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張笑宇：尋找消失的墨家：現代國家組織的隱秘先聲
張笑宇（柏林自由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
歷史小說家孫皓暉的《大秦帝國》里有這樣一場戲，秦孝公孤身前往墨家論政台，在墨家弟子面前為秦國變法辯護，更以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講征服了老墨子。小說里，孫皓暉把墨家寫成了武當派：掌門人修為精湛幾近仙人，弟子們諳熟劍陣維護正義，而且在天下劇變中樂於參與政事。這當然是小說筆法，不過，根據已故著名學者何炳棣的研究，當時秦國的崛起，確與墨家有莫大的關係。
晚年何炳棣
何炳棣先生認為從孝公之父獻公起，墨家已經入秦，並為秦國富強貢獻了兩大最寶貴的財富——先進的城防軍事技術與戰術，以及嚴密的組織管理體系。秦獻公即位時，秦國剛剛在與魏國的戰爭中失去極為重要的河西地，咸陽暴露於魏國軍力視野之中，他亟需先進的軍事技術與戰術來拯救國家於危難之中；另一方面，他即位後四年，墨家巨子孟勝率弟子死於救助友人陽城君的戰鬥之中，「孟勝死，弟子死百八十五人」。何先生認為墨家這種集體殉義的操守深深震撼了秦獻公，促使他下決心從墨者中甄選城守之才。
同時，隨著墨者西仕，墨家的制度組織經驗也深深影響了秦國制度。秦國富強之關鍵在於戶籍制度的革新，傳統學人無不將之歸功或歸罪於商鞅。但何先生經詳密考證指出，連什伍而相坐，此制度其實始於獻公，而且其精神，更是來自於《墨子·尚同》中所引已經佚失的《泰誓篇》：「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意思就是，知姦情而不告，其罪與犯奸巧者同。這一傳統法律精神在《墨子·號令》「守城之法」中，落實為非常具體的徵召與連坐制度。《商君書》只是重複強調了這一制度的重要性而已。總之，墨家對秦建立軍政合一集權制度的貢獻，恐怕猶在商鞅之上。百年之後，荀子入秦，應侯問他對秦政的印象，荀子回答：
觀其士大夫……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
這正是墨子在《尚同篇》中描述「上同而不下比」的理想狀態。
主張「兼愛」、「非攻」的墨家，竟是助力「暴秦」一統天下的重要力量。這個發現恐怕會令我們大跌眼鏡。不過再一想，這也不是沒有可能。柏拉圖在他的政體序列裡面早就說過，僭主最開始都是以「平民的保護者」這個角色出現的，它也是平民制度的一個必然發展。那麼，墨子這個主張平等主義、呼籲兼愛天下之人的政治思想家最後走到支持全方位嚴密監控的集權政治道路上，也不是毫無來由的。不過，墨子給統治者還是加了一個前提，那就是「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這位天子擁有絕對的掌控權，他治下一層層的官僚要「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確保下民們「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寬泛來看，這與柏拉圖的哲學王也沒有太大區別。
再這樣延伸下去，墨者幾乎就要成為兩千年之前的「開放社會之敵人」了。這種跨時代罪名的追捕，對墨家來說當然是冤枉之至——何況墨者是真心以「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為原則行事的：前文中率一百八十五名弟子死不旋踵的孟勝解釋他為什麼要為陽城君赴死時說，陽城君於我，要麼說是我的弟子，要麼說是我的朋友，要麼說是我的主君。如果我此刻不為他赴死，那麼天下人將不復於墨者中求嚴師、不復於墨者中求賢友、不復於墨者中求良臣。這樣輕生重義的大丈夫豪傑，我們真不忍污衊說他們是「通往奴役之路」的幫凶。好在另找理由為他們開脫非常容易：陽城君是因為射殺吳起時誤傷了楚悼王的屍體而獲罪，楚肅王即位時要回收他的領地，但是缺乏合法性憑證——符令。照這樣看來，墨者簡直可以說是為維護封邑獨立和契約精神犧牲的自由鬥士。
這種前後混亂、自相矛盾的評價當然是把當代人的意識形態鬥爭延伸到古代的結果，任何神志清醒的人都能很快明白其中的可笑之處何在。我們今天重新重視這個問題，當然不是為了用今天意識形態領域的左右之爭去套戰國時期的儒墨之爭或儒法之爭。我們提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墨家最終導向秦的一統與墨法實為一體的思想史事件，到底對政治史意味著什麼？
