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蘇德戰場上唯一中國女記者的傳奇人生

眾所周知，蕭乾先生一直被譽為二戰時期歐洲戰場中國唯一的戰地記者。其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除蕭乾外，還活躍著其他5名中國記者：陸鏗、毛樹清、樂恕人、丁垂遠、余捷元。但他們都隨盟軍行動，在歐洲第二戰場採訪，從未去過蘇德戰場。此時，活躍在蘇德戰場上的身影屬於胡濟邦：她是蘇德戰場上唯一的中國記者；又是女性；唯一持有外交官護照的記者；在前線堅持時間最長的記者；中共秘密黨員。她的事迹媲美鬚眉，稱得上巾幗英雄。摘編如下。

年輕時的胡濟邦風姿綽約、儀態萬方，用當今時髦的話說，是美女外交官，美女記者。但她的名氣並非源自年輕貌美。埃德加？斯諾曾評價她：「胡濟邦女士是中國唯一的駐蘇戰地記者。蘇德戰爭如何？我看中國武官的分析是錯的。胡濟邦女士說勝利一定屬於蘇聯紅軍，那才是正確的。」這位《西行漫記》的作者，將毛澤東的照片和胡濟邦的照片一起印在了書的扉頁上。胡濟邦和斯諾是很好的朋友。1941年，斯諾接受《紐約先驅論壇報》的任務，前往蘇聯和歐洲，在莫斯科的記者圈子裡和胡濟邦相遇。「在語言大師中，最『威風』的恐怕非胡濟邦莫屬。這位先後為國民政府和人民政府的外交部效勞過的女秀才，正是曾經與世界五巨頭笑談國際風雲的唯一的中國外交官呢！胡濟邦跟蘇聯元帥斯大林在一起時說俄語，跟美國總統羅斯福、杜魯門，英國首相張伯倫、丘吉爾在一起時說英語，跟法國總統戴高樂說法語。她還用流利的匈牙利語採訪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匈牙利總書記卡達爾。同時她還會日語、拉丁語……」

這位黃皮膚、黑眼睛的中國女子，在莫斯科13年(1936-1949)，目睹了蘇德戰爭的全過程，寫出了無數篇戰地報道，拍攝了大量珍貴的歷史照片，發表在國民政府情報司(即新聞司)英文版的《自由論壇》周刊和《中蘇文化》雜誌上。胡濟邦憑藉其卓越才能，成為莫斯科新聞、外交圈舉足輕重的人物。

1941年6月22日，德軍悍然入侵蘇聯，蘇德戰爭爆發。那是一個寧靜的星期天，清晨，當廣播里傳出這一突如其來的消息時，正在莫斯科的舊使館寓所洗頭的胡濟邦呆若木雞。廣播里莫洛托夫激昂的聲調不容置疑，當時正在莫斯科計劃經濟學院攻讀研究生學位的胡濟邦終於相信眼前發生的這一切並非是仲夏之夢而是嚴酷的現實！

「戰爭初期，蘇軍退卻得比較厲害，這有很多原因。」胡濟邦的思緒又回到那個年代，「一是斯大林中了希特勒的奸計，誤殺了蘇軍卓越的領導人圖哈恰夫斯基等8位高級將領。二是斯大林輕敵，他不相信丘吉爾提供的德軍將進攻蘇聯的重要情報，結果被打得個措手不及。這樣，戰爭初期，在德軍蓄謀已久的大舉進攻面前，蘇軍慘敗。」

