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膠片：合肥張家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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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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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勝利後，張家最後一次大團圓
合肥張家是中國時代變遷的縮影，像是把中國的近代史濃縮在一張膠片上，定格在了張家。張家因時代變遷而崛起，因時代變遷而消散。
中國自清末以來，經歷了集權帝制、太平天國運功、辛亥革命、軍閥混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劇烈的變遷。在這期間，一些大的家族消亡或者離散了，一些新的家族誕生了，在這消亡與誕生之間是歷史背景的變化。
合肥張家便是這些不斷興亡的家族之一，在太平天國運動中興起，在抗戰後分散在世界各地。據周有光的妻子、張家後人張允和回憶：當時合肥有五大家族，周、李、劉、蒯、張，張家敬陪末座，也算是望族。
張家高祖父張蔭谷去世後，李鴻章親自撰寫《張公蔭谷墓表》，由此可見張家和李鴻章關係較好，於是，自然其家族便和淮軍淵源較深。
書生治家——張蔭谷
明朝時期，張蔭谷的祖上從江西遷居到安徽廬州合肥縣，張蔭谷是一位秀才，三次參加科舉考試，無奈都沒有考中。於是，他索性放棄詩書和科舉考試，轉而用心經營家庭事務，教導孩子，他還廣交朋友，撫恤鄉民，使得家族內外和睦相處、團結一心如同一家人。這就是所謂的棄科舉、督家政。
在清末，這種舉動以曾國藩最為著名，而曾國藩作為一代大儒，正是通過這種方式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境界。
他膝下有九子，以張樹聲最為突出，張樹聲繼承父志，中秀才後，等待繼續應考。在張蔭谷的嚴厲監督之下，張樹聲和弟弟張樹珊文武兼修，毫不懈怠。
在太平天國未起勢之前，長江一帶已經有了動亂的跡象。張蔭谷在經歷了一次壽州（今安徽六安市壽縣）動亂後，不禁嘆息道：天下其將亂乎？於是，他開始廣納豪傑，將一些習武之人統統網羅過來，好生招待，勸他們為人正直、見義勇為，與兒子們往來切磋。
當時很多人看不透他的用意。後來太平軍和捻軍對合肥進行了夾擊，張蔭谷散盡家財，招納貧戶，組織團練，擴充武裝部隊，進行自衛，同時又聲援官軍。秀才張蔭谷竟然在這樣的局勢下堅持了七八年。
這些行為和東漢末年的曹操相似，曹操當年散盡家財，招募鄉勇抗擊亂軍，這也是傳統社會中鄉紳的典型行為。可以說，淮軍團練自張蔭谷始。他在召集鄉民進行自衛的同時，開始建造一種原始而特殊的軍事設施：圩子。從此，合肥團練的規模不斷擴大。
或許是歷史的必然，在張蔭谷築堡擴軍的時候，清政府批准了組織地方團練的奏摺，安徽人李文安、李鴻章父子就在執行人之列。於是，張蔭谷命兒子張樹聲率領張家團練加入了李家團練，淮軍便以此為中心開始形成。
清咸豐庚申年（1860）九月十三日，張蔭谷去世了，享年58歲。當時，清軍鎮壓太平軍的戰爭仍未結束，他的逝世，意味著守圩自衛的任務落到了長子張樹聲身上。
棄武從文——張樹聲
張樹聲，張蔭谷長子，字振軒，廩生出身，安徽肥西聚星鄉人。在李鴻章的淮軍中，被公認為「二號人物」，但卻幾乎不見其爭強好勝之跡，有的只是低調、退讓和勤勉。這和其父張蔭谷的教育不無關係。
張樹聲一生只有一妻一妾，而同在淮軍陣營的劉銘傳有8個小妾。在淮軍陣營中，李鴻章最為看重張樹聲，因此在其回鄉丁憂期間，推薦張樹聲接替他為直隸總督。
淮軍士兵
張樹聲始終保持著儒學子弟的特徵，看似靜默，實則狂潮；看似傳統，實則創新。他不放過任何一次機會，且主動出擊，譬如爭取成為淮軍的先頭部隊；他不肯守舊，就算面對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他也要倡言西學，改革舊制。
