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墨戰爭︱奴役與自由的對立：南北方的權力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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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國革命將自由界定為一種普遍權利的時候，奴隸制的存在無疑是對美國「自由」的巨大嘲諷，奴隸制與自由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儘管1820年的密蘇里妥協案為奴隸州與自由州劃定了一條地理界線，但美墨戰爭及其領土兼并打破了奴隸制反對者與捍衛者之間的這種暫時妥協，奴隸制問題成為由美墨戰爭引發的外交大辯論的中心議題之一。
美國自由精神的象徵
德克薩斯兼并引出奴隸制擴展問題
早在德克薩斯兼并之時，作為奴隸制的堅決反對者，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曾擔任過美國總統，後被選為國會眾議員）就曾指出這是南方奴隸主策劃用來擴展奴隸制度的一個「陰謀」，那些南方「陰謀者」派遣移民進入德克薩斯，煽動革命，然後又迫使國會同意兼并德克薩斯。1843年，亞當斯還起草並發表了一份面向全國的演說，重複提到「陰謀」理論，並警告說「兼并的實現將意味著聯邦的解體」。奴隸制問題與德克薩斯問題緊密相連的政治現實先後成為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總統和馬丁?范布倫(Martin Van Buren)總統拒絕德克薩斯兼并的理由之一。
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
直到1844年4月，考慮到英國捲入的危險，約翰?泰勒（James Tyler）總統才簽署了兼并德克薩斯的條約，並將其提交給美國參議院。泰勒的兼并條約立即招致輝格黨人和廢奴主義者的強烈反對，國會內部也就兼并條約展開了激烈辯論。其中最堅決、最不妥協的反對者當屬眾議員喬舒亞?里德?吉丁斯(Joshua Reed Giddings)，他發表演說指責總統和他的內閣以及民主黨人錯誤地認為美國人民應該支持德克薩斯的奴隸制和「蓄奴」州之間的奴隸貿易，並使之永久化，進而打破聯邦內部北方與南方之間權力相對平衡的穩定狀態。
泰勒的兼并決議最終被否決，但12月泰勒總統在提交給國會的最後一份年度咨文中呼籲國會通過聯合決議這種非正統的程序兼并德克薩斯，建議德克薩斯作為一個州而不是一塊領土加入美國。1845年1月，國會再次討論兼并以及被兼并地區的奴隸制擴展問題。2月27日，參議院以27：25的微弱多數通過了兼并決議，所有的反對票都是輝格黨人投的，其中15票來自自由州，10票來自奴隸州。
1846年4月24日美墨在格蘭德河發生流血衝突， 5月13日美國向墨西哥宣戰，5月23日墨西哥向美國宣戰。美墨戰爭一開始，奴隸制問題就成了戰爭異議者反對戰爭的理由之一，其中反對最為激烈的是廢奴主義者。
威廉?勞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 是美國19世紀30年代著名的廢奴主義活動家，《解放者》周報的創辦者，美國反奴隸制協會的創立者。美國反奴隸制協會(Anti-Slavery Society)採納了這位激進廢奴主義者起草的一份宣言，宣言將奴隸制問題與戰爭聯繫在一起，指責戰爭的邪惡目的在於通過奪取大片的墨西哥領土使美國奴隸制度得以擴展和永存。與廢奴主義者相呼應，國會內的北方輝格黨議員也將美墨戰爭看成是奴隸主政權為了擴大其政治影響和特殊制度而進行的一種不道德的行為，加以強烈反對。此外，也有部分民主黨議員擔心戰爭會造成更多的奴隸制領土加入聯邦，從而削弱美國國內的自由制度，導致聯邦的解體。
