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隊三人團」與遵義會議
編者按
「遵義會議是中國革命的一個轉折點。沒有遵義會議的勝利，就不可能有紅軍長征的勝利，也就不可能開創中國革命的新局面。」本文梳理了長征路上張聞天與毛澤東、王稼祥一起形成的「中央隊三人團」促成遵義會議勝利召開的歷史過程。
「中央隊三人團」為遵義會議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1934年10月10日晚上，張聞天同毛澤東、王稼祥一道，從瑞金的梅坑出發，向贛南省會於都集結，準備渡過於都河做戰略轉移。當時還沒有「長征」這個名詞，一般都把這次軍事行動稱為「西征」。
按照部署，這次大撤退以第一、第九軍團為左翼；第三、第八軍團為右翼，第五軍團為後衛，護衛著居於中間的軍委第一、第二野戰縱隊進行。整個轉移猶如抬著轎子大搬家。第一野戰縱隊代號「紅安」，由葉劍英任司令員，分四個梯隊，共5000人，由中革軍委、紅軍總司令部和總政治部及其直屬隊組成。第二野戰縱隊代號「紅章」，司令員李維漢，也分四個梯隊，約1萬多人，由中共中央機關、政府機關、軍委後勤部門、工會、共青團等單位組成。黨和紅軍的首腦機關簡稱為「總部」，「最高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和總司令朱德等總部領導人隨一縱行動。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也隨一縱行動。這些中央領導人的隊伍稱為「中央隊」。「最高三人團」原來打算要將毛、張、王等分散到各軍團中去，毛、張持異議，這才讓他們留在一縱。毛澤東邀約張聞天、王稼祥一路行軍、一起宿營，張、王欣然同意。這樣，踏上西征途程之後，張聞天同毛澤東、王稼祥就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個「三人團」。為了跟「最高三人團」相區別，稱為「中央隊三人團」。
「中央隊三人團」並不是一個正式機構。三個成員中毛、王兩人，一病一傷。毛澤東惡性瘧疾剛止住，體虛血虧，走不動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被敵機炸傷，彈片還在肚子里。他們兩人都坐擔架。張聞天身體好些，基本上是騎馬行軍。「最高三人團」成員忙於指揮戰事，把他們三個人放在一邊。長征開始時的這種特定環境，給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個人提供了經常在一起交換意見的機會。話題很自然地集中在不能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上面。張聞天向毛澤東、王稼祥談了從福建事變到廣昌戰役自己同博古的種種爭論，對李德、博古軍事指揮上分兵把口、拚命主義等做法很為不滿。毛澤東就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的過程，同前幾次反「圍剿」勝利的經驗對比，細緻地分析李德、博古軍事領導上採用單純防禦路線、否定運動戰的戰法等錯誤。這一路隨意交談，充分討論，張聞天同毛澤東之間感情上更加親近，思想、觀點也更加趨於一致。對於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張聞天和王稼祥都接受毛澤東的觀點，認識到主要是在主觀方面，是軍事領導上的戰略戰術錯誤所致。
在長征中形成的這個「中央隊三人團」，對於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對於中國共產黨歷史的轉折，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他寫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幽默地用「擔架上的『陰謀』」為標題專門寫了一章。張聞天在總結這段歷史時則採用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語言。他寫道：在長征出發後，「他（指毛澤東）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物質基礎。」
長征路上：毛、洛、王同李德、博古的反覆爭論
紅軍西征開始時，好似大搬家，恨不得把根據地所有的「家產」全都搬走。從兵工廠的機床到剛造出來的炮彈，從印刷鈔票和書報的機器到辦公桌椅，從發電機、電台到成捆成捆的電線，更不用說各種文件、檔案和中央金庫了。用馱子和挑子組織起來的運輸隊伍綿延好幾里。所有野戰部隊都成了掩護隊，行動遲緩，被動挨打。過敵人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鎖線時，因為同粵軍簽了停戰協議，所以還算順利。但到1934年11月底突破敵人布置在湘江沿線的第四道封鎖線時，遇到了兇猛的阻擊。在湘江戰役中，紅軍損失慘重。從突圍西征時的8萬多人銳減到3萬多人。這時，西征的紅軍已失去了原定到達湘西的先機，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困境。「最高三人團」在如此嚴重的挫折面前幾乎喪失了指揮的能力。博古一籌莫展，有時還用手槍對著自己的腦袋比畫。軍事顧問李德老發脾氣，不但不認錯，還把湘江戰役的慘敗歸結於沒有及早執行他的決策，認為是意見分歧貽誤了戰機。
「最高三人團」中，只有周恩來沉著冷靜，支撐著困難局面。張聞天和毛澤東、王稼祥感到，對中央的錯誤領導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一）過了老山界：毛、洛、王批評李德、博古
