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的未來中國：在巴西建新中國、變中國人為白種人
1895年冬，康有為回鄉為母祝壽，他從葡籍澳門賭商何穗田（廷光）與其新會譚姓門人處得知了巴西使節曾經來華招募華工、並滯留香港數月，直至甲午戰爭爆發之後，方才離開。在此期間，澳門街頭非法招工以及三艘輪船搭載華工出洋的事件相繼發生，兩廣總督李瀚章、北洋大臣李鴻章以及總稅務司英人赫德均懷疑，此乃寓居香港的巴西使節辣達略在未經清廷允許之下私自招募華工，這導致總理衙門在1894年1月照會各國公使查禁了此類活動。
這樣一來，「巴西招工未曾開議」就已「胎死腹中」。不久之後，中日甲午戰起，招募華工一事便徹底擱淺。可是，辣達略一行四人並不甘心，於是反覆遊說何穗田和康有為的這位譚姓門人，希圖事情有所轉圜。
巴西主動招募華工之事，在康有為看來，為實現其早年移民巴西計劃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在《我史》（《康有為自編年譜》）光緒十五年（1889）條下，他曾經說：
既審中國之亡，救之不得，坐視不忍，在發浮海憂居夷之嘆，欲行教於美，又欲經營殖民地於巴西，以為新中國，即皆限於力，又有老母未能遠遊，遂還粵，將以教授著書以終焉。
由此可知，從1889年起，康有為就產生了移民巴西、再造新中國的計劃，甲午戰爭之後適值巴西招募華工之事欲圖付諸實施而終未成功。
1905年10月，在游畢墨西哥之後，康有為擬赴巴西，惜因墨國國小無船才最終作罷，直到1913年之後，他還借海外惟有「邈絕而違隔之巴西」承認北京袁世凱政府之事，發出了這樣的感慨：「吾國人若能早留意於巴西，則吾創一新中國於巴西久矣。」
康有為移民巴西的籌劃，起因於不滿《中葡條約》對澳門處置方式。1887年12月，在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誘導之下，總理衙門與葡萄牙政府在北京簽訂了《和好通商條約》保留了「永久佔據和管理」（澳門）的字樣，該約的漢文本中上述條文被改寫為「永居管理」。1888年11月13日，也就是中葡條約換文半年之後，康有為在京曾經為此面責過到訪的總理衙門大臣曾紀澤。在康有為看來，地不分夷夏，它是生民養民之所，「失地」意味著國族的衰敗，是事關華夏人種之存亡的重大問題。作為粵人，康有為一向對澳門一地的得失非常在意，直到1907年在遊歷葡萄牙途中，還對當年中葡交涉之事耿耿於懷。
康有為
1888年是康有為步入政壇的關鍵一年。這一年的夏天，他入京參加順天府鄉試而不售，即開始遍交京城官貴，籌劃向剛剛親政的光緒皇帝上書變法。在《上清帝第一書》中，康氏憂心於中法戰爭後中國陷入的全面領土危機：「琉球滅，安南失，緬甸亡，羽翼盡翦，將及腹心。」「英啟藏衛，窺川、滇於西；俄築鐵路於北，而迫於京；法煽亂民於南，以取滇粵。」另一方面，「美逐我華工，英屬澳大利亞從之，將來南洋諸島紛紛效尤，我國出洋者千數百萬……若不保護，還無所業，必為賊盜。」
1895年4月簽訂的《馬關條約》將遼東、台灣及澎湖列島交付日本，《中葡條約》尚在形式上保留了清朝對澳門的主權，而此次卻是台灣全部主權（full sovereignty）的交付。國土割讓，生齒既繁，民生日艱，加上就要從美國和澳洲返回的無數華工，西方列強發動的軍事和經濟侵略，使中國陷入了「馬爾薩斯陷阱」當中。如何破解這個人口難題？5月，在《上清帝第二書》（「公車上書」）中，針對失地、散民和亡國的危局，康有為提出「移民墾荒」之策，至於向何處移民，此時的康有為尚無清晰的答案：
