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十字路口上的英國共產黨

新聞 05-24

1956年：十字路口上的英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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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拋出「秘密報告」，引發世界各國共產黨的集體恐慌。是年底，匈牙利事件爆發，蘇軍武裝佔領匈牙利以鎮壓「反革命」。以這兩個事件為結點的1956年，成為國際共運史的分水嶺，也是戰後世界格局演變的標誌性年份。對英國共產黨來說，1956年則是自建黨以來最危急的時刻，也是英國「新左派」運動的「元年」。

蘇共二十大對英國共產黨的衝擊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召開，英國共產黨派出由英共總書記哈利·波立特(Harry Pollitt)、總書記助理喬治·馬修斯(George Matthews)、副主席和黨的理論家帕爾默·杜特(Palme Dutt)組成的代表團出席蘇共二十大。在二十大的公開報告中，赫魯曉夫在歷時七個小時的長篇大會報告中僅有一次明確提及「斯大林」。儘管如此，他卻列舉了蘇聯經濟、社會中存在的問題與不足。米高揚(Anastas Mikoyan)在隨後的大會報告中進一步檢討了蘇聯實行的內外政策。然而蘇共二十大的公開報告並沒有起到爆炸性的影響。真正具有爆炸性影響的是赫魯曉夫在大會即將結束的2月25日拋出的「秘密報告」。在秘密報告中，赫魯曉夫披露斯大林黨同伐異、誅殺異己、破壞民主與法制的種種「罪行」。

蘇共對斯大林問題的清算，使英共猝不及防。兩個月前，英共還在黨報《世界新聞》(World News)的聖誕一期中，頌揚斯大林是「共產主義的偉大領袖和社會主義的設計師」。因為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是在沒有外國代表參加的情況下拋出的，因此英共代表團最初並不知曉秘密報告的內容。即使如此，蘇共二十大公開報告中對斯大林問題的揭露也未被英共代表團所重視。在馬修斯向英共執委會彙報蘇共二十大的報告中，重申斯大林時期的路線得到繼承，指出英共黨員的任務是遵循斯大林路線，不要對斯大林時期的問題進行爭論。3月17日，馬修斯在《世界新聞》撰文討論蘇共二十大的政治重要性，他的評論完全建立在已出版的蘇聯領導人的講話之上，而且他的分析明顯是為斯大林開脫，要求人們繼續保持對斯大林的忠誠。大約到3月中旬，英共另一份報紙《工人日報》(Daily Worker)內部的工作人員已經知曉秘密報告的主要內容，但《工人日報》拒不刊登秘密報告揭露的事實及相關的國內外消息。

直到4月21日波立特在《世界新聞》刊登關於蘇共二十大的第一篇文章時，英共黨員才知曉秘密報告的大概內容。但波立特沒有說明他的文章是以秘密報告文本為依據，而且他的文章忽略了秘密報告中一些令人不安的細節。儘管如此，對於那些早已問詢與討論蘇共二十大的人而言，波立特的文章進一步確認了急需在黨內進行廣泛討論的必要性。波立特的第二篇文章刊登在5月5日的《世界新聞》上，這篇文章試圖回答一個問題：斯大林主義是如何出現的。但是黨的出版物仍然沒有公開討論蘇共二十大的主要問題，黨的領導層對蘇共二十大在黨員中引起的騷亂茫然無知。英共意識形態大師杜特在5月份《勞工月刊》(Labour Monthly)的「每月筆記」中寫到：

「大辯論最重要的主題是什麼？不是斯大林。太陽上的黑斑只會讓根深蒂固的太陽神崇拜者吃驚。不是對安全機構的濫用。在一個需要不懈努力以應對嚴峻考驗的時期保證了蘇聯成就的取得。想想看，一場偉大的革命在沒有反對意見、苦難、不公正和超負荷的情況下發生，那只是一種幻想，而這種幻想僅適合於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人。他們需要了解人類進步的道路是荊棘叢生、坎坷不平的，不僅需要大無畏的勇氣，也會伴有眼淚與鮮血。」

杜特認為斯大林的錯誤只是「太陽上的黑斑」，黨內知識分子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人」，他們的爭論是建立在幻想之上的。杜特的這番話刺激了那些對英共領導層無視蘇共二十大揭露出來的問題而憤懣滿腹的人士，他們紛紛致信《勞工月刊》，指責杜特的出言不遜。迫於壓力，杜特在6月2日《世界新聞》上發表道歉聲明，並在隨後一期的《勞工月刊》中對此表述進行了修改。隨後，英共總書記波立特以病情惡化為由辭職，英共秘書約翰·高蘭(John Gollan)繼任總書記。

6月5日《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發表秘密報告全文，10日英國《觀察者》(Observer)刊登秘密報告全文，《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則以小冊子形式將秘密報告予以出版。但秘密報告的公開出版並沒有在英共出版物中引起激烈爭論。《世界新聞》第一次提及秘密報告是在6月30日。英共領導層顯然不願意討論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引發的道德危機和政治危機，故意阻止相關評論，代之以討論「工人團結」的主題。英共領導層的做法引起了黨內知識分子的不滿，以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為核心的知識分子們開始尋求改變之道。