1934年12月4日至6日，紅軍部隊翻越地處湖南、廣西交界處的越城嶺。越城嶺是中國有名的五嶺之一，當地人稱「老山界」。翻過這逶迤蒼茫的崇山峻岭，就進入苗族聚居區了。部隊暫時擺脫了追擊的敵人，張聞天同毛澤東、王稼祥一起，在政治局內部公開批評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他們指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是由於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的錯誤造成的。紅軍本應運用前四次反「圍剿」的經驗，採取決戰防禦的方針，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一部或大部，各個擊破敵人；而李德等人卻否認這些成功經驗，採取單純防禦，短促突擊，打陣地戰，開始時實行「全線出擊」，在敵人進逼之下又變為「全線抵禦」，致使敵人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得逞。他們批評此次撤出蘇區的突圍又成為驚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動，一路避戰，對孤立、疲憊之敵也不主動反擊。
在湘、桂、黔交界行軍途中，張聞天和毛澤東、王稼祥一起同博古、李德一路爭論，除了上述第五次反「圍剿」與突圍的軍事指揮問題以外，最主要的還是當時亟待解決的紅軍的戰略行動方針問題。他們指出，李德、博古所認為的只有到達湘西，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才能放下行李、打仗消滅敵人，也是錯誤的。
（二）通道會議：決定「轉兵」
在紅軍部隊前進到湘西通道地區時，得到情報，蔣介石已經識破了中央紅軍將到湘西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師的戰略意圖，遂在湖南洪江、藏江，貴州石阡、銅仁、松桃一帶集結了五六倍於紅軍的強大兵力，設了四道防線，形成一個大口袋等紅軍去鑽。而博古、李德仍然堅持到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方針，12月9日給各軍團首長的命令中重申「總的前進方向不得改變」，硬是要往這個口袋裡鑽。張聞天了解戰局的重要變化之後，立即找到毛澤東，告訴他敵人的部署，商量解救危局的對策。張聞天同毛澤東、王稼祥一起向周恩來提出：在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師的道路上蔣介石已設置重兵，原定中央紅軍到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先機已失，建議轉向敵人薄弱的貴州進軍，建立川黔邊根據地。
12月11日，紅軍攻佔湖南省通道縣城。12日，在通道舉行了中央領導人的緊急會議（即「通道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向。李德、博古全然不顧當時不利於我的情況，還是機械地要向紅二、紅六軍團所處地區推進。李德提出：是否可以讓那些在平行線上追擊我們的或向西面戰略要地急趕的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在他們背後轉向北方，與紅二軍團建立聯繫；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並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
這實際上是自投羅網，將3萬多紅軍朝虎口裡送。會上，毛澤東首先堅決反對李德的方針，建議向貴州進軍。這個建議本來就是毛澤東同張聞天、王稼祥商量後提出的，張聞天當然堅決支持，強調應該按照已經變化的情況來改變自己的行動與方針。周恩來也支持向貴州進軍。這樣，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建議遂為多數人贊成而通過。中革軍委隨即在12日當晚19時30分發布了紅軍在13日入黔的命令。但是，博古、李德仍固執己見，否定了多數人的意見，重又命令各軍團按北上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方針行動。14日，軍委才發布命令，令紅軍奪取貴州黎平、錦屏，開闢前進道路。
（三）黎平會議：做出戰略方針決定
12月15日，紅軍攻佔黎平。紅軍向何處去這個戰略方針問題再一次十分緊迫地提到日程上來。12月18日，在黎平城內，由周恩來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張聞天和毛澤東一起同李德、博古等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會議做出了《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否定了李德、博古等要中央紅軍去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在湘西建立根據地的方針，也否定了在會上曾經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張。「決定」指出：「鑒於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深入黔西、黔西南及雲南地區，對我們是不利的」。會議通過了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在通道地區就已提出並得到周恩來支持的戰略方針，決定在「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會議還決定到遵義地區後開會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同日，中革軍委決定，軍委第一、第二野戰縱隊合并為軍委縱隊，劉伯承任司令員，陳雲任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副司令員。
（四）黃平橘林談話：張聞天提議由毛澤東指揮軍事
黎平會議後，中央紅軍繼續西進，準備渡烏江北上。李德對黎平會議爭論失敗非常惱怒。在繼續前進的路上，他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棄他們的錯誤戰略方針。張聞天對此深為焦慮。他意識到，讓李德、博古繼續掌握軍事指揮大權，錯誤指揮就很難避免。這時，他開始考慮變換軍事領導的問題。
