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3年大歷史下的小細節

文史 05-22

摘要我們的歷史裡常常缺乏個體的人，沒有人性的溫度，只有一堆模湖不清的抽象數字。不妨更為直接地說，個體的尊嚴與生命不受重視，才是我們歷史寫作里長期正宗的做法。

作者：冉雲飛（騰訊·大家專欄作者，編輯，著有《沉痾：中國教育的危機與批判》等。）

一看到1573這個數字，你的第一直覺是什麼？或許立馬會蹦出所謂的國窖。這說明無遠弗屆的廣告威力和傳播心理學的撫摸慰貼，是如何左右我們的信息排序和記憶儲存。歡伯是個好東西，但年份確定得如此清楚，對以遺忘民眾生活細節為己任的中國歷史來說，過於出格，難免受寵若驚讓人們起疑。還好，我的探索精神讓我一個猛子紮下去，用力地打撈了一番，似乎還沒發現有人說：讓僰人幾乎絕後的1573年那場殘酷的戰爭前，九月九日賽神節所喝的大酒，它的牌子和上述「政、商、學」交集的考古出現了驚人的巧合。

1573年大歷史下的小細節

其實即便歷史赫然地寫著，也需要不停地提醒，研究者特殊的切入方式與角度，才可能使後來者稍有記憶。歷史或經此可以得到一些特殊的修復，如萬曆十五年，若以常眼觀之，實在是個極普通的年份，非黃仁宇的精心研究與標示，不足以鳴世。因為善喝忘川水、吃孟婆茶的中國人，好像大腦硬碟不夠用，對歷史特別是痛史，總體是不待見的，故在其中得到的教訓尤其稀有，使得歷史對現實似乎不曾有過多少糾偏與影響。

即便健忘如此，但依舊有一些見識不錯的人，甚至說中國文化的特質，就是把歷史當作宗教來看，所以中國歷史千百年來才沒有斷絕過。其實中國歷史的殘缺是骨子裡面的，即對真正事關民眾福祉之事記錄得太少，事關戰事屠戮的事語焉不詳。這讓人回過頭來思考視歷史為宗教的事兒，就像泛神論與無神論的特別發達——其實泛神論跟無神論是兩極相通的、骨子裡的合二為一的觀念——使得宗教變為兒戲一樣，歷史也因斷爛朝報、帝王起居注的特別豐富，使民眾相信這正是自己所需要的歷史。換言之，在我看來，說中國文化視歷史為宗教的觀念，是把歷史和宗教混在一起、皆不受重視的雙重兒戲。

著名作家沈從文在《湘行散記》一書之《歷史是一條河》一文里說：「我們平時不是讀歷史嗎？一本歷史書除了告我們些另一時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殺以外有些什麼？但真的歷史卻是一條河。從那日夜長流千古不變的水裡石頭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爛的船板，使我觸著平時我們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類的哀樂！」我們的歷史裡常常缺乏個體的人，沒有人性的溫度，只有一堆模湖不清的抽象數字。不妨更為直接地說，個體的尊嚴與生命不受重視，才是我們歷史寫作里長期正宗的做法。作為納各種稅、服諸種役的順民——「自家人」尚且不受重視，那麼被剿滅的「異族」如僰人的諸種歷史之語焉不詳，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因為禿頭上的虱子是明擺著的：民間不敢記，官方不屑記。

十年前我受一家學術機構的邀請去參觀美國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醜史」：在密西西比河畔給我講解何以美國南北戰爭是一場災難；且說1957年總統派101空降師到阿肯色州小石城送黑人孩子上學，大批種族歧視何以根深蒂固；又道印帝安人被迫西遷的「落淚之道」，何以展示了強勢族群對弱者的滅絕性殺戮等，彷彿馨竹難書。可是我們中國歷史的許多研究，卻缺少這樣清醒的反省。近的不說，就算是對僰人作為一個民族在1573年的消亡，至今也沒有像樣子的研究。好在黃華良作為本地學者，在資料搜集（平蠻文獻集注、懸棺詩詞聯選等）、口述歷史等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為今後進一步了解與闡釋僰人何以在彼時消亡的歷史，做了比較好的基礎性工作。

1974年以降宜賓珙縣大量懸棺的考古發現，使得似乎早已被歷史遺忘的僰人，重新引發歷史愛好者的關注。2013年在中央電視台播放的《遠逝的僰人》紀錄片，動用了不少政府資源，採訪了一些對此有研究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民俗學者、文化名人，得了省內外的一些獎項，甚至譯製成英文，由央視國際頻道向海外播出。在用電視影像的傳播方式，使更多的人了解僰人歷史來看，自有其功勞。但我認為他們對僰人歷史的民間研究者關注不夠，且將考證過程給省略了，從而使歷史細節的材料自洽度有所削弱，即便加上了到雲南丘北縣白泥塘村的尋訪，也沒能彌補這個遺憾。而這個遺憾，在我看來，則是由被譽為珙縣民間懸棺研究第一人之稱的黃華良，給以了較好的彌補。

