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聯合國憲章》上第一個簽字的中國人，卻終身沒能回到家鄉故國

人們知道顧維鈞，大多是在電影《我的1919》上。然而人們或許並不知道，在那之後，顧維鈞的外交生涯並未走向末路。自巴黎回國之後，顧維鈞先後任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長、財政總長、代理國務總理等職。1932年起先後任駐法、英、美大使和駐國際聯盟代表等職。

《聯合國憲章》上的第一個名字

1944年9月，顧維鈞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頓巴登橡樹園會議第二階段的會議，這個會議提出了戰後建立一個國際組織 ——聯合國。顧維鈞的辯才與應對，不但保障了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還確保中國政府提出的三點補充意見都寫入了《聯合國憲章》。

1945 年6月，他代理宋子文參加《聯合國憲章》憲章簽字儀式上，中國代表團因在發起國中按字母順序列於首位，故顧維鈞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直至今日，《聯合國憲章》上籤署的第一個名字仍然是三個漢字：「顧維鈞」。

退休後接任國際法院法官

1956年5月，辭去政職在紐約郊外休養的顧維鈞已經68歲了。他正在考慮兩個工作計劃。一是寫回憶錄，二是開一家律師事務所。他說：

「開律師事務所並不是一個新穎的想法。1912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私法和公法的最後階段時，曾經和王寵惠博士討論過開辦法律事務所的可能性。」

正在考慮開設律所之時，顧維鈞接到了一項令他悲喜參半的任命。悲的是時任國際法院法官的徐謨於當年6月在荷蘭逝世。徐謨曾是顧的隨員，在他的推薦之下進入了外交界，卻正當壯年而不幸早逝。然而同時，顧維鈞表示：

「要求我同意競選接任徐謨空缺的法官職務，我是樂於從命的。因為還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就學時，國際法一直是我喜好的專業，如能當選，我將有機會應用我的學識。」

就職典禮上的莊嚴儀式

於是，1957年4月4日，顧維鈞在新澤西登上荷美輪船公司的「新阿姆斯特丹號」，前往荷蘭。一個月後，即1957年5月13日，國際法院舉行了第一次秘密會議，正式任命顧維鈞為國際法院大法官。關於這個場景，他印象很深：

「我們先聚集在一間公開開庭的準備室中，每人都穿上鑲有天鵝絨滾邊的黑綢法袍。在領帶外邊繫上帶花邊的白色襟節。這是必須照辦的，其他方面就隨便了。有六位法官戴白色大禮服硬領，其他法官只戴一般硬領或軟領……隨後，法官們排成一行，由儀仗官領隊步入審判庭，儀仗官也身著正式服裝，手執一根別緻的官杖。書記官長也身著官袍，走在隊列頂前頭。」

此時，法官們就準備出場了。顧維鈞回憶道：

「我按吩咐緊跟在書記官後邊，其他法官在我後邊依照年資排好隊，院長走在隊列中間，因為他將坐在審判庭高台上的中間座位，正像我將坐在最末端一樣……列隊入庭的法官入座後，院長起立宣布我出庭繼任前法官徐謨，並請我宣讀就職誓辭。法官長桌上擺著四個話筒和三個擴音器。等全體法官和聽眾起立後，我站起宣讀印好的誓辭，聽眾站著直到聽完誓辭用法語譯完後才就座。」

兩百多次會議，一次也沒有缺席

可惜的是，關於十年任職期間的審判工作，顧維鈞並不願意談得太多。因為國際法院有一個共同遵守的傳統，對任何審理的案件，能夠當庭宣布的意見之外，不宜再對外公開。他只是簡單地說明，在十年間國際法院共研究和判決了十七個案件，提出過兩項諮詢意見。在這十七個案件中，顧維鈞均參與了法庭審理工作。十年期間，法院共召集過200多次會議，其中包括公開開庭、秘密審議和起草委員會會議。他以驚人的毅力出席了所有的會議，一次也沒有缺席。在任職的最後三年，顧維鈞還被選為國際法院的副院長，足見其努力與威信，已經換得了同事的尊重和信任。

