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太史公自序》:「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由此可見，司馬遷的思想體系是以儒家學說為基礎的。但同時又吸收了道家思想來豐富、補充和發展了儒學道德倫理思想。在深入探討歷史發展規律的前提下，忠於事實，從而使人的道德價值同歷史事實、歷史進程、歷史規律緊密地結合起來，並為道德價值觀提供了堅實基礎。

所謂"究天人之際"就是要探討天道和人事之間的關係。司馬遷在《史記》中是怎樣「究天人之際」的呢?他在《自序》中說要「正《易傳》」，而這正是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易傳》以變化為天人宇宙的永恆法則，「生生為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息矣，」(《繫辭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對此，司馬遷也認為「《易》著陰陽五行，故長於變」(《太史公自序》)。《易》自東漢鄭玄始，將《易》歸之為三，「易簡，變易.不易」，而司馬遷在此特彆強調「變易」，可謂正切中要害，並為其治《史記》的哲學依據。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是基於自然與人事之間有統一關係的認識論基礎,而且根本上是受到了中國傳統的人文思想文化尤其是孔子的人文思想文化的積極影響。這種觀點與漢武帝所提倡的儒學正宗的所謂"天人感應"學說相對立。

所謂通古今之變,就是要通過歷史的發展演變,尋找歷代王朝興衰成敗之理。

與「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唯心史觀不同,司馬遷肯定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他對歷史上出現的革命和政治改革,總是採取讚美的態度。他對法家如吳起、商鞅、秦始皇等,儘管從感情上並不喜歡他們,但對其變法取得的成功,則加以肯定。司馬遷認為歷史的盛衰不是偶然的,史家則應「原始察終,見始觀衰」。而歷史往往是在「盛」中已包含了「衰」的因素,「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向來的歷史以政治為中心,以帝王的起居注為主要內容,司馬遷卻注意到了社會和經濟,自覺地有意識地總結、研究經濟問題。在記錄整個人類的活動中,司馬遷重視人民群眾和下層社會的力量,在歷史中抬高了平民的地位,如在世家中加入了陳涉,列傳中的遊俠、刺客、滑稽等大都是平民。他還重視維護華夏的統一,主張各民族的平等友好,反對掠奪侵暴。司馬遷強調人的主體作用，《史記》創作，無論是從宏觀的整體布局，還是從具體的一人一事，還是從其創作的思想傾向，無不表達其對人的肯定與歌頌。

所謂「成一家之言」,就是要通過著作表達自己的歷史見解和社會理想。《太史公自序》中說他的理想是使《史記》成為《春秋》第二,他自己成為第二個孔子。在這方面,司馬遷以孔子作《春秋》深自期許,繼承了古代良史「不虛美,不隱惡」的求實精神,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即使對漢高祖劉邦,也如實地記載了他好逸惡勞、貪酒好色等無賴習氣;而《封禪書》則記載了漢武帝迷信神仙的一些荒唐活動;《酷史列傳》中則如實寫漢代殘酷的吏治;《平準書》里則對漢武帝黷武給人民帶來的苦痛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在《匈奴列傳》《大宛列傳》、《佞幸列傳》里,則揭露武帝所寵幸的權貴們的驕奢跋扈和貪縱無恥。司馬遷始終堅持獨立思考,把他的歌頌更多地給了具有優良品德和反抗精神的下層人民和許多不為當時官方輿論所容的人物,以及遭受迫害打擊的忠臣良將;肯定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所有這些,都反映了司馬遷進步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司馬遷寫《史記》,竊比《春秋》也是寄寓理想於其中的,而他的理想也是靠歷史事實的敍述來體現的。

「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司馬遷的學術志向，並非他宣稱有此成就。究，探究，追問，此句是講哲學家的任務；通，通透，解釋清楚，此句是講史學家的任務；成，理論建構，此句是學問家的畢生事業。鄒老師的理解愚以為有失偏頗，此三句在今天來看就是打通文史哲，成就學問大家，述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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