英國共產黨的抉擇

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是英共全國文化委員會的下屬組織，集中了一批對歷史感興趣的黨員，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進行歷史研究。當西方廣泛知曉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時，史學家小組成員最先積極地要求廣泛地和不受限制地進行討論與辯論。那麼，為什麼歷史學家最先站出來反對英共領導層在蘇共二十大問題上的不作為呢？時任歷史學家小組主席的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認為：

「主要原因在於，（歷史學家）除了以個人和激進共產黨員的身份面對時局以外，還必須發揮自己的歷史專業能力。在斯大林統治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及那些事情為何遭到了隱瞞，這都是名副其實的歷史問題。至於英共黨史上一些懸而未決、未受討論的階段性問題，也都與莫斯科在斯大林時代做出的各種決定具有直接關聯。英共要求他們無條件贊同赫魯曉夫，歷史學家們卻不明就理，只能為政策背書，但是歷史學家只講證據。」

出於歷史學家的職業自覺，史學家小組要求在英共黨內公開自由地討論蘇共二十大揭露出來的問題，進行黨內改革。4月8日，史學家小組通過決議，對英共二十四大沒有公開討論蘇共二十大的影響表達不滿，同時對英共領導層沒有對英共過去全盤接受蘇聯政策和觀點的做法而公開表示後悔也表達不滿。7月，史學家小組就英共黨史編纂問題，與英共領導層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迫使史學家小組討論改變小組的組織形式，他們希望脫離英共。

與此同時，史學家小組成員約翰·薩維爾(John Saville)和愛德華·湯普森(Edward Thompson)要求在黨內出版物上對蘇共二十大和秘密報告揭露出來的問題進行公開自由的討論。最初他們尋求在黨的出版物上進行討論，然而英共領導層禁止黨的出版物進行相關討論，迫使薩維爾和湯普森創辦一份期刊——《理性者》(Reasoner)——發表自己的看法並提供一個平台在英共黨內討論相關問題。編者強調在當前危機下，充分而公開的討論是必要的。然而《理性者》的出版卻違背了英共領導層的意願，薩維爾和湯普森先後被所屬的約克郡選區和英共執委會約談。薩維爾和湯普森要求英共保證自由而公開的討論，而執委會則認為《理性者》的出版完全是關乎英國共產黨的原則和規章制度。約談未果，《理性者》第二期出版。英共執委會在九月份會議上繼續要求薩維爾和湯普森停止出版。薩維爾和湯普森考慮到繼續出版《理性者》的後果及他們出版的初衷，最終決定出版《理性者》第三期後停刊。

面對蘇共二十大和秘密報告揭露的問題，以C.希爾（C. Hill）為首的一部分同志則寄希望於黨內改革。根據英共二十四大討論的結果，執委會成立了黨內民主委員會。1956年7月，黨內民主委員會成員增至15人，其中10人是黨的全職工作人員。9月，英共開始在《世界新聞》上討論黨內民主問題。黨內民主委員會在1956年9月11日至12月6日間總共召開了11次會議，會議總時間超過50個小時，最後由12名成員署名的多數派報告獲得執委會的接受。而由希爾、彼得·卡多根(Peter Cadogan)、馬爾科姆·麥克艾文(Malcolm MacEwen)聯合起草的少數派報告被執委會拒絕。少數派報告的基本觀點是必須兼顧黨內民主與團結。黨的團結依賴黨員對共產主義目標和理想的共同信念。除非允許這種信念通過自由、民主的討論得以增強，否則團結就會面臨危險。少數派報告的一個中心點是批評執委會壟斷權力，有損黨內民主。少數派報告還批評了黨的等級制和對蘇聯政策的服從，「執委會不加批評地支持蘇聯政策而不惜分裂黨、敗壞黨的名聲和致使黨孤立」。少數派要求英共完全獨立於蘇共，並要求全體黨員有權自由發表言論。少數派報告的被否決，證明通過黨內會議解決黨內民主問題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希爾等人隨後退黨。

1956年3月到1957年年中，英共知識分子黨員不顧領導層的限制和反對，在英共黨內和出版物上對蘇共二十大揭露出來的問題進行了集中討論。從刊發在《工人日報》和《世界新聞》上的信件與文章中可以看出，英共知識分子的討論是要重新檢視他們作為共產黨員的思想與行動，重新評判英共對社會主義、民主、黨和國家、與蘇共關係等問題的看法。最初，英共知識分子僅僅將討論限制在黨內，並沒有要求反對英共執委會。但隨著事態的發展，特別是匈牙利事件後英共的聲明，迫使英共黨員公開反對英共領導層，並且使很多黨員紛紛脫黨。