這段榮耀而艱辛的法官生涯於1967年划上句號。年屆79歲的顧維鈞親筆向聯合國秘書長寫信，希望放棄連選連任法官的資格。信中寫道：

「根據醫生的建議，出於健康原因，我希望放棄在即將舉行的國際法院法官選舉中的候選資格。」

次年，法院書記官長阿奎那到紐約拜訪他時，專程帶來一個漂亮的純銀盤，上面鐫刻著

「顧維鈞，1957-1967年任國際法院法官，1964-1967年任副院長。」

並附有退休時在任的所有同事的簽名。這不僅是一件紀念品，更是國際法院對於一位退休法官的尊重與敬意。

章含之曾受毛澤東委託前來拜訪

退休返回紐約住所之後，顧維鈞開始了回憶錄的寫作。1972年9月，一位故人之後前來拜訪，令他有些意想不到。

這一年，章含之受命出席第二十七屆聯大。她受毛澤東委託前來前來拜訪顧維鈞。章含之為章士釗養女，而顧維鈞與章士釗為好友，故毛澤東派章含之前來，也算有情有理。顧維鈞時年已然85歲,但神智爽睿。章含之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況：

「主席在一次臨行前的指示談話中給了我一項特殊任務，要我去看望國民黨前外交部長、駐美大使顧維鈞先生。主席說他很敬佩顧維鈞的外交才華和為人……毛主席囑咐我說不要用官方名義去看望他，也不必提是毛主席要我去的。因為顧老先生與我父親也可稱是世交，我可以用晚輩名義去看望他。顧老先生的女兒是當時在聯合國工作的一位局長，可以請她安排。」

根據外交部門的安排，章含之於這一年10月5日，在紐約顧維鈞女兒的住所拜訪了他，並共進晚餐。章含之回憶道：

「那時老人雖已高齡，但精神極好，並步履矯健。他極有興趣地問了大陸許多情況，但卻迴避了訪問大陸的邀請。一年前我們剛剛取代台灣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在此時計劃訪問大陸的確時機尚不成熟……10月9日，我從紐約剛到北京，馬上接到通知，要我第二天晚上去主席那裡彙報與顧維鈞會面的情況。這是我到外交部工作後唯一一次與毛主席單獨在一起談話。主席對會見問得非常仔細，也很諒解顧維鈞暫時不便回大陸訪問。」

回憶錄記載半個世紀中國史

章含之之後，有好幾位北京來的外交官拜訪過顧維鈞，向這位外交界老前輩表示敬意，也向他請教。雖然因時機不成熟未能回大陸，但是顧維鈞始終牽掛著故土，尤其是家鄉嘉定。晚年，只要遇到上海來的人，他都要問是否去過嘉定，並老是惦念著要吃家鄉的塌棵菜和羅漢菜。97歲時，他興緻勃勃地畫了一張嘉定縣城的草圖，圖中央赫然聳立著城中的古塔。也是在那一年，他為家鄉書寫了「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的詩句。濃濃的思鄉之情躍然紙上。

此時的顧維鈞，正在進行回憶錄的寫作。1976年，口述回憶錄前後歷時17年終於完成，口述錄音時間總計500小時，英文稿11000頁。如此規模的回憶錄在中國前所未有，在世界上似乎也只有邱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堪與之相仿。為完成這部回憶錄，先後有四位博士、五位打字員和兩位幫手參與其事，一共花費顧維鈞自己25萬美元。

1976年5月28日，顧維鈞將回憶錄英文原稿贈送母校哥倫比亞大學。在捐贈儀式上，他以詼諧的語調說道：

「我的唯一遺憾，是嫌我的自傳太長——約一萬一千頁！但是我卻有一借口，如果這借口是有點合理的話，就是我服務公職太早，超過了半個世紀，由1912年至1966年。……因此，我只得尊重空間，而犧牲簡略。我希望將來學者參考這抄本時，會原諒我的苦衷的。」

在完成了諸多人生偉業之後，1985年11月14日，這位經歷戰火紛飛、世道變遷的法學家、外交家，於紐約寓所無疾而終。享年98歲。一個劃時代的傳奇，無法複製的精彩，集中於他近一個世紀的生命旅程，就此划下了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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