12月20日，軍委縱隊到達黃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張聞天和王稼祥的擔架放下來休息。這時是農曆十月下旬，南方正值深秋，綠樹上掛滿了金黃的、橙紅的橘子。他們兩人頭靠頭躺著，議論當前的形勢，都憂心忡忡。王問張，紅軍最後的目標、中央定在什麼地方。張說，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又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王稼祥當天晚上就將張的想法打電話告訴彭德懷，然後又告訴毛澤東。這消息在劉伯承等幾位將領中一傳，大家都贊成要開個會，讓毛澤東出來指揮。
10天後，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省甕安縣猴場（草塘）開會，批評了博古、李德的一不過烏江、在川黔邊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二要回頭和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決定強渡烏江，發布了《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
從1934年12月上旬起，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一起為挽救黨和紅軍進行了積極的鬥爭，並一步一步地邁向勝利。通道會議為戰略方針的轉變奠定了基礎，黎平會議則實際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進軍方向問題，實現了通道會議提出的「轉兵」任務。這是湘江戰役後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中央隊三人團」對博古、李德等錯誤領導進行批評、展開爭論的結果，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軍事思想在長征途中取得的第一個重大的勝利。而張、王在黃平的橘林談話則是變換軍事領導的最初醞釀。猴場會議堅決執行了黎平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鞏固了黎平會議的勝利；會後，在行軍途中停止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則是在組織上取得的一個重大勝利。所有這一切，為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做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
遵義會議上：張聞天做「反報告」，毛澤東做重要發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在黎平會議上就已決定要召開的。因為軍情緊迫，黎平會議只在1934年12月18日開了一天，解決當時最緊迫的戰略方向問題，對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亦即第五次反「圍剿」和突圍西征以來軍事路線上的是非問題，來不及討論。因此，對這一個關係到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重要問題，黎平會議決定渡過烏江到達遵義地區後再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討論。
1935年元旦，紅軍強渡烏江取得勝利。1月7日凌晨，紅軍先頭部隊「襲占遵義」。由於紅軍突然強渡烏江，而後又迅捷智取遵義，一下子把十幾萬「追剿」敵軍甩在了烏江以東和以南。何鍵雖仍為「追剿」軍總司令，但他率領20個團到常德地區與紅二、紅六軍團作戰去了。四川劉湘的部隊擺在長江南部一線，搞不清虛實，不敢輕進。粵、桂軍隊受蔣介石命令北上遵義，但貴州不是他們的地盤，所以行動不積極，仍滯留在黔南榕江等地。黔敵諢名「雙槍」軍，不經打，一觸即潰。只有蔣介石的嫡系薛岳縱隊和周渾元縱隊比較積極，但被阻隔在烏江以南，難以很快採取行動。這就為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提供了寶貴的時機。
1935年1月15日，決定黨與紅軍命運的遵義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始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按姓氏筆畫為序）毛澤東、朱德、陳雲、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秦邦憲）；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何克全）；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參加會議的還有鄧小平和伍修權。鄧小平當時是中央隊秘書長，擔任會議記錄員；伍修權是李德的翻譯。會場設在軍委縱隊司令部的駐地——遵義老城枇杷橋（現子甲路80號）。這是一座相當寬敞的兩層樓，原是國民黨第二十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的公館。會議就在公館樓上的東廂房裡進行。房間不大，中間放著一張栗色的柏香木長條桌，四周圍著一些木椅、藤椅和長凳。會議由博古主持，他坐在長條桌中間的位置上，其他人隨便坐。聶榮臻腳傷還沒有好，坐擔架赴會。王稼祥腹部傷口未愈，不能久坐，躺在一張藤榻上參加會議。正是隆冬季節，開會至深夜，屋裡生了木炭火盆取暖。
遵義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首先由黨中央書記博古做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博古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反動力量過於強大，敵人直接用於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有50萬，還有帝國主義的經濟援助和軍事顧問幫助；蘇區物質條件不好；白區廣大工農群眾反帝反國民黨與日常鬥爭的領導沒有顯著進步；游擊戰爭的發展與瓦解白軍工作依然薄弱，蘇區周圍的游擊戰爭開展不夠；各蘇區紅軍呼應配合不夠緊密。實質是用客觀原因來掩蓋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錯誤造成的惡果。軍委副主席、總政委周恩來接著做副報告，著重就中央紅軍的軍事戰略和戰術進行回顧、總結。