局勢危急，蘇共中央和國防委員會決定將部分中央機關和外交使團緊急疏散到古比雪夫，莫斯科人心惶惶，有人開始燒毀黨證，武官們紛紛作出判斷，莫斯科守不住了，蘇聯完了。但是，胡濟邦在《莫斯科保衛戰》一文中寫道：「我忘不了莫斯科大戰；我永遠忘不了德軍集中百萬以上精銳部隊對莫斯科實施『颱風』行動，飛機狂轟濫炸，扔下的炸彈像秋天的落葉一樣多！……上千架飛機，每天有200架輪番攻擊和轟炸莫斯科。但莫斯科上空有6道防空網，德軍飛機能鑽進去的極少。扔下的炸彈都是燃燒彈，敵人企圖用燃燒的火焰來嚇唬莫斯科人。開始幾天，飛機一來，我和城中居民都躲進地鐵，不久也習慣了，誰也不躲空襲了，大家參加滅火戰鬥。莫斯科城僅防禦內線就有25萬人參加，蘇軍派了無數新兵和志願者，甚至一個婦女營投入戰鬥。侵略者遭到頑強抵抗。首都保衛者的口號是『俄羅斯雖大，但已無處可退，後面就是莫斯科！』希特勒準備在11月7日十月革命節那天攻下莫斯科，在紅場檢閱納粹軍隊。大雪紛飛，11月7日，紅場上的閱兵式照常進行，但受閱部隊是一往無前的蘇聯紅軍，而且從列寧墓前直接開向前線，斯大林發表振奮人心的演說。聽到斯大林的聲音，頓時令人熱淚盈眶……1941年12月5日，朱可夫帶領蘇軍發動大規模反擊，德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最終在莫斯科破滅了！」

從1941年到1946年的五六年間，胡濟邦在《中蘇文化》雜誌上陸續發表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戰地報道：《列寧格勒的九百個日日夜夜》、《解圍前的列寧格勒》、《解放後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會戰》、《慶祝全民勝利中的莫斯科》……實地拍攝了大量歷史性珍貴照片。她還參加戰鬥，對撲上來的德軍開槍。皮衣皮帽的胡濟邦精神抖擻地駕駛著軍用吉普車，在茫茫雪原上賓士，這是整個蘇德戰爭期間胡濟邦生活的縮影。

那些難忘的崢嶸歲月在胡濟邦心中刻下永不磨滅的跡痕，她打開記憶的閘門，深情回憶：

在蘇德戰場上，我帶著愛，帶著恨，真實地記錄下許多戰時的實況。1941年冬，德軍入侵斯摩棱斯克城，鄉下的村莊一個個被毀滅，老人和兒童被甩到曠野凍餓而死，斯城周圍30英里內屍橫遍野。倖存的人住在山洞裡，用木屑做的麵包充饑。潘亞是一個健壯的農村姑娘，她逃進了大森林，遇到了約查和亞琴。三個妙齡女郎竟然組成了一個游擊隊。我和埃德加？斯諾先生在斯摩棱斯克森林中遇到了她們。她們說：「我們無法容忍德國鬼子，現在只有一條路，在森林裡當獵人。」我問：「獵物多嗎？」她們笑了：「德國人就是獵物呀！」這個姑娘說得好兇險。我問她殺過人嗎？她說她開槍打倒了德國鬼子。那不是人，是納粹！看見如此英勇不屈的人民，我對斯諾說：蘇聯必勝，德軍必敗。

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剛剛結束，嘹亮的軍號還在戰地上回蕩，城下硝煙未散，胡濟邦即和斯諾、英國記者夏庇若一同獲准前往斯大林格勒採訪。

那是1943年初一個風雪交加的日子，胡濟邦帶著煙酒和自己包的餃子乘軍用飛機來到斯大林格勒。一路上，胡濟邦親眼看見城市被德軍炸成一片廢墟。德國向斯大林格勒傾瀉了100萬枚重型炸彈，城內滿目瘡痍，斷壁殘垣。蘇軍第62集團軍司令崔可夫將軍領著記者穿過遍地瓦礫的戰場，雪野上屍體橫七豎八地躺著；德軍埋下的地雷、沒有爆炸的炸彈正被蘇軍工兵引爆，振耳欲聾的爆破聲此起彼伏。

崔可夫將軍舉行豐盛的晚宴，招待記者，並單獨接見胡濟邦。他說：「在抗日戰爭初期，我到過中國，擔任蘇聯駐華使館武官，和中國人民有特別的感情，現在身邊還留著一支中國製造的大手電筒呢。今天在斯大林格勒前線見到漂亮的中國女記者，感到特別的高興。」崔可夫熱情地向胡濟邦舉杯敬酒。胡濟邦深知，將軍的酒，是敬給抗戰中的中國人民的。她也向將軍舉杯，說：「中國婦女和中國人民為將軍和他的軍隊的勝利而乾杯！」