他的辦學精神一直延續到孫子輩。他的兒子張華奎赴川任職時，隱約還能看到他務實做事的影子。
在淮軍的諸多將領中，張樹聲被譽為文武全才，他也是第一個棄武從文邁向政治舞台的淮軍將領。自張樹聲以來，張家註定與蘇州有緣。
同治十三年（1874），張樹聲再次回到蘇州，在經歷了山西按察使、布政使及署理山西巡撫和升任漕運總督後，他終於坐定了江蘇巡撫實職，若干年前，李鴻章正是從這個位置上起飛的。
遙想當年攻打蘇州時，張樹聲根本來不及細看這座古城的模樣，只知道離開時，城內外斷壁殘垣，建築、古迹、景觀等幾乎蕩然無存。
在張樹聲到任江蘇巡撫後，實施了一系列重修、重建工程，比如重建滄浪亭、浚治太湖並修建橋樑等，其中，最能體現其施政思想和對後代影響最大的當是重建紫陽書院。
紫陽書院是當時江南第一書院，從同治十一年張樹聲到任巡撫，他花費兩年時間、耗巨資在原址重建書院，並奏請同治皇帝書「通經致用」匾額而懸。
紫陽書院到了後期改為江蘇師範學堂，羅振玉任督導，王國維曾在此任教。解放後成為蘇州中學，樹木蔥鬱，古建滄桑，古碑林立，不遠處正是教育家匡亞明的題字「科學樓」，與張樹聲碑記只有幾步之遙。
巧合的是，匡亞明年輕時曾在張樹聲之孫張武齡創辦的樂益女中教書，還曾跟著張武齡學習古文詩詞，自稱受益匪淺。張樹聲即使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仍然沒有忘記倡導新學，這對其子張華奎短暫的一生產生很大的影響。
川東道台——張華奎
抗戰爆發後，張家四姐妹之一的張充和從南京遷到重慶工作。在重慶，她遇到不少知情的老人，他們向他談起一個人，此人在重慶為官9年，做了很多事，這正是她的祖父張華奎。
張華奎是個進士，由於父親張樹聲官居高位，所以他出來做事很晚，但是後來，他一入仕就是「川東道台」。
在張華奎短暫的從政生涯中，最出名的就是「大足教案」。張華奎在川東道上「閑置」多年，轉折點是劉秉璋入川任總督起用了他。劉家與張家是姻親，劉秉璋賞識張華奎的才氣，調他治理四川鹽務。後來，見他辦事認真，於次年讓他做建昌道台。
張華奎雖是淮軍「二號人物」張樹聲的長子，卻從未因此而讓他官運亨通。光緒壬午年（1882）年，張華奎中了舉人。他是長子，也是張家最器重的兒子，因他讀書最好。
1889年，張華奎「雙喜」臨門，首先，他中了進士，可以告慰父親在天之靈了；其次，他有了「兒子」。作為張家的長房長子，張華奎一直膝下無子，最後他不得不從張家五房過繼一個孩子。
於是，張華奎帶著這個剛出生18天的「兒子」從京城赴四川巴縣上任了。穿行長江，驚濤駭浪給這個男嬰留下了終生的傷害，巨大的聲響嚴重傷害了他的耳膜。
在川東道任上，張華奎遇到了一件棘手事——「大足教案」。中法戰爭後，法國勢力在中國日長，傳教人員的行為引起了當地百姓的不滿情緒。
1890年，在四川省大足縣龍水鎮，法國教會與當地舉辦的迎神活動產生衝突，以挑煤為業的余棟臣組織當地數百群眾殺死教民12人，號召驅逐傳教士，一時嘩然，引發了震驚中外的「大足教案」。
此案發生後，朝廷當即下旨督促劉秉璋迅速查辦。劉秉璋責成張華奎即刻辦理。張華奎以為處理教案，不能偏袒任何一方，一定要客觀公正，據理力爭，當然這要有超凡的協調能力。直到張華奎終任，民教不復滋事。
張華奎生於1848年，死於1897年9月4日，年僅49歲。年僅8歲的張武齡隨著母親劉夫人扶柩還鄉，幾十年後，張武齡也是在49歲的時候去世了。
在重慶任上，張華奎曾參與辦學，如廣益書院，現在成了一家中學。而他的兒子張武齡終生都在辦學。
校長與父親——張武齡
張武齡的一生，只有兩個角色：父親和校長。他不再像他的父輩、祖輩一樣，馳騁疆場和官場，作為一個望族之後，他做出了另一個明智的選擇。
辛亥革命前夕，清末政局在風雨中飄搖著，淮軍將領都已經塵歸塵、土歸土，他們的後裔，有的離開軍旅仕途，有的改行進入商業、學界，或是留洋海外，更多的則遷居上海、天津、廣州等沿海城市。
江淮一帶，自古以來學風日盛，不斷衍生新風。1906年，張武齡結婚了，時年17歲。1913年，張武齡24歲，攜家眷從合肥出走上海。
對於張武齡出走的原因，張家第五個孩子張寰和和夫人周孝華分析得很有道理：懶散、奢靡、不思進取，納妾的納妾，吸鴉片的吸鴉片，賭博的賭博，張家的書香氣息越來越淡。
