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民本觀

范仲淹的民本觀

安立志

作為北宋文學家的范仲淹，文名蓋過政聲，最為人知的作品是《岳陽樓記》，最為人知的名句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實，他作為北宋政治家從政經驗豐富，不僅留下名垂千古的卓越政績且執政理念深湛。范仲淹的從政史，歷經真、仁兩朝，初於真，著於仁，前後37年。在《范仲淹全集》中，有幾篇賦，如同闡述執政理念的理論專著。其中，《用天下心為心賦》尤為彰顯。一個古人的胸襟，政治與民心，權力與百姓，竟然如此哲理深蘊，真諦明晰，可謂句句格言，字字珠璣。有些話是抽象的，具有指導性；有些話是具象的，具有操作性；有些話借鑒了歷史的鏡鑒；有些話充滿了辯證的思考。以上四個層次，即使角度不同，從總體上都體現了民本精神，可視為古代版的群眾路線。

先看第一層次。「達彼群情，侔天地之化育；洞夫民隱，配日月之照臨」，「不以己欲為欲，而以眾心為心」。極其精闢、極其凝練。這一思想特別是對「愛將眾同，樂於人共」的強調，不僅體現了一貫的「先憂後樂」的奉獻精神，其思想不也是一切順應人民意志，一切服務人民利益，與人民休戚相關，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同其愛憎么！我認為，范仲淹的這些論述，較之《尚書》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唐太宗的「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更接近我們今天的政治現實。從范仲淹的「視以四目，而明乎中外；聽以四聰，而達乎遠邇」，聯想到《尚書·泰誓中》中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可見，在一些懷抱民本主義理念的古人看來，天意即民意。

次看第二層次。范仲淹的「政必順民」「禮皆從俗」，「愛將眾同，樂於人共」，是總的精神，總的追求，這些具有現代政治因子的思想如何貫徹呢？他從實踐與操作層面提出了要求。一是「審民之好惡，察政之否臧」，這讓人想起鄧小平「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這四條原則，而這被鄧小平作為制定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這一基礎上，「有疾苦必為之去，有災害必為之防」，才能真正贏得民眾真誠的信任與擁護。二是「彼懼煩苛，我則崇簡易之道；彼患窮夭，我則修富壽之方」。這裡的「彼」指民眾，「我」指官方。范仲淹將民眾的不滿與擔憂分為兩個方面，一為貧窮，一為苛政。而這與二戰時美國總統羅斯福「免於匱乏」「免於恐懼」的兩大自由彷彿有著相通之處。

再看第三層次。漢繼秦政，唐承隋祚，其開國君主及其同僚們，都戒慎戒懼，十分注重吸取前朝敗亡的歷史教訓。北宋政權較為特殊，宋太祖趙匡胤統一了四分五裂的爛攤子，但取得政權的方式卻帶有宮廷政變的性質。因此，范仲淹在談到前代經驗教訓時，引證的例子比較遙遠，「堯舜則捨己從人，同底與道；桀紂則以人從欲，自絕於天」。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堯舜與桀紂是兩極對立的文化符號，前者是聖君、愛民、善治的代表，後者是暴君、虐民、惡政的代表。范仲淹認為：前者的特徵是「捨己從人」，即約束統治集團的慾望服從民眾利益；後者的特徵是「以人從欲」，即犧牲民眾利益滿足統治集團的慾望。而這正是范仲淹提供給我們的兩面鏡子。

最後看第四層次。在中國漫長的皇權社會中，「以一人治天下，以天下奉一人」，似乎天經地義，以致產生了流傳千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政治格言。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表明，從專制到民主，從人治到法治，是不可阻擋的世界潮流。范仲淹指出，「肆予一人之意，則國必顛危；伸爾萬邦之懷，則人將鼓舞」。作為千年前的古人即已認識到，沒有約束的個人權力，必然導致國家顛危；欲致政通人和，必須順應民意（萬邦之懷）。而這無疑體現了鮮明的辯證思維。范仲淹以賦體闡述其政治理念，自然充滿了古代的哲學理念，比如下文：「必也重乎安危，明夫用舍。弗凝滯於物我，可並包於夷夏。」士大夫階層重視國家安危，就必須明智地抉擇用舍行藏。不能囿於主客觀、本客體局部利益的桎梏與羈絆，而應胸懷博大，兼容並包。

應當提及的是，范仲淹的民本思想與民主政治畢竟不是一碼事。然而，當民主政治尚未實現，臻於民本政治豈是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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