胡濟邦在一間小屋裡採訪了被俘的德軍元帥鮑盧斯。鮑盧斯沮喪地在胡濟邦面前低下頭顱，「我叫腓特烈？鮑盧斯，52歲。」在斯大林格勒大捷的第四天，胡濟邦就向國內發回了真實準確的一萬多字的斯大林格勒專電《解放後的斯大林格勒》。現在看來，該文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今天的新聞，明天的歷史。若胡濟邦不親臨斯大林格勒，就無法讓後人感受到戰爭的殘酷。

那天，就在北京這個乾淨整潔、充滿花香的小院里，已經70多歲高齡的胡濟邦老人，打開了話匣子：「我認為，記者是一種很崇高的職業。當記者對我的工作來說，就好像插上了飛翔的翅膀。作為一名戰地記者，要有良好的素質和職業道德。觸角要敏銳，要關心政治，要有正義感，要堅持真理。要真實、要準確，不能浮誇。更不能當『客里空』(「客里空」是蘇聯作家柯涅楚克在衛國戰爭期間創作的話劇《前線》中一個特派記者的名字。此人善於捕風捉影、弄虛作假，他不調查了解，坐在指揮部擬稿。「客里空」是俄語的音譯，其意譯為「亂嚷亂叫的人」或「喧囂的人」，後來這個名字就成了新聞中虛構胡編的代名詞。人們把那些歪曲事實的報道消息稱為「客里空」)。要深入第一線調查研究，要善於發現新情況、新問題。要准要快。準是屬於質量問題，快是屬於數量問題。准比快更重要。既准又快更好。要當好一個記者，還要了解當地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譬如，在蘇聯，你不知道普希金，就很難與這個國家的文學藝術家交往。當記者應該成為百事通，不然，工作就很難開展。」

胡濟邦於1945年5月9日德寇投降的當天寫下了《慶祝全民勝利中的莫斯科》：高爾基街上，一位空軍英雄被十幾個女學生用鮮花包圍。基洛夫大街，一位中年婦女緊緊擁抱著一位炮兵少校不放，說她有三個孩子，和他一樣的年齡，穿著一樣的炮兵制服，四年不見了，沒有消息！普希金廣場，一位美國士兵，被一群青年抬起來，反覆地拋到空中，齊聲喊著「烏拉！」……整天有群眾在美國使館門前，向著飄揚的美國星條旗歡呼，幾位莫斯科大學的學生用他們帶著俄國腔的英語向從三、四層樓的高台上伸出頭來觀望的美國人歡呼祝賀，美國人也用半吊子俄語高呼：「紅軍萬歲！」「斯大林萬歲！」……昨天，莫洛托夫外長在答覆美國記者提問時談到：「蘇聯對日的態度，已在本年四月初明白表示過。今天同盟國在歐洲的凱旋，也是我們明天在東亞取得最後勝利的保證。」

報道發回國內，給即將取得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中國人民極大鼓舞。

廣交朋友、嗅覺敏銳的胡濟邦，與美、英等國的西方記者一道，參加了戰時戰後在莫斯科舉行的各種國際會議，包括三外長會議、四外長會議、各國政府代表團以及領袖訪問莫斯科等。她採訪過斯大林、羅斯福、杜魯門、張伯倫、丘吉爾、戴高樂等一大批世界政壇風雲人物。還去烏克蘭的基輔採訪對德國戰犯的審判，到過法國、德國、瑞士、波蘭、埃及、羅馬尼亞、芬蘭、丹麥、捷克、義大利……

