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菲訪談丨看，阿城這個人
摘要生活經驗，和對一件事情的體會能力。他能很快找到癥結，更難得的是他有解決辦法。他當知青也好、更早當『狗仔子』也好，總得要自己生存。所以他獨立生存的能力是巨強的。
《阿城文集》終於又出，而且是卷帙浩繁的七卷本。
上一次還是1998年，作家出版社那套《阿城文集》，五卷，封面青藍畫意，輕逸峻秀。就是賣賣就沒影兒了，像一滴落入人海的雨。那年不小心被借丟了《遍地風流》，之後怎麼找都補不齊，悵憾至今。
時隔18年。新版裝幀多了追求，比如封面字體，網上查得到設計者闡述；重了分量，物理那種重，捧讀不易，卧姿不宜；原來的《棋王》、《樹王》、《孩子王》、《遍地風流》、《威尼斯日記》、《常識與通識》、《閑話閑說：中國世俗與中國小說》之外，內容增了兩卷，《文化不是味精》和《脫腔》，輯錄這些年的講座、各種與人對談、給雜誌寫的卷首語、為人操刀的書序……
想約訪阿城被告「不可能」。那找個人來談他？第一個就想到楊葵。
楊葵1968年生人，1998年時身份是作家出版社編輯室主任，「作家版」五卷本《阿城文集》就是他當「責編」；此番「漢唐陽光版」七卷本，他是「特約審校」。
楊葵20多歲就跟阿城相熟，曾經往來頻密。兩下里差著19歲年紀，那麼出了名不好相與的阿城，外人只能猜是命中緣定。其實他們的父輩交集更早，1957年起兩個父親都是右派，都在唐山柏各莊農場勞改，阿城父親日記里記著一起拔鴨毛。
反正1998年，最終是他成了第一個說動阿城出文集的人。18年後，這又二度躬逢其盛。
「挺感慨的。1998年編那套稿子時我30歲，那時跟阿城已經相處很久了，大部分跟他相處是我20多歲時候。今天我都快50了，人活到這個歲數，也可以講講人生這些東西了。人這一生啊，跟有些人、有些書就是解不開，比如阿城。」4月5日下午在麗都廣場邊上一家咖啡廳，坐戶外，有風，慢慢聽楊葵說。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發表過小說，好像很重要。其實對我不重要。對我個人來說，最重要的是六十年代，去舊書店淘書那個時代。小時候見到的新中國淘汰的書真是多。後來與人聊天，逐漸意識到我與我同齡人的文化構成不一樣了。（阿城 《脫腔》之「與查建英對談」）
他最重要的價值不在文學
「寫《棋王》那個人」。即便到今天，最方便用來標誌阿城的，依然是這篇1984年4月首發於《上海文學》的小說。
「那個時代他絕對是一個明星。1985年作家出版社策劃『文學新星叢書』，出的第一本就是他。」楊葵的回憶。「確實寫得好，他那幾個小說，即便現在來看。」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三王」——《棋王》、《樹王》、《孩子王》的突然出現，於當日的小說視界完全是破空之勢。阿城自此作為一個小說家被廣為稱頌和銘記。
然而阿城自己，其實並不把自己當一個作家看待。這是楊葵的觀察。「我個人看法，他從一開始就對小說沒有那麼大的熱情。」
「他跟我聊過，他在公開場合也都是這麼說的——知青的時候沒事兒干，大家精神生活太空虛，他就自己寫點東西。那時候也沒雜誌發表這種事，完全沒有想過要去當小說家這些。就只是大家知道你能寫，寫完大家看看過癮，當一樣兒特別好的精神生活。」楊葵這樣說。
