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曾厲斥哪位中共幹部：別再與毛澤東爭
核心提示：1938年秋，斯大林派人從莫斯科到延安，向中共領導層傳達共產國際（也就是斯大林本人）的指示，其中有兩句話特別重要：「國際認為中共（目前）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今後，中共中央「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的問題。此外，斯大林還曾當面對王明厲聲斥道：「今後不要再與毛澤東爭！」
斯大林 資料圖
本文摘自：《黨史博覽》
對於新中國的成立，斯大林是高興的，這主要出於他對世界大格局和國家安全的考量。這位蘇聯領導人有一個獨特的國家安全觀，其基本內核是：在蘇聯本土的東、西、南三部，構築起三條「安全緩衝地帶」，而北部的北冰洋，則是其大無比的天然屏障。經過多年苦心經營，在西、南兩部，對斯大林來說，可謂如願以償，缺的是東部這一塊。新中國的誕生，被斯大林視作蘇聯在東方對抗美國、日本最重要的戰略屏障。毛澤東為了使新成立的共和國能夠儘快站穩腳根，在政治、國家安全、財經等方面，除了依靠斯大林之外，別無他路可走。
在這種大背景下，中蘇互派大使便成了當務之急。還在1949年春，毛澤東在西柏坡就對秘密來訪的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揚說：新中國一旦成立，即派王稼祥出使蘇聯。斯大林也急於向新中國派出大使。前些年，筆者看蘇聯原駐北平總領事齊赫文斯基寫的回憶錄《重返天安門》時，了解到一個重要細節。1949年9月底，在新中國誕生前幾天，齊赫文斯基奉斯大林之命，拜訪了已經進入北平城的周恩來。他轉達斯大林的話說，擬派羅申為駐新中國首任大使。周恩來得知此消息後，即向住在隔壁的毛澤東彙報，過了不一會兒，就作出如下答覆：毛澤東同意斯大林這一提名。
在毛澤東心目中，王稼祥是新中國駐蘇聯首任大使的不二人選，因為唯有此人，他和斯大林兩人都信得過。王稼祥1906年8月出生於安徽涇縣，192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他剛滿19歲的時候，就受黨的派遣，奔赴蘇聯，先後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學習；20世紀30年代，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1949年夏，陪同劉少奇秘密訪蘇。在這次訪問期間，履行公務之餘，王稼祥作為「內定大使」，多次到國民黨政府原駐蘇聯大使館察看，準備做接收工作。此前，國民黨政府駐蘇聯大使蔣廷黻以及其他館員，已棄館撤離。
應當指出，有個情況尤為重要。在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曾指派王明、博古、洛甫等三名所謂的「國際派」（即在蘇聯留過學的人）領導中共。實踐證明，這三人都不是合格的領導人，共產國際這位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最終只好選擇了毛澤東。1938年秋，斯大林派人從莫斯科到延安，向中共領導層傳達共產國際（也就是斯大林本人）的指示，其中有兩句話特別重要：「國際認為中共（目前）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今後，中共中央「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的問題。此外，斯大林還曾當面對王明厲聲斥道：「今後不要再與毛澤東爭！」對斯大林此舉，毛澤東看得很重，心存感激，認為「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受命傳達斯大林指示的，不是別人，正是王稼祥。
1949年10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任命王稼祥為新中國駐蘇聯首任特命全權大使。王稼祥大使一行13人原定於20日下午5時乘專列前往莫斯科履新。由於新中國剛剛成立，來不及製作護照，外交部只好為他們集體開了一封證明信，臨時當作護照使用，請蘇聯政府給予關照：「唯因護照不及趕辦，暫發給證明書，以便迅速成行。用特函請電達貴國政府分飭沿途關卡查照，准予以外交護照待遇為感。」因為要出席毛主席宴請蘇聯駐新中國首任大使羅申的活動，王稼祥一行推遲至當晚10時才離開北京。
王稼祥是新中國第一位駐外大使，第一位由毛澤東主席點將、第一位手持共和國元首親筆簽名並加蓋私章的國書赴任的大使。
王稼祥大使離京時，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前往前門火車站送行。臨別時，周恩來有力地握著新中國首位大使的手深情地說：「建立國家的外交關係，派大使，搞外交，我們的經驗太少，你赴任後要多總結經驗，推動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展。」
次日，即在王稼祥大使啟程前往莫斯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專門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為《把中國人民的友情帶到蘇聯去——歡送王稼祥大使離京赴蘇》。社論中熱情洋溢地寫道：「這是中國人民第一個真正能代表自己意志的外交使節出國，又是到新中國的第一個友邦蘇聯去……中國人民第一次為自己的大使送行。」
王稼祥大使這次赴任，帶去了國書和致蘇聯國家元首的頌詞。這份國書相當獨特，在外表形狀、行文格式、內容措辭等方面，與當今的中國國書有很大不同。這份國書封面印有「國書」兩個紅色隸體大字，內容用毛筆豎排繕寫，由毛澤東簽署和周恩來副署，並在他們的簽名下面加蓋了個人印章。致蘇聯國家元首的頌詞寫得半文半白，與當今的頌詞也不大相同，有「敬祝貴主席政躬康泰，敬祝貴國國家興隆」等語。
除了國書、頌詞外，王稼祥還帶著毛澤東在他啟程當天親筆給斯大林寫的一封信。信中說：「王家（稼）祥同志到蘇聯的任務，除擔任我國駐蘇大使、並以我國外交部副部長資格兼管對東歐各新民主國家的一般外交事務外，同時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資格（王稼祥時任中央委員），和你及聯共中共（央）接洽有關兩黨之間的事務。」
還在30年前，當筆者在中國外交部檔案館看到這封信的抄件時，感到很驚訝：一個駐蘇聯大使，竟然還以中國副外長的名義，兼管對一系列非駐在國的事務！但又一轉念，在特殊情況下，可對事情進行特殊處理，此謂「矛盾的特殊性」。毛澤東在信中還特地請斯大林「站在同志立場上隨時對他（指王稼祥）給以指導」。筆者覺得此話並非虛言。中蘇兩黨、兩國當時關係之特殊，由此可見一斑。
此後，周恩來總理以及後任的各位總理，都沒有為其他大使送過行；《人民日報》及中國其他報刊，再也沒有為使節赴任發表過社論或撰文壯行；中國最高領導人再也沒有請赴任大使，帶去致駐在國最高領導人的親筆信。有位「蘇聯通」詼諧地說：王稼祥是60多年來中國最「牛」的大使。
王稼祥是一位名副其實的「特命全權」大使，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的雙重代表，直接與斯大林及蘇共其他領導人打交道，完成了許多重要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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