「游惈惈，范苗子，後山何掛岩子」的民謠，在珙縣流傳甚廣，幾乎婦孺皆知。其意簡單地說，姓游的是彝族，范姓是苗族，何家是僰人。當地的何家為何與僰人有關，在論證首領阿大阿二之「阿」字改成「何」字，並言至今仍有何家認為自己是僰人之後這一點上，幾乎成了研究者的共識。但「阿」字改成「何」字的文獻證據，卻是黃華良通過仔細閱讀《確庵曾先生西蜀平蠻全錄——蕩平都蠻敘功疏》，結合採訪珙縣當地人何體華先生，用《他們是僰人嗎》（上、下）兩篇文章詳實生動、絲絲入扣地論證出來的。

話說僰人當時有九個部落，獨有阿（何）恩這個部落不僅沒有反叛明朝政府，而且參與了平叛的行列，因此作為敘功人物四次（有阿恩、何恩兩種說法）出現在文獻記載中。從而有效地證明了珙縣洛表鎮互助村八社那座「御葬墳」里的何恩，就是何體華的祖先。參與剿滅僰人的十四萬雲貴川土漢官兵，其中有一半來自各地土司，甚至有吾鄉酉陽土司之參與，何恩則是僅次於土司的土舍參與了這場叛變性的自家屠殺的。歷史文獻與民間口述在此交相參證，起到了互相發明、共同效力的作用。

1573年大歷史下的小細節

黃華良雖閱讀了各方面的文獻，卻不是個書齋型的研究者，更是用腳來丈量土地、進行大量實地勘察與訪問的民間記錄者。這樣的事例相當多，如他為田野考察中暑兩次，臉上長斑而成為最直接的工作「成果」。又如他到九絲城山頂調查「碳化煳米」，就費了不少的心血，主要是為了印證傳聞中的九絲城被明軍攻破，遭大火燒三天三夜，甚至出現煳米碳化的事實。2006年黃華良自費出版《懸崖上的民族》前，曾有意向四川省社科院申報過課題，沒有成功，實在預料之中。眼下名目繁多的各種課題經費，的確遍地都是，但你不在那個名利分配圈裡，哪怕你再有水準，也是枉然。

懸棺葬作為一種葬俗，其地理分布較廣，北達山西，南達兩廣，東至福建，西抵雲貴。換言之，懸棺葬並不是僰人獨有的排他性標誌。若將懸棺、岩畫、銅鼓三者集於一身，雖不能說完全只有僰人才有，但已可排除大部分有懸棺葬俗的族群。黃華良的史料雖然做得不錯，但就在《懸崖上的民族》一書中關於僰人懸棺之謎的探討，在介紹眾多現今成說（歸祖說、至孝說、顯貴說、保護說、遊獵說）後，也因襲了當地盛行的傳說（主要來源於清代《珙縣誌》）：即所謂羅因秀才之騙僰人，說僰人須將已逝先人高懸絕壁，行懸棺葬才能子孫發跡，綿延不絕。接著他認為懸棺葬是僰人因與明軍長期作戰之需——有明一代共戰十二次，第十二次僰人近乎族滅——久處岩穴之間，生活與埋葬其間便習以為常。久處岩穴與即有懸棺葬的葬俗之間，不存在直接的邏輯順延，事實上很多地方包括我老家渝東南有懸（崖）棺葬的習俗，與岩居穴處根本沒有關係。

十多年前《中國懸棺葬》的作者陳明芳女史，因覺得當時的川大教授羅二虎在《魂歸峭壁：懸棺與崖葬》一書中對她書的抄襲而找到我。我將兩書都閱讀了，同意傳媒、專家以及法院最後的認定，的確存在抄襲。以我目力所及，在懸棺葬的歷史研究方面，尤其是田野調查上，截至目前為止能超過陳明芳的人尚沒有。羅二虎的書是個普及性的作品，學術性並不高且存在抄襲的情形，但最近看到他在雲南電視台說，懸棺葬可能出於古人對包括天花在內的傳染病的抑制（《僰人懸棺或為增強陽光照射以抑制天花病毒》），我還是比較認同的。因為在種痘之術發明之前，要使天花得到有效的抑制，唯有靠太陽曝晒殺滅病菌，此點與麻風病相同。天花致人於死地的能量超過許多傳染病，人們在經驗積累過程中，發現將因天花死的人懸葬於高山上，可以有效地抑制天花的傳播——因為土埋都不能有效地抑制天花細菌的傳播而危害人，包括麻風病的麻風桿菌在短期內亦復如此——有效地保護生者，我認為這或許是對中國懸棺葬最具有解釋力的一種說法。