阿城對自己的小說嘴下並不留情，尤其「三王」之前那些，「『遍地風流』系列，現在再看，不忍卒讀。我覺得比較文藝腔，做作。」這他在不同訪談說過不止一次，或許聽者只當他是客氣。大家對他讚譽、各種解讀，他說過那是「別人自說自話」，比如說他「尋根文學」、「道家氣息」，他並不以為然。
對他小說更熱情的其實是我們，讀者。他是因為小說名滿天下，於是大多數人對他所知也就那麼一點兒。
在楊葵看來這是可遺憾的事。「到今天大家一聊阿城，還主要在聊他的文學。其實如果我們來聊阿城這個人，文學在他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上世紀整個中國文化熱，就知識分子開始談文化這件事，最早的發軔點，是阿城。」
1985年7月6日，阿城在《文藝報》上發表《文化制約著人類》。楊葵至今都記著是在哪個版哪個位置，也就三四千字。「這篇文章是真正大家開始在提『文化』。」
那時楊葵在上大學，正迷哲學、文化這些東西。「讀了非常震撼，等於打開一扇巨大的門。周圍當時我交往的老老少少們，也都對那篇文章評價巨高。阿城從那個時候就在思考文化是怎麼影響我們生活的。後來的文化熱，阿城即便不能說他始作俑者，至少他也是一個發軔的特別重要的點。可能大家很少注意到，他其實是這麼一個形象出現的。」
「包括他後來出國，他在《常識與通識》、《閑話閑說》里談的所有內容，包括後來河圖洛書、對苗族那些東西感興趣，他的所有關注，都是在一個大文化的點上。他從一開始就眼界開闊，從更高的角度在看。他最重要的價值根本不在文學。」正是在這一點上，楊葵覺得《阿城文集》出版，是個機會大家可以看到他更多。
常說的學貫中西，其實就是個知識結構。當然還有個習慣雅俗。中外雅俗，思維材料多了，什麼事情就好通了。我永遠要感謝的是舊書店。我想我的啟蒙，是在舊書店完成的。（阿城 《遍地風流》「自序」）
雜糅的古典文人精英趣味
《文化不是味精》里有一篇，阿城寫到那年父親平反消息傳來，阿城對父親說：「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變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許多對人生的定力。雖然這二十多年對你來說是很殘酷的。」
1957年阿城八歲，父親鍾惦棐貴為電影局局長，因為在《文匯報》上寫了一篇《電影的鑼鼓》，一夕之間成為右派。家庭的困厄瞬間就來了，父親去了渤海邊上的勞改農場，專司廁所管理，留在北京的一家人從中宣部機關宿舍被趕到振興巷6號一個大雜院里。
在學校被邊緣、沒有尊嚴的那些年，還在上小學和初中的阿城常常在琉璃廠一呆就是一天。「琉璃廠的畫店、舊書鋪、古玩店很集中，幾乎是免費的博物館。店裡的夥計對我很好，也不是我有什麼特殊，老規矩就是那樣。我在那裡學了不少東西，亂七八糟看了不少書。」
那些流浪在琉璃廠的日子在阿城筆下沉靜安詳。「青磚墁地，掃得非常乾燥。從窗戶看得見後院，日斑散綴，花木清疏。冬天，店裡的爐子上永遠用鐵壺熱著開水，呼出一種不間斷的微弱嘯音。」
「我們小孩子，店員是不管的，可是要看什麼，比如書擱得高了，店員也夠下來遞給你。覺得好玩兒的東西，店員就自得其樂講故事。我的許多見識，就是這樣得來的，玉、瓷器、字畫兒、印章。一個小孩子，其實對名家的東西並不當真，而是對喜歡的東西著迷，之後漸悟。」阿城自言「童年震動最大的就是看到了曾經的生活方式」。後來與人聊天，逐漸意識到自己與同齡人的文化構成不一樣了。
緊跟著長大就插隊去了。跟幾個相得的同伴，先是山西、內蒙古，後來主要在雲南。這樣的經歷在楊葵看來，也磨難、也造就。「那時候他們幹部子弟，很多很有才的人，可以相互激發很多東西。1978年回城他二十八九歲，挺尷尬的年齡。考大學早就超齡了，工作也不知道在哪兒。後來他去世界圖書公司工作了一段時間，再後來就到美國去了。」
