，直接去了車庫。為了躲避寒冷的冬天，他把家從樹屋搬到了車庫。直到四年後在他廢棄的公寓里，我才在紙箱里找到醫生的報告。

醫生認為我哥哥沒有嚴重的精神疾病，之前的癥狀是暫時的。「是藥物引起的精神崩潰，能聽到或聽到並不存在的東西。而現在，他明顯已經好了，因此我不建議進行治療。」醫生總結道。

這個精神病醫生錯了，Joshua也許有過精神崩潰，但不是暫時的。現在我才相信，我的哥哥非常痛苦，而且情況會變得更糟。

預約後不久，Joshua回到溫哥華在朋友家借住，靠臨時工作勉強度日。在他朋友眼裡，他古怪的個性源於在音樂事業中的掙扎，在我們的眼裡，音樂讓他打開心結。經過幾個月的拉鋸戰我終於說服他回來再看一次醫生。

我們預約了加拿大最好的治療精神病的公共機構。那是2011年7月一個炎熱的周五，煙圈事件已經一年了。媽媽，Joshua和我驅車前往多倫多。那時候，他甚至拒絕與父親同乘一輛車。

Joshua的一頁筆記

這個機構的主樓坐落在一家古老的精神病院。我們經過一面很高的石頭圍牆，這面牆是以前的患者修建的，凹凸不平的牆面上有很多他們留下的小小的胡言亂語。現在的病人在院子里散步，看起來對周圍的世界毫不關心。

我和媽媽被邀請進了一個房間與專家會面，Joshua被帶到另一個房間與兩個醫生見面。我買了一個文件夾，裡面有上百頁的郵件，清晰地記錄了我哥哥每況愈下的病情。（Joshua曾對父親說：我恨死你了，我希望你早點死，死得越痛苦越好。對母親說：你是不是同性戀？你知道怎麼做一個成熟女性嗎？）

一個小時後，我們聚集在一個大會議桌前。一個看了Joshua的醫生說：「好消息是，他沒有嚴重的精神疾病。」沒有人說話，她壓低了聲音繼續說，「我們認為這是家庭內部障礙。」

我看向母親，但她沒有看我。

專家繼續補充道：「與另一個訪談了我和媽媽的醫生交流後，我們意識到有些事情Joshua沒有告訴你們，尤其是他吸大麻的事情。」

「這件事和我的問題無關。」我哥哥說。

醫生滿意地點了點頭，結束了會議。

在高速公路上我給父親發了一條簡訊：在回去的路上。Joshua沒有嚴重的精神疾病。父親回復道：他媽的。我們都被震驚了，哥哥吸毒的事實突然讓我們疑惑不已，也許除了大麻，他還吸別的毒品。我們錯的太離譜了。

直到後來，我才對精神分裂症有了更多的了解。它沒有病因也沒有治療手段。哪怕五個癥狀里有兩個，你依然能達到診斷標準。沒有家族病史也可能出現——我們家就沒有人得過這個病。早期階段有些人可以裝作正常。我哥哥看病的前一天剪了頭髮，雖然他穿的越來越不注意，他在見醫生前仍整理了一下。

好景不長，一周後，Joshua油漆工的工作被解僱了，因為他對著牆嚎叫。不久後，他告訴我他覺得我們家和布希總統家有關係。那時候他住在離父母的房子三十里一個叫Bala的療養小鎮，他的病情惡化的十分突然。

他宣稱要用強姦的理由起訴父親。他在媽媽的電話留言說他看到她虐待外婆，如果媽媽不讓他進門他就要舉報她。這些話都是胡說八道，但是我卻從中發現，我哥哥試圖尋找外部虐待，尤其是身體虐待，這就像他內心裡感受到的虐待。

9月的一天晚上，爸爸打電話來說他的車的警報響了，有人用蘋果砸了他的窗戶。幾乎是同一時刻我收到了哥哥的郵件。他說：「選擇就在眼前，你選擇父母還是我？」這太難了，我把爸爸接回了媽媽家。我們坐在我的房間里喝紅酒，試圖忘記無邊無際的痛苦。我把房間讓給了爸爸自己睡在走廊。這是十年來我們三個人第一次睡在同一個屋檐下。

Joshua在facebook上發了一篇三千字的日誌，宣稱父親是個兇手，是催眠師，是戀童癖癮君子，強姦犯和巫師。他跟我說過好幾次父親練習黑暗魔法的事，還說父親和撒旦有聯繫。