當然這並不是羅二虎的獨得之秘，此前有一些研究者就有零星表述。早在1986年曉帆、范仲成整理，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的《懸棺之謎》一書中，就對此有一則傳說性提示：祖先神母告訴僰人，實行包括懸棺葬在內的岩葬，是逃脫病疫及死亡威脅，很好的辦法。在談到山西寧武石門懸棺時，作者伍弱文說，懸棺葬既有厚葬亦有薄葬的理由，更有抑制傳染病爆發的科學理由：「抗日戰爭時期，日軍殘暴地施行過細菌戰，有些山裡人外出將菌毒、傳染病帶回，有人幾乎全家遭殃。為了防止菌毒蔓延，村人便將死者屍體抬至離村很遠的石崖石洞中安葬。」（《我看懸棺之謎》，見《西安晚報》2013年7月21日）這樣的現實觀察，反過來讓我們對因傳染病如天花而死的古人之懸棺葬，就有了更適切的理解。對渝東南文化比較有研究的我的老上司宋玉鵬先生，就曾在吾鄉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蒼嶺廟溪鄉做過田野調查，老人們都說實行懸棺葬是為了隔離傳染病的爆發。我自己也搜到這樣的口述與記載，與此若合符節。

1573年大歷史下的小細節

看來傳統的文史研究，應該加上醫學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角度，與中國傳染病史的區域地理的研究——李文波編著的《中國傳染病史料》或可為編製這樣的地理分布提供方便——才能更好地解釋懸棺葬何以如此。遺憾的是研究醫學人類學及疾病傳播的梁其姿、余新忠等學者似乎沒有在這方面下過功夫，儘管梁其姿研究過中國麻瘋病概念的演變過程與明清時天花預防的演變史。因為僅從民俗與道德（顯貴、至孝、保護）等方面來考量花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如今學者們假設的任何一種將裝死人之棺放在懸崖高處的做法都是所費不貲的，極難機械化且不易重複操作與使用）是否經濟？不是所有領域都適用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但完全忽略古人天然地會運用理性經濟人的假設，那也是低估了他們的智慧。若能從中國傳染病特別是天花、麻風病發生的地理分布，與懸棺葬的地理分布，進行交叉互證研究，看是否高度重疊，或許不一定馬上能解開懸棺的千古之謎，但一定是最具解釋力的一種說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要的不是提供答案更不用說唯一答案，而是看其研究是否有很強的解釋力，那就是很好的研究了。

至於明朝政府為何要消滅僰人，至今也沒有一個可以讓人信服的解釋。黃華良跟著大家說是因為張居正之顢頇專斷，一意孤行所致。至於具體執行族滅僰人之總指揮曾省吾在《平蠻檄》里對僰人極盡污衊之辭，其可信度有多高，恐怕不能不打個問號。從戰爭原因來考量，無非利益紛爭、資源攘奪——當然要查看更多的戰爭因由，美國學者埃弗拉、澳洲學者布萊內的同名著作《戰爭的原因》、美國學者萊尚的《戰爭心理學》均可學習——我不能說僰人與緊鄰之漢人的利益爭奪，不是個主要因素。但即便是利益爭奪，也有更為清晰具體的理由。我曾與當地的學者有過些交流，有主張認為僰人所居處於彼時的水（南廣河至長江）、陸（五尺道）要衝，其間的交通運輸利益的衝突，舉凡明代雲、貴的貴重金屬及土特產均從此地輸往江南特別是京師，是不是一個必須一戰的理由，不是不可以討論的。否則目前的解釋角度過於簡單，縱觀人們行事的邏輯與諸多歷史事實，它很難那麼成全我們過於懶墮和簡化的思維。

1573年，英國航海工程師和海洋戰略學者威廉·布爾在《論海上霸權》一書中，提出了從英國到中國有五條可能的航線。別說彼時的明朝政府對海權毫無概念，即使是今天的朝野又知幾許，都是個極大的問號。別人已在吹響全球化商業發展，尋求更為有效的資源配置的號角，我們卻還在內鬥，互相殺戮，從這些地方就可以看出把中國近代史劃線在1840年這樣的年份，是大可商榷的。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的因應是否好，那是另題，但我們把它視作近代史的開端，其實也是費正清「刺激——反應」模式的簡單套用。應該從中國的政治制度及其運營模式，來看中國歷史內部的走向，所產生的結果為何？才能理解中國自身的發展邏輯。那麼黃華良讓我們重新從諸方面注意僰人的歷史，或許應該放在更大的視野里來觀察，才能稍比以前的人更看得清一點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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