在聽了博古的報告和周恩來的副報告以後，張聞天首先起來做反對中央領導單純防禦軍事路線的報告。這個報告，通稱為「反報告」。他做「反報告」時，手裡有一個提綱，基本上是照著提綱講的。這個提綱實際上是「中央隊三人團」毛、張、王集體創作而以毛澤東的觀點為主導。
此刻由張聞天在會上講出來，分量很重。因為張聞天是六屆五中全會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又是書記處書記，還是人民委員會主席。當時，中央書記處（同時稱常委）只有四人：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在遵義會議的參加者中，張聞天在黨內的地位僅次於博古而與周恩來相當。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首先站出來，旗幟鮮明而又有系統地批評第五次反「圍剿」和西征途中錯誤的軍事領導，是他從「左」傾中央領導集團中分化出來、同「左」傾錯誤路線決裂的標誌。他做的「反報告」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單純防禦軍事路線定下了基調。
由於到目前為止，遵義會議記錄沒有找到，張聞天的提綱和依照提綱所做的「反報告」，會上毛澤東、王稼祥等的發言，雖然其基本內容都包含在《遵義會議決議》之中，但沒有直接的文字材料。非常值得慶幸的是，20世紀80年代初中央黨史徵集、研究部門在中央檔案館收藏的歷史檔案中發現了一件珍貴的文獻——陳雲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以下簡稱《傳達提綱》）手稿。這份寫成於1935年二三月間威信到鴨溪行軍途中的重要文件，為弄清遵義會議的真實情況，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對遵義會議討論的概況，《傳達提綱》做了如下簡要的述評。
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A同志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於他的批評。
陳雲當年所做的這段權威性的述評，十分清楚地告訴人們，洛甫（張聞天）同毛澤東、王稼祥商量後擬定的，他做「反報告」時手裡拿的那個批評錯誤軍事路線的「提綱」以及毛澤東、王稼祥在會上發表的意見，是遵義會議上的主導意見，得到了周恩來及除凱豐、李德和博古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也就是說，「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代表了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和各軍團首長的共同想法。
根據現有史料，在張聞天做「反報告」後，會議繼續進行的情況大致如下。首先，毛澤東做了重要發言，講了大約有一個多小時，分析了錯誤軍事路線的癥結所在。
緊接著發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發言和洛甫的「反報告」，提出由毛澤東來指揮紅軍。
朱德歷來謙虛穩重，這次會上則聲色俱厲地追究臨時中央領導的錯誤，譴責他們排斥毛澤東，依靠外國人李德丟掉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命。
在前線擔任指揮的各軍團領導同志，都以親身經歷批評「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贊同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的發言。只有林彪（紅一軍團軍團長）例外。他在第五次反「圍剿」的「左」傾錯誤中，是一員幹將，在會上被批判的「短促突擊」等，是林彪鼓吹過的。他沒有多講話。
周恩來是軍委負責人，他在副報告中承認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地承擔責任，同時批評李德、博古的錯誤。對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王稼祥等的意見，他表示「完全同意」。他還全力推舉毛澤東來指揮紅軍。周恩來態度的轉變也不是偶然的。周恩來後來分析過自己在遵義會議上與博古的態度根本不同的原因。他說：「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這時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這也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地。我決定採取毛主席的意見，循二方面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李德因爭論失敗大怒。此後我與李德的關係也逐漸疏遠。我對軍事錯誤開始有些認識。軍事指揮與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見，對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機動。因此遵義會議上我與博古的態度有區別。」
博古是會上主要批判對象之一，但是態度還是比較端正的。他主持會議，卻不利用職權壓制不同意見，表現了一定的民主作風和磊落態度。他也並非毫無自我批評精神，但限於當時還沒有真正覺悟，所以他在報告和發言中「只承認在蘇區工作的政策上有個別的錯誤，在軍事指導上，有個別政策的錯誤，不承認是路線的錯誤，不承認軍事領導上的錯誤」。《傳達提綱》說他「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是恰如其分的。