父親開始把車停在鄰居家，窗戶也不再打開。他安了一個假的攝像機在門上貼上海報，他恐懼將要到來的厄運。壞事可能就要發生了，只是時間問題。

那是2011年11月，Joshua仍然住在Bala，我仍然住在媽媽家。電話響的時候我正在家辦公。

「他在這，」爸爸說，「現在就來。」

我走到沙發前把墊子抬起來。春天哥哥回來後，我就在這裡藏了一把刀。（我把另一把刀放在了我的床墊下面，還在衣櫃里藏了一把槍。）我拿起刀塞進背包。

「怎麼了？」媽媽問道，他感受到了我的匆忙。

「沒什麼，」我謊稱，「爸爸需要我去幫忙，馬上回來。」

八分鐘後我到達的時候，Joshua正站在父親房子的車道。「你來幹什麼？爸爸打電話給你了嗎？他現在在裡面嗎？」他看著沒開燈的房子叫喊著。

我跑到他面前，站在他和門中間。

「住手，別再動了。」我說。

「你怎麼回事？」他歪著頭，像是突然不認識我。「你什麼時候變的這麼好鬥了？」

「你進不去的，」我一邊說一邊抓著背包，準備把刀拿出來。我能感受到包里刀的重量，感受到刀刃抵著我的背。

「我只是來聊聊，如果你能讓我進去……」Joshua說道。

他向前走了一步，我放下包，打開把手伸了進去。

然後門開了。父親就站在那裡，看著我們

「嗨，」Joshua說。他試圖繞過我，但我堅定地站在那裡。

「你想聊聊？」父親問道，走下樓梯。「可以聊。但是要在車裡。」他如此冷靜如此理智。

2006年11月，Joshua，父親和我在英屬哥倫比亞的納爾遜

我看著我的哥哥，他沒有動。

「來吧，」父親說，「我們到車裡去，我們送你回家。」

45分鐘後，我們到了我哥哥位於Bala的公寓。一路上Joshua針對父親問了很多隱晦的問題。（你為什麼和媽媽離婚？你們為什麼現在像朋友一樣交流？）我們下車的時候，父親也跟著下了車伸手去拿錢包。

「我不想要你的錢，」Joshua說，那是他對父親說的最後的話。

我們都備受煎熬。父親精神越來越渙散，經常發獃，甚至不能通順地說出一個句子。但媽媽更讓我擔心。有天早上我醒來發現她躺在沙發上。「早晨五點開始我就驚恐症發作了。」她喃喃地說。

我看了看錶，七點半。

我去衛生間找到了安定。她已經吃了抗抑鬱的葯。她是不是把葯弄混了？我這樣猜測著，把一片白色的藥片放在她手裡。她顫抖的厲害，甚至不能把葯放進嘴裡。然後她眼淚就下來了，大聲地抽泣，甚至無法呼吸。

我很討厭被人問：「你是怎麼堅持下來的？」，家庭教育的經歷和與世隔絕的童年讓我和Joshua親如雙胞胎。我甚至會想，我哥哥可能會去坐牢，或是毫無徵兆地死在街頭。任何一種想法都讓我無比痛苦卻又必須承受。

1992年新墨西哥州的路邊

這種壓力下幾乎沒有娛樂的可能，連跟朋友出去玩成了天方夜譚，所以我不再與人社交，不再出門。我與女朋友分了手，取消了旅行，好幾天不出門。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最好能幫助到我哥哥，否則就變得毫無意義。我在夜裡發郵件，醒來回復，我有8G的文件，都是收集的資料——每一通電話，每一張facebook照片，我都記錄下來，像日至一樣親密，像法律文書一樣正式。這是我僅有的與他有關的東西，也是我把他救回的唯一可能。

我看了它們那麼多遍，以至於我可以在心裡背誦出來。

媽媽問：「他第一次和那個醫生視頻是什麼時候？」

「10月21號。」我回答道。

媽媽：「他說了什麼？你再提醒我一次。」

「他建議Joshua停止抽大麻，Joshua對刺激物太敏感了。」我說。

一旦涉及到Joshua的問題，我就會設立一個過高的奉獻標準，並且遷怒於不達標的父母。我不相信在這件事上他們會比我做得更好。我連自己的期望值都達不到，我覺得Joshua沒有好轉是我的問題。事情發生之後我才回想起很多奇怪的事情：他看看這裡，評論下那裡什麼的。這是我作為兄弟的責任，我應該注意到這些，但是我沒有，我把哥哥的生命當作自己的看待。他活的不好，我也會活的不好，就是這樣。

在2015年的夏天，我的電話響了。「嗨，Zander，我在想，你是不是有一個叫Joshua的哥哥？如果是這樣，請簡訊我。」發信息的人我認識，是我哥哥前女友的媽媽。原來Joshua回到了Nelson。閑逛了幾天後，他來到前女友家裡尋求幫助，「他走到了我的家人在逼我自殺。」他說。

自從2013年聖誕我出現在他公寓後，Joshua就再也沒有和我說過話。他會當著我的面把門摔上。他31歲生日後就沒有再和媽媽說過話，雖然那天媽媽帶著禮物和生日蛋糕出現，他也會當著她的面把門摔上。而父親則已多年與他沒有交流。家裡與他唯一的交流就是通過我，我與他唯一的交流是通過facebook。他屏蔽我很久也刪掉了大部分好朋友，但是我仍能看到他公開的狀態。他編輯我們的照片，使得照片看上去我們是圍坐在餐桌前，但是媽媽的眼睛被挖掉了，爸爸也沒有頭。