威廉?勞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
國會議員就美墨戰爭與奴隸制的擴展兩者間的關係所展開的激烈辯論既包含了自由與奴役間的較量，也體現了南北方的權力之爭。因為無論是奴隸制的反對者還是奴隸制的支持者都認為戰爭很有可能導致美國領土的擴大，新增加的領土如果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聯邦無疑是自由的勝利，同時隨著自由州在參議院席位的增多，北方的權力將得到加強；反之，如果新增加的領土以奴隸州的身份加入聯邦則是對自由事業的打擊，南方的權力將得到強化。
「威爾莫特附文」將辯論推向白熱化
隨著戰爭進行，波爾克政府擴張領土的目標日漸清晰。1846年8月8日，波爾克向國會眾議院提出撥款二百萬美元的請求，眾議員詹姆斯?麥凱(James I. McKay)響應總統請求，向國會提出撥款議案，引起激烈辯論。
其中，議案反對者的一個主要考慮便是政府用這些撥款購買新領土，這會擴大聯邦內的蓄奴地區，除非永久排除擴展奴隸制度的可能性。針對這一問題，眾議員大衛?威爾莫特(David Wilmot)發言，表示他反對屬於南方的「特殊制度」在任何將要獲得的領土上擴展，因而提出一個禁止奴隸制度或強制性奴役狀態在任何新獲得領土上存在的修正案，被稱為「威爾莫特附文」，從而使得辯論更加複雜化。
作為「威爾莫特附文」的堅定支持者，輝格黨眾議員喬舒亞?吉丁斯預言一個全國性的聯盟即將形成，促使自由的擁護者與奴隸制的維護者相抗衡。他提醒說南方人當中的奴隸主的政策很容易導致聯邦的解體，不希望美國因為一場為擴展人類奴役狀態而進行的戰爭犧牲純凈的道德。奴役和自由，在他看來，是必定處於交戰狀態的兩條敵對原則。他號召輝格黨人和民主黨人一起反對奴隸制度的擴展，因為相對於一個包含有道德和宗教是非的問題來說，黨派紛爭並不重要。
最後，眾議院就麥凱議員提出的附有「威爾莫特附文」的兩百萬美元的撥款議案進行投票表決，結果順利通過，但在提交參議院審議時，卻因參議院已接近休會而未能表決。1846年12月8日，波爾克總統向國會提交了他的第二次年度咨文，再次提出撥款請求。順應總統的請求，國會引進了一項旨在用來結束戰爭的三百萬美元的撥款議案。在眾議院再次就撥款議案展開討論之時，威爾莫特再次引入他那著名的修正案。因此，整個會議期間，參眾兩院再次就新增領土上的奴隸制擴展問題展開激烈辯論。
作為奴隸制的堅定維護者，面對自由州日益增長的反奴隸制情緒和兩黨中北方政客日益堅定支持「威爾莫特附文」的決心，約翰?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參議員感到十分困擾。在他看來，排除奴隸制在新增領土上存在的可能性這一做法否定了南方的平等權力，侵犯了南方的利益，實際上這等於在南方周圍樹立了一條由自由州構成的警戒線。卡爾霍恩還與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參議員就國會是否有權禁止奴隸制在新獲得的領土上存在進行了辯論。
美國南方種植園的奴隸制經濟
卡爾霍恩堅持美國的國旗飄揚到哪裡，美國憲法的適用範圍就延伸到哪裡。按照憲法的規定，國會無權禁止各州的奴隸制。同樣地，國會也無權在新增領土上這樣做，因為這些領土是各州的共有領地。「威爾莫特附文」通過禁止在新增領地上擴展奴隸制的形式阻止奴隸州的人民獲取他們的財產，這一做法顯然超越了國會的權力範圍。儘管國會採納了1820年的密蘇里妥協案，但在卡爾霍恩看來，這一權力的行使是不合憲法的。
韋伯斯特的觀點代表了北方的奴隸制反對者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他否認憲法適用於新增領土。在韋伯斯特看來，雖然新增領土屬於美國，但在憲法意義上還不是美國的一部分。國會在這些新增領土上的權力大於其在各州的權力，在這些新增領土上國會的權力不受憲法普通限制的約束。而且，奴隸也不是法律意義上的財產，他們是被奴役的人們。國會長久以來就對領土上的奴隸制行使權力，曾根據1820年的妥協案排除了某些領土上的奴隸制，因此，國會完全有權根據「威爾莫特附文」再次做同樣的事情。