張武齡一生從未納妾，無不良嗜好，但他無力改變這一切，他能做的恐怕只有出走。他已經有了幾個女兒，他擔心她們的未來。
從張武齡的一生來看，他似乎只做了兩件事，辦學和培養孩子。張家從張樹聲開始就有辦學的傳統，而辦學對張武齡來說卻成了職業。
張武齡辦學的思想應該是在上海形成的，馬相伯在上海創辦震旦學院（復旦大學前身），引起了他的關注。他在辦學時專門去拜訪了馬相伯。馬相伯的弟弟馬建忠，正是被張樹聲派往朝鮮處理「壬午兵變」的特使。
張武齡傾心西學，這一點在他對孩子的教育上有所表現，妻子一去世，他就把在家讀書的三個女兒送到女子學校。辦起樂益女中後，他又接回三個女兒就學。除了樂益女中，張武齡還創辦了平林男中。
他在辦學過程中表現出了一種包容的特性，在樂益女中開創了一個校風學風開放的教育試驗場。當張聞天、侯紹裘、葉天底等人離開樂益女中後，又有一批進步人士來到學校，他們是匡亞明、顧詩靈、郁文哉等。
1938年，他患病去世，享年49歲，他所創辦的樂益女中持續了17個年頭。
抗戰勝利後，兒子張寰和接過了父親辦學的大棒，他賣掉祖父在南京的房產，用來複校，張充和也趕來助教，還親自題寫了校名。
九如巷姐妹花
葉聖陶說：九如巷張家的四個才女，誰娶了她們會幸福一輩子。張家四姐妹是當代中國大家閨秀的典範，境遇也許各異，吉凶禍福中流露的卻始終是書香門第貞靜的教養。
前左起：允和、元和 後左起：充和、兆和
合肥張家四姐妹張元和、張允和、張兆和、張充和，分別嫁給了四位名人：崑曲名伶顧傳玠、語言學家周有光、小說家沈從文和美籍德裔漢學家傅漢思。
四人中，才華最高要數張充和，而用情最深算是大姐張元和。由於崑曲，張元和愛上了崑曲當紅小生顧傳玠，後來經顧傳玠的同學、張元和的弟弟張寰和的牽線，兩人最終情定崑曲。
雖然，顧傳玠後來不再登台獻藝，但當時的社會環境依然使其背上戲子的標籤，即使顧傳玠後來去讀大學，甚至改名為顧志成。張元和婚後是否幸福，我們不得而知，在張家四姐妹中，張元和話最少，從來對顧志成沒有半句怨言。
在1949年初，顧志成在廣州成立貿易公司的分公司，本打算接元和、孩子去廣州，但「江陰失守」後，他決定要去台灣。張元和雖不能明白，但她依然選擇跟隨。
顧志成去世後，在張元和的履歷中，除了1966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任「秘書」4年外，別無他職。她最大的事業就是婚姻。「愧，愧，愧對志成！」這卻成了張元和在顧志成去世後的感慨，並且她多次組織演出來紀念顧志成。
在張家四姐妹中，結婚最早的是張允和，也是張武齡參加的唯一一場女兒的婚禮，婚後張允和和周有光就住在九如巷附近。
才女張允和與語言學家周有光成了一對讓眾人羨慕的伉儷。他們相敬如賓，舉案齊眉。他們每日要碰兩次杯，上午紅茶、下午咖啡，這個習慣保持了幾十年，雷打不動。
除了和周有光令人羨慕的愛情外，張允和在張家四姐妹中，新銳思想最突出，她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女人不是花》，那時候是婦女解放運動在中國開始萌芽，她反對人家說機關里的女職員、學校里的女教師都是瓶中花。
三姐張兆和嫁給了她的「老師」沈從文，當時張兆和因為多科成績不及格，晚了一年到上海讀大學。出於對中文的偏愛，她選聽了沈從文的課，正是這次的選課，使得沈從文愛上了這位被同學稱為「黑牡丹」的中國公學全能第一、學校女子籃球隊長的張兆和。
張充和是四姐妹中才華最為出眾的一個，她拒絕了大詩人卞之琳的追求，在姐夫沈從文的撮合下，嫁給了美籍德裔漢學家傅漢思，於結婚後次年赴美定居。
到美國後，張充和與傅漢思的生活陷入了窘境。張充和在圖書館找到了工作，傅漢思一度待業多年，為了應付開支，張充和賣掉了收藏多年、乾隆年間的家傳古墨，一個日本人肯出價10000美元，算是很高的價格了。
她對傅漢思說：「我做事吧，你去讀一個中文的博士!」張充和做了8年的圖書館館員，直到10年後傅漢思取得中文博士學位，進入高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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