我登上飛機，用半天抵達了英屬哥倫比亞南部，這個有雪山有松樹的地方。8年前我哥哥來到這裡，是為了完成成為搖滾明星的夢想。而現在，他住在帳篷里。

藥物引起的精神崩潰後的Joshua

我在這裡待了三天，走遍大街小巷尋找他，看到流浪漢們排著隊領救濟，我去了當地的服務中心，告訴一個社工我覺得我哥哥有自殺的傾向。我給她看了過去五年的資料，足夠證明他不僅自己有危險，對別人也是個威脅。

這個社工了解情況後當即決定去找Joshua，最後在公共圖書館找到了他。她看到他坐在電腦前，往facebook上傳照片。「你是Joshua嗎？」

他眯著眼睛說：「找我有事嗎？」

社工把媽媽寫給他的一封信念給他聽，告訴他我們是多麼愛他，擔心他……

Joshua打斷她說：「你沒經過我的允許。」

「允許？」她問。

「只有經過我的允許你才可以跟我說話，」我哥哥說，「然而我並沒有允許你。」

然後這個社工報了警，我哥哥被送進了醫院。

我打電話告訴父母別再擔心，但毫無疑問這僅僅是擔心的開始。我們對他的治療一無所知：他要在醫院待多久，我們是否可以探望他。我打電話給前台，Joshua卻拒絕和我說話，不久後醫院就站到了他的一邊，不再給我們提供任何信息。只要他允許，這一切都不會發生。醫院告訴我除非他死了，否則我們不會知道他的任何消息。

通過仍然與Joshua保持聯繫的一個親戚，我們得知Joshua離開了醫院，住在救助中心的小房間。他被診斷為偏執型精神分裂症。有人一天去兩次並看著他吃掉4mg利培酮，那是一種安定葯。如果他不吃藥就要回到醫院。

這是我所有的希望，但這遠遠不夠。很久以前我就決定，我一定要把哥哥治好。不是需要吃藥的哥哥，是完完整整的曾經的那個人。

「那可能嗎？」一個朋友問我。

「可能？」我突然非常生氣。「根本毫無希望。」

我父母和我決定我們中應該有個人回到Nelson。我們非常想念Joshua。我們想要見他，告訴他我們為他邁出康復的第一步而驕傲。最重要的是，我們相信他需要我們。藥物只能改善精神分裂症最明顯的癥狀——幻想，偏執。隱藏的其他癥狀需要別的治療手段——教育，學習，適應，這些無疑我們最適合提供。

我去再合適不過了。Joshua非常排斥父親，他在街上看到父親都會躲避。而媽媽需要照顧外婆。

我先去了救助中心，他不在那裡。我打他電話，但是是一個陌生人接的——他換號了。我給他發了郵件：「Joshua，我來看你了，記得回復我。」他沒有回復我，我找了別的地方：圖書館，公園，我給醫院打了電話，依然沒有找到他。我找不到他了。

我走遍我們曾經一起去過的地方：健身房，溫泉。我坐在水池裡把頭沉浸在水流里。又熱又冷，直到我感覺不到自己的皮膚才停下，我想停止接受這世界的一切信息。

夜裡我在黑暗的酒店房間醒來，看著空空的床。我十歲前一直和哥哥一起睡，每天晚上我們都依偎在一起。現在，我躺在床上，思考為什麼那時候為什麼沒有抓住他。

在最後一天，我去山上遠足。我哥哥曾經告訴我他三十分鐘就可以登頂。我用手機計時後就出發了，我彎曲著膝蓋，汗流不止，終於在規定的時間完成。我看著眼前的景色：遠方的山，小小的城市，綠色的水和穹頂一樣的天空。

在機場，因沒找到哥哥而萬分失落之時我接到了媽媽打來的電話。「我剛和Joshua談過，」她說。這是她兩年來第一次聽到Joshua的聲音。

我停住了腳步，幾乎無法呼吸。我試圖把Joshua和家聯繫在一起，然後想著：是偶然嗎？他是不是看到了我的郵件？

「他之前在溫尼伯，」我媽媽解釋說。那是一個距離Nelson一千英里的地方。「他在找工作，但是不太順利。現在他在溫哥華，問我要他阿姨的電話。」她的聲音聽起來非常愉快，「感覺他過得還不錯！」她說，像是一直期待著說出這句話。「他很冷靜也很理智。」

我的哥哥把他的計劃全盤托出：他怎樣計劃自己的生活，找工作，尋求安穩的生活狀態。他32歲了，打算為婚禮攢錢，希望找到一個人安定下來。

我的手機響了，是爸爸的簡訊：「和Sharon聊了聊，好消息！」雖然他知道Joshua不想見他，父親依然迫切地希望出發，這種感覺是如此急切以至於其他的理由都不再重要。

我把手機拿回耳旁，聽到母親說哥哥同意每周打電話回家。「我告訴他我多麼愛他，」媽媽說，「他一直說，我也愛你，我也愛你。」

她把哥哥打來的號碼告訴了我，我掛斷電話就打了過去，但是沒有接通。也許他是用收費電話打的。透過窗戶我看到人們排著隊準備登機，我停留了一會兒，努力平復了自己的情緒。Joshua終於又回到了我們的生活，我不知道這樣的日子能有多久，但我不在乎。因為現在就很好，現在就已經足夠。

作者/Zander Sherman 編譯/仲偉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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