匈牙利事件與英共危機的最終形成

1956年底發生匈牙利事件，面對蘇軍開進匈牙利鎮壓「反革命」的舉動，英共執委會立即發表聲明予以支持。聲明說：「納吉(Nagy)政府在謀殺和處決共產主義者之後，公開敵視蘇聯。蘇聯不斷對反革命力量讓步……法西斯主義與西方干涉的危險迫在眉睫。」因此，「新匈牙利政府和蘇聯軍隊在匈牙利的行動應該得到世界各地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支持。」英共的舉動在黨內引起了激烈爭論，爭論的主題是共產黨與國家主權和獨立、匈牙利暴動是反革命還是人民運動、不同意執委會做法的同志如何表達自己的批評。大部分黨員支持執委會的做法，只有相當小的一部分同志表示反對。這一小部分大都是知識分子，他們的行動迫使英共領導層慢慢注意到英共所面臨的危機，但這是以相當數量的有影響力的黨員的脫黨為代價的。

面對匈牙利事件，湯普森和薩維爾在《理性者》第三期要求英共執委會必須立即：（1）公開聲明與蘇聯對匈牙利的行動沒有任何關係；（2）要求蘇聯立即撤兵；（3）明確宣告與波蘭工人黨團結一致；（4）立即召開選區大會，並在新年時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如果這些要求得不到滿足，那麼他們就立即呼籲其他黨員公開宣稱不接受英共的領導，但他們仍然堅持社會主義信仰。這些言論無疑是對英共路線的公開挑戰，英共則將他們的行為視為對紀律的踐踏，決定暫停二人的黨員資格。薩維爾和湯普森隨後發表關於暫停黨員資格的聲明，決定即刻退黨。

面對英共對蘇軍鎮壓匈牙利革命的支持，一些英共歷史學家們聯名簽署抗議函，主要內容是：「英共執委會對蘇聯在匈牙利所採取行動的無條件支持，是英共在考慮政治問題時經年累月扭曲事實、文過飾非所導致的惡劣後果。我們曾經希望蘇共二十大揭露的問題能夠使本黨高層及報刊認識到，除非馬克思主義理念衍生自世界的真相，否則便無法獲得英國工運的支持。蘇聯暴露出來的嚴重罪行，以及隨後波蘭、匈牙利勞動人民與知識分子對冒牌共產主義官僚集團及政治體制進行的反擊，一再證明過去十二年內我們的政治分析是基於錯誤的事實之上。但這並不表示理論已經過時，我們始終堅信馬克思主義方法的正確性。」抗議函由希爾代表簽名者寄往《工人日報》，《工人日報》主編卻以信中內容不合適為由拒絕刊登。這封信最終在《論壇報》(Tribune)（1956年11月30日）和《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1956年12月1日）上刊登出來。英共執委會迅即反擊，以高蘭、馬修斯為一方，以希爾、霍布斯鮑姆為另一方，雙方在《世界新聞》上展開激烈爭論，持續了3個月。

等到英共領導層終於避開前所未有的公開反對浪潮，在1957年重新站穩腳步之後，英共已經流失了四分之一的黨員和其機關報《工人日報》三分之一的員工，而且共產黨知識分子也多半一去不返。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之後有約2,000名黨員脫黨，在匈牙利事件後又有5,000名黨員脫黨。1956年6月英共總人數為34,117名，到1958年2月銳減為24,670名，損失比例為27.7%。英共1956年危機不僅表現為黨員數量的減少，還表現為有影響力的工聯幹部和傑出的知識分子的損失。其中包括著名歷史學家，如湯普森夫婦、薩維爾、希爾等人，還有一些工會運動的領導者，如貝爾·瓊斯(Bell Jones)、狄克·西布魯克(Dick Seabrook)、約翰·霍默(John Homer)、波特·韋恩(Bert Wynn)等。蘇共二十大和匈牙利危機也為托洛茨基派提供了反對英共的絕佳時機，吸引了一批英共黨員加入托洛茨基組織。由此造成了英共自建黨以來最為嚴重的危機。

蘇共二十大的公開報告和秘密報告清算了斯大林問題，然而卻沒有提供替代理論，這使英共突然面臨路向何方的抉擇。最初，以英共知識分子為代表的英共黨內少數反對派要求對蘇共二十大揭露出來的問題進行公開自由的討論，進行黨內民主改革。然而他們的要求卻遭遇了英共領導層的抵制或壓制，迫使他們尋求改革之路。史學家小組成員充當了黨內反對派的急先鋒，或創辦新刊物提供黨內公開討論的平台，或編纂可信的黨史，或起草民主改革方案，或刊登抗議函，等等不一而足。但是，他們的努力並沒有得到應有的結果。匈牙利事件後英共執委會的聲明更使一些黨員不滿。最終，英共知識分子黨員和工運領導者有相當一部分脫黨。他們的脫黨最終迫使英共領導層意識到進行黨內改革和討論與反思的必要性。英共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員，1956年危機不僅是英共歷史的分水嶺，也是國際共運發展史上具有標誌性的事件。

（作者繫上海外國語大學英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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