「他就是雜著來的。接收的時候就很雜，最後也是雜著出來。」故此楊葵覺得用一個標籤來說明阿城的源流是件不可能的事。這也影響到阿城風格的形成。
「學識、修養、文字表達，你很難找到這麼完備的一個人來談這些東西。而且阿城又是那種風格，他不會把它寫成一個專著，他用閑話閑說的方式、漫談的口氣。他重點不在得出結論，而是要打通一些東西。真正的批評，一兩句要害話，說完就完了。比如都寫侯孝賢，你不如讀一篇阿城跟侯孝賢的聊天，其實就把侯孝賢說得挺透了。你感覺得到話語背後的視野。」在楊葵看來這就是「趣味」，「雜糅的中國古典文人精英那種趣味」。
「阿城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中精英文化的傳承者。」氣質上，楊葵認為阿城主要接續的是「唐」。阿城自己在《閑話閑說》中語及唐人氣象，用的詞是「健朗」。《脫腔》中「答客問」一篇，也曾有這樣的表達：「有人說我的文字空靈，我則希望我的文字做到的是飽滿、響亮」。
各種知識多了，會產生串聯，一下子會通一大塊。我看雜書是基於一個通識的概念。有了這樣的概念，讀雜書時所得的各種想法就會進入通識的系統里，找到它自己的位置。（阿城 《閑話閑說》之「好讀閑書和閑讀書」）
台灣作家說起阿城都像神一樣
「阿城是個難以被化約描述的『文藝復興人』。他既能畫畫、拍照，也擅寫小說、隨筆、編電影劇本，還有烹調、修護傢具、組裝汽車等好手藝。稱阿城是小說家、文體家或生活家，不妨視他為坐擁世俗卻清明謙沖的智人。」這是2003年台灣人介紹阿城時的用語。
「阿城在台灣得到巨大的禮遇。到現在，我碰到好多台灣作家，說起阿城都像神一樣。」楊葵對阿城的魅力深有體會。「聽阿城聊天絕對是享受。天文地理，他知道得真雜。而且他記憶好，什麼都記得。就像一個寶庫一樣。而且他不當回事就說了。」
阿城跟侯孝賢合作了好幾部電影。《海上花》，他是「美術指導」。
楊葵問他：「你這個美術指導都幹什麼呀？」阿城說「幫侯孝賢買東西」。到各箇舊貨攤，潘家園什麼的，買《海上花》年代用的煤油燈那些，「現在的道具做不出來」。
他給舉的例子楊葵聽著特別好玩。「有一回他正在房間里自己玩呢，老侯召喚他，他就去現場。棚里在拍一個下雪的場景，自然是那些人造的紙片往下撒。老侯看監視器說『這個雪不行，不知道為什麼不真，太假』。阿城就在前邊看，看了一會兒說『我知道了』。他就到那棚頂上，讓人把那些紙都先使勁拽一拽，拽鬆了然後再撕，那個紙的密度就變化了。再往下扔的時候，飄的速度就慢了。老侯一看，好了，就它了。阿城說『沒事兒了我回去了』，就又回去玩去了。」
還有一次也是《海上花》。有一場戲是透過窗玻璃拍窗戶裡邊。因為現場打光還是電燈光，煤油燈什麼的都是道具。侯孝賢就覺得拍出來那個光不對，太硬了。就找阿城。阿城看了看想了想，說拎桶水來。然後他就在那玻璃上刷了一層水，再回監視器看，有那層水那個光就柔了，顯得有點兒油乎乎了。老侯一看，「對了」。
「他的『美術指導』就是干這個。完全是一個雜家。那他這些東西是靠什麼？生活經驗，和對一件事情的體會能力。他能很快找到癥結，更難得的是他有解決辦法。他當知青也好、更早當『狗仔子』也好，總得要自己生存。所以他獨立生存的能力是巨強的。他就像海綿吸水一樣吸收各方面，還重視動手。」楊葵最服阿城的是這個。