戰爭剛結束的1946年，胡濟邦以中國女記者的身份，應南斯拉夫政府之邀，參加了南斯拉夫對米哈齊維奇的審判。全世界都想了解這個新生的國家。胡濟邦遂提出採訪申請，很快就得到南斯拉夫政府的批准。並且派給她一輛吉普車，一位陪同，另加兩名武裝戰士保護。胡濟邦抓住這個機會，跑遍了南斯拉夫全國6個共和邦，調查採訪了部長、基層幹部、士兵。最後，還在黑山採訪了鐵托總統。鐵托向胡濟邦介紹了當時南斯拉夫和美國的關係說，「今天早上，美國一家通訊社還造謠說我在黑山翻車受傷。」胡濟邦機智地回答：「我來給你闢謠吧！」鐵託大笑，高興地與這位友好的中國女記者合影留念。一個多月的緊張採訪，胡濟邦對大戰後的南斯拉夫瞭然於胸。不久，在巴黎召開的解決南斯拉夫和義大利領土問題的會議上，憑著對南斯拉夫情況的熟悉，胡濟邦撰寫的一份3萬多字的考察報告，對問題的解決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胡濟邦在蘇聯，遵照臨行前黨的指示，利用合法身份，通過外交途徑，致力於中蘇文化交流，結識眾多的文化藝術界知名人士。如與列賓齊名的畫家蘇里科夫，著名油畫家康恰羅夫斯基等，都和她是很好的朋友。她還拜康恰羅夫斯基為師，學習油畫。康恰羅夫斯基十分喜愛這位才華橫溢的中國女外交官，特地為她畫過兩張肖像畫。當年，讓蘇聯人民大飽眼福的中國藝術展，先後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展出，事無巨細，都由胡濟邦一手操辦。她熱心相助袁牧之、陳波兒赴蘇學習戲劇、電影。後來，袁牧之籌建中央電影局，任局長，陳波兒組建東北電影廠，創建北京電影學院，為我國電影藝術事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胡濟邦到蘇聯去，黨組織指定曹亮為她的組織聯繫人，兩人還約定了通訊代名和暗語(曹的代名為君碧)。但胡濟邦到莫斯科後連著幾個月都沒有接上黨的關係，這可把她急壞了！幾次寫信回國，向曹亮詢問情況，誰知，原因是幫她帶組織關係的兩位同志因故未去蘇聯。1936年冬天，曹亮將這一情況告訴夏衍，請他為胡濟邦介紹組織關係。夏衍通過秘密途徑請史沫特萊托一位海員帶信給在莫斯科的蕭三，蕭三很負責任地找胡濟邦談話，並把她介紹給蘇聯方面。以後胡濟邦多次向蘇聯同志提出要求會見中國黨組織，但每次蘇方都說因工作性質需要特別保密，不宜與其他人發生聯繫。除工作外，蘇方也經常為胡濟邦組織馬列主義的理論學習，介紹國內鬥爭情況、國際形勢，蘇聯同志解釋說：這就是「特殊的組織關係」。

在莫斯科的悠長歲月里，胡濟邦繼續為黨的事業奔波。經常提供在國民黨駐蘇使館以及國民黨訪蘇代表團方面取得的情報。其中許多內容都涉及國民黨的反共陰謀。雖然沒有和中共黨組織取得直接聯繫，但胡濟邦時刻牽掛著國內。1937年，胡濟邦委託由英倫回國、途經莫斯科的於炳然(解放後曾任重慶市公安局長)帶給曹亮250美元，信中暗示是她交的黨費。之前，約在1935年底，胡濟邦也將自己出國置裝節約下的300元交了黨費。

在胡濟邦的精心安排下，茅盾夫婦1946年12月25日抵達莫斯科，正式訪問蘇聯。茅盾抵蘇後的第三天下午，胡濟邦以中國大使館女秘書的身份來看茅盾，交給他一張請柬，說：「傅秉常大使請您和夫人在1月3日晚上去大使館赴宴。」

宴請結束，在返回旅館的汽車上，胡濟邦對茅盾說：「蘇聯方面對您這次訪問很重視，你們到達的當天晚上，莫斯科電台就作了廣播，第二天《真理報》又發了消息，並且派出葉洛菲也夫這樣的高級官員來陪同，這是很少見的。」胡濟邦的話也引起茅盾的深思。是呀！他心想，也許這就是傅秉常要宴請我的原因。但他始終沒有察覺這位年輕的使館女秘書在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

郭沫若在《洪波曲》一書中幾十處提到胡濟邦：……胡濟邦拿著一架戰利品康太克斯(一種德式照相機)，夾在記者群里拍攝，照我的相。主席台上的主人們，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寧，其他幾位常見的蘇聯領袖都先後出席了。……我不通俄語，只能靠胡濟邦。彼大使、米參事、羅申武官、伊三克秘書都在。蘇聯一位導演家很願意導演一個中國戲，胡濟邦便推薦我的《屈原》……