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中國共產黨內領導同志中公開反對「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的只有凱豐。他對會議表示持保留意見。
李德完全處在被批判的地位。別人基本上都是圍著長桌子坐，他則坐在房門口一個勁地抽煙。他聽著伍修權翻譯與會者的發言，神情十分沮喪。會議過程中，李德也曾發言，為錯誤軍事路線辯護，把責任推到客觀原因和臨時中央身上。他「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於他的批評」。李德的這種惡劣態度並沒有阻擋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對這位共產國際派來的「大人物」的錯誤做出果斷的、正確的批評和結論。當然，遵義會議以後的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張聞天等也沒有因為他的嚴重錯誤與惡劣態度而影響他在紅軍隊伍中發揮作用。李德在陝北時也曾檢討過自己的錯誤，但離開中國以後，終其一生都頑固地堅持自己的錯誤，在晚年寫的《中國紀事》中繼續為自己辯解，編造事實，把遵義會議歪曲為派別鬥爭，發泄自己對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的仇恨與不滿。
遵義會議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進行總結，展開討論，得到的結論是：博古的總結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會議認為：「不能粉碎『圍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觀的而是主觀的，即我們在軍事領導上犯了單純防禦路線的錯誤，違反了中國國內戰爭中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指出：「我們黨正是由於軍事指揮上在這個時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錯誤的，因此在保衛蘇區與順利的粉碎五次『圍剿』的意義上來說，以及達到西征軍預定的湘西目的地來說，是沒有完成自己的任務。」這就分清了第五次反「圍剿」與長征第一階段中紅軍戰略戰術的是非問題，指明了軍事指揮上路線的錯誤。同時，遵義會議對軍事領導上的嚴重錯誤又明確了責任：「擴大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負主要責任的。」 「政治局擴大會特別指出××同志在這方面的嚴重錯誤，他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他對於華夫同志在作戰指揮上所犯的路線上的錯誤以及軍委內部不正常的現象，不但沒有及時的去糾正，而且積極的擁護了助長了這種錯誤的發展。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同志在這方面應負主要的責任。」
《遵義會議決議》。「××」，指博古。「華夫」，即李德。既然分清了是非，明確了責任，那麼就勢必要轉變路線，變換領導。因此，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並改善軍委領導方式。」為此，遵義會議在1月17日結束時最後做了下列決定。
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
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
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遵義會議推選毛澤東為常委，從此毛澤東進入中共領導核心，這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的歷史上是一件大事。會議決定「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這意味著將解除博古的黨中央總負責人的職務，而由洛甫接替。由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黨中央總負責人，是遵義會議上形成的比較一致的意見。張聞天再三推辭，這個問題就暫時擱置了起來。
會議關於「取消（最高）三人團」的這一項決定，不僅撤銷了博古對軍事的指揮，而且正式撤銷了李德的指揮權。這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的關係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以此為起點，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
遵義會議的勝利，是中央政治局和各軍團領導同志一起團結鬥爭的結果。在這中間，毛澤東、張聞天的配合合作，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張聞天回顧遵義會議時，對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毛澤東的功績和自己的貢獻，曾做過這樣的評價：「遵義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和大批幹部會遭受嚴重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於毛澤東同志，我個人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毛澤東在黨的七大的一次大會講話中，也充分肯定張聞天對開好遵義會議的歷史功績。他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他們兩個人是從第三次『左』傾路線中分化出來的，作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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