「今我民窮困，游散最多，為美人佣奴，尚猶不許，且以驅逐，澳洲南洋各島效之。數百倍之民失業來歸，何以安置？」於是，10月在去往上海的旅途當中，康有為便產生了移民巴西的想法：「中國人滿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亂離破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經緯度與吾近，地域數千里，亞馬遜河貫之，肥饒衍沃，人民僅八百萬，吾若遷民往，可以為新中國。……時經割台後，一切不變，壓制更甚。必慮必亡，故欲開巴西以存吾種。」
《公車上書》，作者：孔維克
康有為眼中的移民之地，已不限於傳統的西北邊陲、東北、蒙古和新疆這些固有的國土，他還欲將大西洋彼岸的南美洲國家巴西也變為「新中國之國土」。
在康有為謀求向巴西移民未果之際，義大利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德國人和俄羅斯人相繼湧入巴西，大大改變了這個新興國家的人口和膚色構成，這在巴西的歷史上被稱為人口「漂白」的進程，自帝國晚期的1870年代，直至上個世紀50年代，巴西一直在實行有利於歐洲「文明人種」遷入的移民政策。1872年，白人僅占巴西總人口的38.1%，黑人、混血和印地安人則佔62.9%；到了1950年時，兩者的比例被倒轉了過來：白人佔總人口的62.5%，其它三個族群人數的總和僅占巴西總人口的37.5%，而從1810年至1893年83年之間，來到巴西的華工總人數也不足3000人。
面對在南北美洲兩個國家發生的以「漂白」為目標的社會文明進程，康有為的「美洲人與華夏同種」的歷史人種學建構，一方面是對1882年排華法案激起的歐美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反抗，另一方面，是利用西方殖民侵略所使用的國際法利器，即所謂對「無主土地」（terra nullius）的先佔原則，它為康氏本人殖民美洲的活動製造了合法性依據。由瑞士人華特爾（Emer de Vattel, 1714-1767）提出的這項國際法原則，聲稱「假如佔領國需要更多的土地，它可以通過佔據的方式得到被游牧部落視為多餘的土地」。由此出發，西方列強不僅佔據了非洲、美洲和亞洲的「荒野」，並且使這些地區的人民淪為服務於其殖民地經濟和商業利益的奴隸或者「苦力」。在康有為看來，移中國人於南美並不等同於西方在南美的殖民活動，而是永久返回「舊地」，墨西哥和巴西已經不再是早年林則徐和曾紀澤所說的「夷地」而是華夏「故地」。
應當指出，康有為的移民巴西計劃絕非只停留在運送華工到巴西，從事種植園勞動這一步驟，它的最終目標是要讓遠來的中國移民在巴西紮下根來，成為亞馬遜河畔永久的居民，進而在這裡建立一個新中國。然而，在巴西一方，在帝國末期以來圍繞移民政策而展開的爭論當中，無論是贊成廢奴的種植園主，還是廢奴主義者均認為，引入華工只是權宜之計。納布科（Joaquim Nabuco,1849-1910）就清晰地區分了高等的白人種族和低等的黃人和黑人種族，他不但懼怕黑人會佔據巴西的主流，而且也懼怕巴西這個操葡萄牙語的國家會被亞洲的移民「蒙古化」，甚至於擔心「具有破壞性的和非道德的亞洲人」會阻礙「歐洲人及其內含的文明向巴西遷移的勇氣」。因此，正當康有為夢想在巴西開闢新中國之際，巴西本國則在竭力擺脫舊有的殖民地地位、從而努力建設一個白人國家，這使康有為殖民海外的理想喪失了根本的現實條件。