何炳棣先生提到在商鞅、墨者與李悝之前，業已有其它強化國家政權力量的改革，如管仲與子產改革。鄭人對子產改革的反應非常有趣——
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貯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子產改革增加了對世家貴族與國人的賦稅，在一開始引發了國人的反感，甚至激烈到要大家同去「革了子產的命」。但是三年之後，鄭人發現子產增加賦稅、增強國家政權的做法，實質上增強了國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
雖然子產改革與墨者、商君的戶籍制度改革之間尚有本質區別，但背後卻有一個簡約而不簡單的政治學原理：為了廣泛提供包括基本安全在內的公共物品，我們必須建設一個強有力的國家；而為了保證這個國家擁有強大的資源汲取能力和意志實現能力，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誕生之前，我們必須依賴一種對個體實行儘可能嚴格控制的制度，來實行數字化管理，精確地統計國家能夠動員的賦稅提供能力與戰爭組織能力。
當然，也許在墨子這個兼具最偉大理想與最現實眼光的思想者看來，這也是達到「兼愛」和「尚同」的唯一解決方案。
這是秦獻公能夠富強的秘密，也是秦能統一天下的秘密，也是為什麼中國早在兩千年前就建立起大一統國家、而西方社會直到十六世紀才出現近代國家組織的秘密。事實上，現代國家制度確實意味著對公民身份控制能力的增強——叢林中保持古代自由的日耳曼人，他們的生活不需要身份證、駕駛證、警察和指紋驗證鎖。當然，現代國家在十分強大的同時，其控制力又被憲政和法治牢牢約束著。
劉慈欣在《三體》中描寫過這樣的場景：在先進技術發明之前，嬴政利用人力模仿計算機運作原理的場景，這是小說的虛構；而在現代通信技術和科層制度發明之前，墨者們依賴嚴密的組織管理科學建立了現代國家組織，這（很可能）是歷史的事實。
當然，墨者的政治不是秦政。秦政，尤其是後來的秦政丟掉了墨家的理想主義內核，只留下一個制度的空殼，所以後世都把秦政歸為法家制度。不過這裡面也許有被漢代知識分子和儒家扭曲了的歷史記載。比如司馬遷記載說陳涉吳廣起義是因為下雨道路不通，遲到會被處死，但是按照睡虎地秦簡出土的《徭律》規定，遲到超過十天，處罰不過一副鎧甲，而且遇到大雨這類不可抗力，還可以免除刑罰的。再者，如果天下真的苦於暴秦，為什麼起義者打著公子扶蘇的名號，還能夠獲得號召力？
總之，站在平民立場上的墨者助秦一統之後，自身反而迅速消亡。也許秦人學會了墨家的組織科學之後，覺得不必再藉助墨家力量了，墨者們也就自然而然退出了歷史舞台。然而缺乏「兼愛」理念內核的法治空殼真能順利運轉嗎？秦確實建立起無比強大的統一帝國，但二世即亡，真可謂「其亡也忽焉」。而兼具理想主義和現實眼光的墨者們消散之後，為理想主義的儒家和現實主義地法家一道，在漢家制度中共同取代，中華文明的大一統國家構建也因此得以延續。就像漢宣帝說的，漢家自有制度，以霸王道雜之，並非純用周政。墨者們就像歷史中的流星，璀璨划過，消失於天際，彷彿從未出現過。
我們看今天的中國政權建設，時隔兩千年，一些歷史條件已經變化，但是另一些規律並未變動。無論是「什伍相連」還是「支部建在連上」、「支部建在田間地頭」，道理都是一致的：在一片資本缺乏而人力資源豐富的土地上，要建立起成本高昂的現代國家制度，必須依賴最嚴密的組織管理科學。依何炳棣的評價，國史上對傳統政制本質認識最深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漢宣帝，另一個就是毛澤東。
也許何炳棣先生晚年這篇文章，實際上是與毛澤東的一次隱秘對話？對話的一方是思想者，另一方是行動者。如果行動者讀了這篇文章，他會不會更準確地理解這樣的事實——他的組織之所以一統天下，訣竅不在「秦政」，而在「墨政」？自獻公至孝公不過數十年，而墨者之名盡去，世人皆以為秦之富強緣於商君法術，故人皆目為「暴秦」，沒有人相信是那些純粹的墨者們推動了歷史，甚至沒有人相信他們真的存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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