針對是否應該在新獲得的領土上禁止奴隸制的問題，民主黨內出現了諸多分歧：東北部民主黨議員堅持從墨西哥獲得的任何領土都必須是自由的，但西部民主黨議員則強烈渴望獲得土地以至於願意在領土實際併入聯邦之後再討論奴隸制問題。東南部民主黨議員的觀點各式各樣，有的議員十分警惕所謂的「奴隸主的陰謀」，對在這種情形下獲得領土是否合適表示懷疑；有的則對奴隸制問題沒有任何疑慮，願意先獲取領土，然後面對可能的後果。輝格黨內部在奴隸制問題上沒有像民主黨那樣出現諸多分歧，一般來說，所有自由州的輝格黨議員都堅持美國新增的任何領土一定不能向奴隸制開放，而南方的輝格黨議員則自然反對「威爾莫特附文」提出的禁止奴隸制在新增領土上存在的原則。
經過一番較量，眾議院以微弱多數接受「威爾莫特附文"附加在撥款議案之上，但在參議院反對力量稍佔上風，「威爾莫特附文"被否決。因為「威爾莫特附文"被切除，撥款議案又被返還到眾議院重新審議。考慮到進行戰爭所需資金的必要性，眾議院在1847年3月3日投票通過了不帶附文的撥款議案。
大片新領土為奴隸制問題的激化留下隱患
1847年3月以後，美墨戰爭進行到第二階段，在擴張主義者的推動下，美國國內開始出現兼并全部墨西哥領土的擴張情緒，被稱為「全墨西哥運動」。1847年底1848年初，「全墨西哥運動」達到高潮，國會參眾兩院的辯論也主要圍繞這一問題展開。
這一時期，有關奴隸制問題的辯論逐漸緩和下來，因為越來越多的人通過對墨西哥領土自然地理、人口狀況和社會構成等方面的了解，開始覺得墨西哥領土並不適合發展奴隸制度，奴隸制的擁護者甚至據此提出「全墨西哥運動」是奴隸制反對者的「陰謀」。雖然仍有部分人將領土的擴大與奴隸制的擴展聯繫起來加以反對，但在許多擴張主義者看來，這些反對者並不是真正的奴隸制反對者，他們只是試圖通過奴隸制問題阻止美國的對外擴張。
1848年3月，《瓜達盧佩伊達爾條約》簽訂，「全墨西哥運動」終結，國會內部有關美墨戰爭的辯論結束。通過該條約，美國獲得了上加利福尼亞和新墨西哥的大片領土，為之後奴隸制問題的激化留下隱患。1849年12月，加利福尼亞地區請求加入聯邦成為州，並在州憲法中規定禁止蓄奴，再次引發國會內部有關奴隸制問題的激烈爭論。最終在1850年9月通過系列法案，批准加利福尼亞為自由州，建立新墨西哥和猶他兩個地區而不作蓄奴或禁止蓄奴的規定等。該系列法案被稱為「1850年妥協案」，雖暫時緩解了南北矛盾，但並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奴隸制問題進一步激化、爆發成為必然。
「1850年妥協案」的結果。來自網路
美墨戰爭期間關於奴隸制問題的討論加速了輝格黨和民主黨這兩大全國性政黨的內部分裂，也為1850年代的美國政黨重組開啟了大門。1848年，廢奴主義者、民主黨和輝格黨內反對奴隸制的人組成了「自由土壤黨」，主張「自由土壤、自由勞工和自由人」，即禁止奴隸制擴展到新領地，以在西部地域建立自由州為宗旨。民主黨則逐漸成為南部奴隸主的政黨。北部持自由主義觀點的民主黨人對南部控制民主黨不滿，最終在1854年與廢奴主義者、自由土壤黨人、激進輝格黨人以及土著居民保護主義者等一起組成共和黨。儘管新成立的共和黨成分複雜，但都對奴隸制和南部奴隸制社會持批判態度，認為南方奴隸主勢力威脅著北方自由州的根本價值和利益。在「自由勞動」（Free Labor）思想的聯結下，不同訴求的共和黨人團結在一起，以維護自由和捍衛聯邦原則為名，堅決抵制南部奴隸制在未建州的聯邦領土上蔓延擴展，從而將區域間的經濟利益之爭轉化為自由與奴役制度之爭。由此，南部與北部，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權力爭奪，直到1860年內戰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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