1949年3月，國民黨駐蘇使館起義，4月，闊別故土13載的胡濟邦以赴歐學習為名離開國民黨駐蘇大使館，乘飛機經瑞士抵香港回國。中途胡濟邦考慮到路途遙遠，在境外時常停留，尤其是到香港後還要待命，有諸多意外。機智的胡濟邦在途經瑞士時，將不便隨身攜帶的美元、金洋90枚等存入瑞士銀行保險箱，回國後即向組織報告。1953年2月，由我駐瑞士使館取出了這批美元，胡濟邦把這筆外匯折算成人民幣全部捐獻給了外交部幼兒園。

1949年5月，胡濟邦歷盡艱險，回到祖國。這時北京剛解放，新中國還沒有成立，中國共產黨面臨著百廢待興的千頭萬緒。但人人都是興奮的。在北京翠明庄招待所作短暫停留的胡濟邦忙裡偷閒，為中華全國總工會翻譯了《蘇聯總工會關於工會組織工作的各種決定》等大量文件，為新中國的工會建設起了關鍵的作用。

9月，胡濟邦進入正在籌建的新中國外交部大樓，於同年11月至次年7月在外交部東二樓大廳舉辦的大使學習班裡，任外交禮儀教官。學習班由李克農副部長主管，具體組織工作由辦公廳副主任閻寶航負責。閻寶航(1895-1968)於英國愛丁堡留學，後長期從事統戰和國際情報工作。他一米八的個頭，中山裝每天都熨得平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日語，社交活動、禮賓禮儀、官場應酬，嫻熟自如，從各野戰軍調來的將軍大使們都稱他「洋主任」。在學習班裡，外交禮儀教官胡濟邦被尊稱為「老外交」，是個「傳奇人物」，「在隱密戰線上戰鬥了近30年的紅色戰士」。她教起「學生」來極為嚴格，就連王稼祥夫人朱仲麗都服了。胡濟邦指著一位夫人的旗袍，連連搖頭：「不行不行，你的內褲太長，都露在旗袍開叉外面了，必須穿襯裙，知道嗎？」準備去匈牙利當大使的黃鎮夫人朱霖，穿了件連衣裙，解開領扣，把裡面的汗背心往領口拽了拽，覺得很漂亮，但胡濟邦直搖頭：「不行，背心不能露出來，這樣人家會認為不禮貌。」這些不懂外語，又沒出過國，從黃土地走來的「土八路」夫人們，個個都是短髮。胡濟邦指著她們的髮型說：「解放區的髮型不符合外交場合要求。要燙髮，搽上點粉，抹點口紅……」朱霖泄氣地說：「我不幹了！最好選能幹的去！」到學習吃西餐時，朱霖對黃鎮說：「我還要吃20個餃子才夠。」服務員遞上一盤水，朱霖想喝，胡濟邦趕緊制止：「這是吃完水果後洗手的水，不能喝。」朱霖只好悻悻地縮回手：「真是活受罪！」胡濟邦在外交部辦公廳任秘書科長、處長，研究室研究員等職近7年，為共和國外交部的初創，付出了全部心血，得到李克農的讚賞。

1956年，胡濟邦調《人民日報》國際部任記者，常駐波蘭、匈牙利等國。匈牙利事件時，她深入第一線調查研究，及時發回大量通訊和社會動態內參，1956年11月至1958年3月，《人民日報》共發表她的專稿31篇，其內容為國內廣大黨政軍幹部關注。匈牙利勞動黨總書記卡達爾來北京訪問時，曾對毛主席說：「你們派來的《人民日報》記者胡濟邦很勇敢，工作表現很出色，謝謝你們。」毛主席聽後點點頭，微笑著說：「是的，我從她的報道里，曉得了你們的真實情況……」

胡濟邦從東歐回國後，任《人民日報》國際部評論員。筆下生花，縱覽國際風雲，其評論員文章，常常被外電作為研究我國對外政策的重要依據。胡濟邦同時兼任全國記協國際聯絡部部長。她的丈夫畢季龍，繼唐明照後任聯合國副秘書長，負責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1979年，胡濟邦隨夫至紐約，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夫妻倆風塵僕僕地訪問了六七十個國家，足跡遍布亞、非、拉美各國，結交了各界人士和朋友，在外交界，兩人被譽為「最美好的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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