阿城總被人贊是一個通才。阿城給舉了個例子，前院老王正彈古琴呢，突然家人跑來說後院爐子滅了，那就拿出辦法重新去給點燃。這是一個人應該有的技能，生活就應該是這樣——古琴可以彈得特別雅，轉身回去又可以通爐子。
「所謂的通才在他看來，談不上通不通，就應該是這樣。其實中國傳統文人很多是這樣的，再遠了不說，唐宋元明清那些筆記一路看下來，一直到像俞平伯他們家俞曲園，就是這也知道點兒、那也知道點兒，一會兒研究小學，一會兒研究字畫，總是博古通今的。」楊葵覺得這是阿城在當今依然有他特別迷人魅力的原因所在。
所以那天在《阿城文集》的發布會上，楊葵說：「阿城和這套書真正的意義，是能開闊人的眼界，讓人知道文學、藝術這些東西跟人生之間的關係。它是可以依賴的。如果能像阿城一樣『游於藝』，你就可能把人生過得挺好。」
讓我受益的是一個叫來運的高三學生，面容好像關雲長，少言。離開山西前請教於他，他說「像你這種出身不硬的人，做人不可八面玲瓏，要六面玲瓏，還有兩面是刺」。這個意思我受用到現在。(阿城 《遍地風流》「自序」)
學識文字中留下的性情遺產
「我從小被推到邊緣，習慣了不在主流。1984年發了小說之後，公共生活圍過來感覺像做賊的被撒網網住了，而且網越收越緊。到了美國才知道，邊緣是正常的啊，沒人理你是正常的啊。所以在外國我反而心裡踏實了。」阿城曾在一個對談中這樣說。
楊葵有一個經歷。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有次阿城來北京，送他去酒店路上，楊葵問阿城：「晚上要不要一塊兒吃飯，我跟他們說了你來北京，他們都特別想見你？」都是特別好的朋友，也沒有什麼雜七雜八的人。「他當時在車上眼睛看著窗外，自言自語了一句，大意是一個人想保持點兒個人生活，想自己呆會兒，還真不容易。」這麼一句話甩出來，擱誰多少都有點兒尷尬。
阿城怪、不好接觸，是出了名的。像是有一股本能。「我探究過他這種本能怎麼來的。」楊葵說。
「從知青時候，甚至從小時候，他就不能直抒胸臆，總是要防範一些東西。因為家庭出身。」他印象中，阿城會經常說起「家庭出身」，「都這麼大歲數了，這都什麼時代了，還聊這些事兒。」楊葵認為阿城這樣，是早年一些情緒的延續。
「但是他現在呢，第一是不自覺的；第二，我自己認為，實際上也是一個叫省得麻煩。現在大家都太喜歡交際往還，如果你是一個隨和的人，得有多少時間應付這些事。到時候就自然形成一股流，你就陷在裡邊。所以可能對他來說現在這樣挺好，別人覺得你難打交道，乾脆不來找你。」楊葵甚至覺得這種個性在現今是種難得的事。
「往更深了說，這其實是一種修養，我給總結叫『能一個人呆得住』。能不能面對寂寞，說得更直白一點，是能不能面對無聊。」楊葵說他自己現在已經深有體會，「上了歲數以後，無聊會像海浪一樣洶湧而來。到那個時候什麼能抵禦這種東西？靠戀愛、靠工作、靠名利，都抵擋不住。」
楊葵相信阿城也必然要面對人生的無聊，但他自有自得其樂藏身之處。就像楊葵說的，「有一個東西能抵擋得住，就是文學藝術。你看中國人琴棋書畫，都是一個人能忙活的事兒。一個人彈琴，棋可以一個人跟自己下，一個人寫字畫畫，讀書你能讀到忘我。名利不行，名利裡邊豁大的一個『我』字在裡邊撐著。還有這兩年特別紅所謂『工匠精神』，日本工匠那些其實就是藝術。它能幫人專註下來。」
《阿城文集》第七卷《脫腔》中有一篇《海上文存》，阿城寫道：「陳存仁先生的學識、文字留給我們，更難得的，我倒覺是他在他的文字中，留給我們的性情遺產。」
嗯，性情遺產。阿城他自己也是。（文/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