阻擋黃種人移民的屏障是由美國首先建立起來的。1839年，美國最早的體質人類學家默頓（Samuel Gordon Morton,1799-1851）利用自己發明的「量腦法」和康伯的「面角」等人體測量技術，按照頭骨及與之相對應的腦容量的大小，將三大種族由高向低依次排列為：高加索人、印地安人和黑人。1854年，默頓的學生諾特（Josiah Clark Nott,1804-1873) 進一步將人種的腦量大小與其智力水平對應起來，他概括道：
智力、行為、上進心、進步、較高的身體發展狀況構成了某一種族的特徵，愚蠢、懶惰、僵化、野蠻以及較低的身體發展狀況構成了另一個種族的特徵。無一例外，只有高加索人種才能取得高度的文明，除了少數中國族群之外，蒙古人種很少能超越半開化狀態，而非洲和大洋洲的黑人種族，以及美洲的野蠻部落，千百年來就一直處在黑暗狀態之中。黑人當其被馴化時能夠取得一定的進步，一旦束縛他們的繩索被解開，他們早晚都會重新墮入野蠻狀態當中。
海地黑奴在1804年擺脫了法國的殖民統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黑人共和國，作為奴隸主的諾特對這個奴隸政權的痛恨可謂溢於言表。諾特的《人類的類型》一書在1854年出版之後取得的巨大成功，使「科學種族主義」觀念在美國，乃至在全世界範圍內幾乎成為一種常識。在1877年發表的美國參眾兩院聯合就中國移民狀況所撰寫的調查報告中，默頓和諾特的人體測量數據被採納進來，其中，中國人的頭骨大小被排在了英美人、德國人、凱爾特（威爾士）人之後，僅比印地安人和黑人略高，這成了5年後美國政府出台的《排華法案》的重要科學依據。
沒有親臨巴西的康有為無從深入了解巴西社會的「漂白」或者說「文明化」進程，但普里查德的自然環境決定人種變化的觀念，布羅卡的異族通婚可以改善低等人種的膚色等生理特徵的看法，以及兩位人類學家共同持有的有關「文明化」進程能夠改變人種的體質及智力水平的理念，都被寫進了《錢伯斯百科全書·人種篇》中，康氏據此在《大同書》中提出了改良人種的三大措施：移地、雜婚和改食。他所勾畫的由黑而黃、由黃而白的膚色改良或者說進化路線，旨在減少黑人的數量，乃至用藥物滅絕之的策略，與巴西的「漂白」和墨西哥的「歸化白人」政策並無二致。
在康有為看來，「大同太平之世，人類平等，人類大同」，「物之不齊，物之性也」，要達到西方文明的等級，就必須在物的層面追求齊平，而「齊物」首在「漂白」黑、黃皮膚。《大同書》所列種種制度安排和設施，諸如醫院、學校、政府等等，以及消除家庭、國家、性別、階級界限等等政治綱領，均圍繞著這一「漂白」策略而展開。然而，康有為不明白的是，在18世紀以前，在大部分歐洲旅行者眼裡，中國人的皮膚是白色的，那時他們能夠將中國文明與歐洲文明等量齊觀，直到18世紀之後，歐洲種族主義的偏見才在中國人身上得到了強化。商業的擴張、中國顏色的象徵以及中國的墮落形象才使中國人的皮膚由「白」變成了黃色。
康有為著作《大同書》書影
《大同書》與其說是一部民族國家建設的綱領，不如說是以人種學和人種改良為出發點的中國人寫的另一部《文明論概略》（福澤渝吉著）。當我們回過頭來看時，一個明顯的矛盾就此出現了：一方面，在救國保種的旗幟之下，康有為不惜以建構，甚至是附會美洲印地安人與中國鮮卑族同種同源之說來強化華夏民族的自我認同；另一方面，在《大同書》所構想的文明世界裡，這個曾經驕傲地擁有黃色皮膚的人種，最終將由於「漂白化」的策略而歸於滅絕：在康有為那裡，殖民主義的知識形式自覺地成為了其建構民族認同的思想框架，正是基於這一思想框架，一個精神上被殖民的個體和民族從此便不斷面臨著迷失自我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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